陕南山里日本女人的一生：战时远嫁，从军官太太到农民老婆

一波又一波的记者、“公家人”来看她。来了，她就唠两句，走了，说句：“慢慢儿的”。

聊到开心时，她缓缓翘起二郎腿哈哈大笑，露出磨得参差不齐的牙。更多时候话到嘴边又咽下，摇摇头没精神：“不提了，不去想，一想心里就难受。”

隔三差五就有记者来采访，村民们都习惯了，午后抱着孩子聚在她家门前唠家常。他们听说有出租车司机明明知道她家，开个高价，拉客人绕竹林关转一大圈再回来。

他们感叹王玉兰88岁还会写字，两颊还有红脸蛋，年轻时更是长得“排场”，会骑自行车，会跳绳。

王玉兰觉得自己是个苦命人，嫁了四次，脸上不光彩。她做过军官太太，当过农民老婆，没生过孩子。

除了王玉兰，她还有一个名字——水崎秀子。

“一等”军官的阔太太

1929年，水崎秀子出生在日本福冈县一个渔民家庭，是家中独生女。

她不愿回忆童年，“一说心里就难受”。她怨父亲在外面玩女人，女人卷走了钱，母亲离家出走。

1942年，13岁的水崎秀子被送到中国长春，投靠在“伪满洲国”做生意的姑姑。自此，“王玉兰”再也没见过父母，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去世的。

在姑姑家住了几年后，十七八岁时经人介绍，王玉兰和国民党营长宗开国结婚。她显然对这段婚姻很满意，告诉记者当时姑姑也很高兴，觉得她“嫁了个一等的”。

她回忆宗开国长得也很“排场”，两人脾气很温和，都不骂人。结婚时宗开国请了关系好的朋友下馆子，还送了她戒指。

王玉兰从此成了太太，这段“太太时光”是她乐意提及的。

宗开国给她请了一个60多岁的老汉做饭，逢星期天回家时，就带她去看戏、逛街。那时她只会说简单的中文，也教宗开国说日语。

有一次她从长春坐飞机回沈阳，宗开国有事，派人去机场接她。她比宗开国先到家，家里的朋友们让她藏到楼上的房间里。宗开国赶回家后，大家逗他太太没回来，让他一顿着急。

“太太时光”大概只持续了半年，宗开国打仗去了。“往日打仗不兴带家属，他出发了，把我撂了。”

王玉兰从此没了丈夫的消息。“他走了，我也没个地方去。”她中文说不好，也不敢多说话，“心里整天咚咚咚，怕一句话说错了就坏了。”

王玉兰孑身一人，等不到宗开国，别人把她介绍给另一个当兵的雷国顺。比起宗开国，雷国顺是个“小兵”。

“小兵”的二房媳妇

1949年，雷国顺把王玉兰领回陕西老家，起初把她留在商南县城，没敢领回村。他家里还有一个老婆，父母包办的。

王玉兰后来跟养女宋秀梅回忆，雷国顺跟家里人讲，这个女人不会针线活，但是人家识字，就把她带回来了。“后来啥都学会了，会放线、会做针线，做鞋做得好呢。”宋秀梅告诉记者。

这个曾经的军官太太很难向谁哭诉心里的委屈，陕西话也说不明白。

她后来的儿媳刘改凤听说，婆婆当年来村里时，烫发，黑裙子，戴着金镯子、金项链，穿着高跟鞋，皮的。之后没钱，把首饰都卖了。

宋秀梅告诉记者，母亲从东北回来时带了一块怀表，还带了一床丝绵的被子，后来从雷国顺家出来时，都给他留下了，什么都没拿。

跟雷国顺生活大约一年后，两人到公家办了离婚。

后来，村里的刘姓妇女主任把她介绍给村民宋治福，他比王玉兰大一岁。

宋治福父母都过世了，家里很穷，住草房。王玉兰还是答应了，她说宋治福也可怜，自己也可怜，两个人在一起是没有办法的事。

他们结婚，没有孩子。结婚几年后，从别处抱养了一个2岁女婴，起名宋秀梅。宋秀梅记得父亲说他们家就像《红灯记》里的三口人，一家人三个姓。

那时流行看样板戏《红灯记》，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员李玉和一家三代和日军斗争的故事。

在宋秀梅印象中，父母总是吵架。父亲宋治福是个勤快人，但一个农民挣不了什么钱。“母亲浪漫惯了，吃的穿的用的都要好的，喜欢在外头串门，父亲看不惯。”

王玉兰每年过年都要给女儿办置新衣服，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宋秀梅记得有一年，父亲说今年没钱不要给她买新衣服了，母亲说：“就一个小孩你还不给穿，买！”

