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会成为“哲学王”吗，他的老师哲学家保罗·利科是谁

坦白来说，保罗·利科或许并不是20世纪法国哲学家中最深刻的，但一定是最广博的思想家。

随着他的助手马克龙成功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利科再一次被敞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关于保罗·利科的讨论和话题也越来越多。

在1999年，利科荣获巴尔赞哲学奖，在颁奖典礼上，官方对他的评价是：“他有能力将20世纪最重要的各种哲学问题和流派结合起来，并重新将它们整合为一个原创性的体系，这个体系赋予了语言，尤其是诗性语言和隐喻性语言，一个特定的地位，认为语言揭示了我们无法操纵的现实，并对之进行解释，将它们融会贯通。语言借助隐喻的使用，得出结论认为，让我们成为我们的真理，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本质最内层之中。”

或许，这种将20世纪的各种哲学潮流的融会贯通，恰恰正是保罗·利科哲学思想最大的特色，而这种特色可能与他特殊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1913年，保罗·利科出生在德龙省的瓦朗斯，他的家族是胡格诺派新教家庭，而从他父亲开始，家庭里就十分忠实阅读圣经，这或者成为利科今后十分重视圣经的文本诠释的地位，而家族阅读圣经的方式，也正是他的解释学的最初的来源。二战期间，利科参加了法国的抵抗运动，但是很不幸，他在1940年就被纳粹德国俘获，并关在了德国东部的集中营里，直至战争结束。而有幸的是，利科在这里认识了同样被关押起来的法国现象学家和美学家杜夫海纳。在杜夫海纳的影响下，利科开始阅读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著作，也正是通过雅斯贝尔斯，利科开始接触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

在集中营那段岁月里，利科读完了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利科彻底被现象学哲学所折服，以至于从集中营里解放之后，他第一件着手做的事情就是将胡塞尔的这本《观念》第一卷翻译为法文。

战争结束之后，利科来到了德法边境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在那个时期，他对胡塞尔现象学如痴如醉，除了翻译胡塞尔的《观念》第一卷之外，还撰写了他在战后的第一本专著《意志哲学》第一卷，而正是这本书奠定了他在法国的现象学家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得到了巴黎一大（索邦）的邀请，在那里获得了一个哲学教席，这也意味着利科正式进入到法国哲学界最重要的殿堂，他也从此跻身于法国第一流的哲学学者，而此后大名鼎鼎的思想家雅克·德里达在这个时期成为了他的助手。

然而，索邦的古典传统的教学氛围让利科感到不满，对于利科来说，哲学的学生需要更多的创新精神，而索邦的哲学教育无法实现这一点。因此，1964年，在巴黎的西郊创办了新的巴黎十大，即南特尔大学，按照利科的说法，他试图将一种新型的进步教育移植到这所全新的学校之上，从而与保守的索邦式哲学教育保持距离。

但是随后而来的1968年的五月风暴彻底打破了利科的幻想，南特尔大学的学生不仅没有对利科的地位加以尊重，而且称他为旧政府的“老丑角”，这一切都让利科感到心灰意冷。他随后辞去了南特尔大学的职位，而转投比利时的天主教鲁汶大学，后来又去了美国，担任芝加哥大学的神学院的教职。在美国，他继续从事解释学和现象学研究，尤其是将解释学与圣经诠释传统结合起来。1971年，他荣获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外籍荣誉院士。而在美国出版的《隐喻的规则》和三卷本的《时间与叙事》将他带上了人生的巅峰。

1985年，带着无数的荣誉，利科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而他晚年，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再次融会贯通到他的体系中，对于晚年的利科来说，他的哲学使命与哈贝马斯的交往哲学一样，在于让彼此分离和隔绝的各种流派和潮流之间建立一种互动和解释的关系。

此后，利科一直笔耕不辍，新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是在1990年代成为他的助手，在那期间，马克龙帮助利科编辑了他的《记忆、历史、遗忘》。

在法国哲学史上，人们公认的利科最大的贡献是将解释学传统和现象学进行了嫁接。实际上，利科在解释学上的贡献远远不局限于此。对于利科来说，解释不仅仅是一种对符号性文本的解读的工作，因为任何符号性文本都有其所归属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时代，然而，对于今天的解释者而言，这种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直接通过字里行间的纯粹语义学结构向我们展现出来的，相反，对文本的理解直接作为解释者的人的地位相关。换句话说，在利科那里，是我们在此时此地的背景，让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灌注到抽象的文本当中，让文本成为与我们的同时代的内容。

这样，利科的解释学已经将经文诠释传统和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进行了有效地嫁接，所谓的解释，不是一个被动地将我们纳入到文本中的过程，而是在我们自己与文字之间，通过我们的解释行为产生的意义，这种解释学，早已不是枯燥的经文释义，就是与我们生存息息相关的存在。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文本通过我们的解释行为获得了鲜活的意义，而我们也通过对文本的解释行为，也让自己的生命在文化的世界当中熠熠生辉。这样，我们的生命，总是要提供一种解释行为，一种对外在于我们生命存在的文本的解释行为来扎根于大地之上，只有解释，我们才能从外在于我们的文本和体制中汲取源源不断的营养，让我们的精神之花在这个世界上绽放。而那些被传承下来的文本，也只有通过我们的生命的滋养，才能不断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为我们展现出新的光芒。

这样，在利科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处于文本与解释行为之间运动和转化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是在具体的解释行为中被缔造的。

尽管利科已经远去，但是他将他的解释学，将他关于文本与行动的思考留给了我们。在利科那里，解释行为不是去扩大人们之间的鸿沟，而是尽力去弥合存在于文化世界当中的各种差距，比如文本与解释者自我理解的差异，不同解释之间的差距，通过解释行为，人们可以放下彼此的陈见，在共同的行为中，实现对未来的祈望。

或许，在社会严重撕裂的今天，在穆斯林和传统欧洲人隔阂越来越严重，难民不断冲击欧洲人生活的今天，利科的主张仍然会有一丝丝良善的希望，让法兰西重新回到一个包容性的轨道上来。

而他的精神的承袭者马克龙，或许将他的老师的善意，沁入到法兰西的大地上。希望法兰西不再有割裂，不再有歧视，不再有充满恶意的恐怖袭击。或许，我们今天会说，利科的解释行为依然略显苍白，也无力去面对残酷的现实，但是，这是现在这个脆弱国家亟须的精神力量之一，让伟大的法兰西精神再次闪耀世上。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保罗·利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