贫农的糟糠妻子

宋秀梅听母亲跟她讲过一个“东北男朋友”的故事，母亲曾以为他打仗死了，才嫁给了雷国顺。

和宋治福结婚一两年后，有一个男人找到他们家。男人从东北出发时，身上带着1000大洋，路上花光了，一路要饭到了陕西，打听到他们家院子。

男人问邻居王玉兰是不是住在这里，邻居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说院子里从来没的这人。男人说他打听过，只要见一面就行。邻居怕男人把王玉兰领走，没说实话。

男人走了。过了五六天，邻居才把这件事告诉王玉兰。

王玉兰哭了很多天。

但宋秀梅不记得这些了，她只记得当时家里吃上顿没下顿，“都吃不上哭啥嘛”。

那时候，商南县在生活上照顾身份特殊的王玉兰。

宋秀梅记忆中，母亲花八毛四去粮站领香油，回来可以两块五卖出去，赚些零花钱。她用零花钱买水果糖、雪花膏。

别人穿的都是老粗布，母亲穿深蓝色的好布料，是全村最好的。宋秀梅上小学，穿的也是班里最好的。

小学一年级，宋秀梅和班里同学吵架，同学骂她，“你妈是日本人！”她不信，回家问她妈：“人家说你是日本人”，王玉兰骂小孩。

学校的小孩不依不饶，说你妈就是日本人。后来王玉兰承认了，告诉宋秀梅：“你就说我妈是日本人你能咋？”

宋秀梅第二天找小孩：“我妈就是日本人你能咋？”小孩被宋秀梅的理直气壮灭了气焰，“我说你妈是日本人啊，你还不信呢”。

同学们表面嘲笑，心里好奇日本人什么样。宋秀梅说很多同学借到她家玩的名头，来看母亲。

也有小孩上学路过她家门口，朝里面大喊一句：“打倒日本鬼子”！刘玉琴就是其中一个，王玉兰不搭理她。

在村里，王玉兰的人缘好得很。因为识字，她成了供销社的售货员，管记账。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需要帮忙，王玉兰几天几夜去帮忙，尽心尽力。

1976年，宋治福病死了。宋秀梅觉得父亲生病是因为和母亲整天吵架，气得一口气没上来得了坏病。

王玉兰很快改嫁，嫁到了丹凤县白李湾李明堂家。宋秀梅劝她不听：你到哪去都是给人家养小的老的。

鳏夫的“老来伴”

李明堂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和十八岁的女儿，丧妻十几年。

47岁的王玉兰第一次去李家时，李明堂的弟媳妇刘新梅下厨擀面条，“来了个嫂子，长得好，心里喜欢。”

这里的人不是姓白就是姓李。王玉兰进了李家门，村里人多半就把她当成自家人。

王玉兰觉得李明堂很善良，手很巧，会做木匠活。李明堂不用她做饭，总让她去休息。儿媳妇刘改凤说婆婆说什么，公公都依。

他们成了村上红白喜事最热心帮忙的人。李明堂做一手好菜，切肉炒菜，王玉兰做凉菜。

这时候的王玉兰已经和陕西人没有任何区别，吃陕西的辣椒，说纯正的当地话。村里人对她评价很高，甚至要推选她做乡人大代表。

老村支书白启颜评价王玉兰：人又勤奋，性格泼辣，说话又活气，群众基础很好。村里有老人行动不方便，王玉兰冬天去河里替她们洗衣服，帮她们做饭。

刘新梅很喜欢嫂子。那年她生病住院半个多月，王玉兰每天到她家给几个孩子做饭，洗衣服。大年三十她出院，年饭也是在王玉兰家吃的。

李明堂女儿出嫁，王玉兰做了8双鞋，除了新郎新娘的，新郎的6个兄弟姐妹每人一双。

日子安定下来，2002年王玉兰曾经申请过回日本探亲，没想到得到的回应是，水崎秀子已经回国定居了。

王玉兰被冒名顶替了。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假水崎秀子伪造了证件和印章，在1995年领着儿孙6人回日本落户。

2005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派人来到陕西王玉兰家，进行了DNA取样等一系列复杂的取证调查后，确定王玉兰为水崎秀子本人。

2006年4月，时隔60多年，王玉兰和老伴李明堂一起回到日本，见到了表姐。77岁的王玉兰已经不会说日语了，和姐姐说话得靠翻译。

相隔多年，太多话不知从何说起。翻译官在场，王玉兰浑身不自在，吃饭也不好意思，丈夫在一旁大口吃。

正如13岁那年，她觉得日本没有她容身之所一般，在日本待了两个多星期后，王玉兰选择和丈夫回陕西。

她甚至没有留表姐或者侄子的联系方式，如果打电话，还要请翻译官。

独守空房的耄耋老人

2015年，李明堂过世。养女宋秀梅的丈夫周平安去吊丧，他一进门就看见丈母娘张着大嘴在哭。

在此之前，李明堂夫妻两人已经把老房让给了养子一家，儿子儿媳为老两口盖了两间砖瓦房，把老房改成了当地流行的二层楼房，两个房子前后院。

李明堂过世后，王玉兰独自一人住在小瓦房里，儿媳每天给她端两次饭来，家里人吃什么，儿媳就给端一碗什么来。

儿孙们回家团聚也不例外，家里人一起在楼里吃，端一碗送到小屋里。中午儿媳送午饭来，顺便收走早饭的碗。

土屋里除了几个空箱子，几床厚被子，没什么家具。箱子上、锅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屋里黑黢黢的，没有取暖设施。

儿媳妇说给婆婆买过电热毯，但是婆婆年纪大，不会调开关，怕出意外就没用了。

2017年4月，媒体报道了王玉兰，称在中国生活了70多年的日本老太没有户口，无法享受高龄补贴等政策。

关注蜂拥而至。社会组织和当地领导看了老太太的居住环境，为王玉兰联系当地养老院，带她理了发，买了衣裳和拐杖，去养老院参观了一圈。

儿媳妇听说有人要把婆婆送到养老院，还要签协议：如果老人生病或过世，家里出钱医治，接回埋葬。

她坚决反对王玉兰去养老院，说婆婆有儿子媳妇，被接到养老院，让她面子往哪搁？再者，婆婆在家里住了几十年，现在去养老院，万一国家给拨款，补助是不是就给了养老院？

儿媳妇大嗓门，当着王玉兰的面，跟外人们解释其中的道理，王玉兰一边默不作声，末了说一句，媳妇说得对。说完跟记者指指自己的脸，小声说一句：“人总是要脸嘛，名声不好听。”

王玉兰不去养老院了，心里觉得愧疚，毕竟收了人家的拐杖。

来探访王玉兰的不止领导，记者，还有公安局的人。

4月中旬，几个穿警服的公安来到小土屋门前，问王玉兰，“你儿子给你饭吃吗？”“给。”“一天给几顿？”“两顿，我晚上不吃。”“要是不给你饭吃告诉我们。”“好。”

公安局的人走了，王玉兰反复跟身旁的记者说，“这个人说要是不给我饭吃就告诉他，也没留个电话呀？”

王玉兰的养女宋秀梅住在临县，她腿脚不方便，走路一瘸一拐，跟过往的人打听李家儿媳管不管她妈，别人说管。

她告诉记者：“她要是不管，我让我老伴儿去把她接回来，毕竟养活了我二十多年，我管。”

王玉兰嫁到李家后，宋秀梅怕李家介意，不常去李家。她老伴去镇上路过，就过去看看丈母娘，临走留下200块钱。

“好得很”的日本妈妈

户口的事，村支书李苏武说，王玉兰去日本那年，居住证什么的都被日方收走了没还回来，她是日本国籍，退不了日本国籍，就办不了中国户口。

李苏武介绍，为了给老太太弥补损失，2016年，县里破例给老太太办了合作医疗，民政部门以她养子的名义申请了临时救助，有几千块钱。因为是临时的，每年要重新申请。

过年时，村里领导还会拿一袋米一桶油来探望王玉兰。去年，还拿来一床被子。

记者们一天几波人轮流来采访王玉兰，她跟记者说想吃肉，有的记者给她买肉夹馍，有的记者给她买饺子。

领居们抱着孩子聚在跟前看热闹。王玉兰拿着筷子颤颤巍巍，夹着饺子半天送不到嘴里。邻居看不下去，把孩子放在一边，喂给她吃。

邻居们七嘴八舌闲聊，跟记者说这老太太年轻时利利索索，干干净净，现在吃饭都费劲，也没空捯饬自己了。

当年在王玉兰家门口大喊“打倒日本鬼子”的小学生刘玉琴今年55岁了，她成了王玉兰家的邻居，常来找王玉兰逗笑。

刘玉琴记得王玉兰年轻时很活泼。村里人都不会骑自行车时她就会，还把脚腾空变着花样骑，给大家表演。她还会跳绳，两个人在旁边摇大绳，她在中间跳。

最让刘玉琴佩服的是，王玉兰88岁了还会写字，她起哄让王玉兰现场写给记者看看，王玉兰手抖着拿起笔，说眼睛看不清了，在记者本上写下:水崎秀子。连笔字，写完给记者解释，水崎是姓，读“mizusaki”，秀子是名字，读“hideko”。

刘玉琴让她把中文名也写下来，她慢慢写下王玉兰，说“王”是王八的王。众人哄笑，她也哈哈大笑。

养女宋秀梅如今有了外孙，外孙看电视里的日本人很坏，他问姥姥，“你妈妈是日本人，你害怕不，坏不坏？”宋秀梅说不坏，好得很。

夕阳西沉，邻居们记者们都回去了。王玉兰从小板凳上慢慢地，一点点挪起身子。她的腰不好，说是去年床塌了摔的。

她关上砖房的门，在里面再用小板凳倚上，万一有个什么动静的，能听到。她说自己胆子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