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主编：《西游记》是成长小说，有老庄文化的特点

5月7日，由北京十月文学院主办的文学讲座活动“名家讲经典”第二场讲座在十月文学院举办。《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以“《西游记》：作妖史与捉妖记”为题，讲解文学作品《西游记》。

讲座中，施战军回答了在西天取经路上先为妖又捉妖、桀骜又亲切的孙悟空，在《西游记》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西游记》又呈现了怎样一部有趣有义、有善有斗的作妖史与捉妖记。

《西游记》密码：“动静”“生死”“妖猴”“他我”之辩

阅读《西游记》，首先要掌握其密码，施战军认为“这个密码是通过几种概念冲突、辩驳形成的”，并将其总结为“动静”“生死”“妖猴”与“他我”之辩。

“动静之辩”的背景来自100年前中国文化开始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激烈的东西文化大论战，《东方》杂志主笔杜亚泉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动的文明和静的文明’，他认为东方是静文明，西方是动文明，所以东方文明更高级。那时西方想改变自身，认为东方文明可以拯救一切。”施战军说。

关于《西游记》，施战军认为“这部小说以动为表、静为底，实际上有老庄文化的特点。《西游记》的动用‘闹’来说明，闹在《西游记》里是关键词，大闹天宫、大闹盘丝洞，到底都是闹。孙悟空说把棍子举起来就举起来，猪八戒想把耙子举起来就举起来，妖精出现的时候狂风大作，每个人都愿意出手……人物都是不安分的，这里边形象很少有安分的存在，怎么办？唐僧的出现就是来对付‘闹’的，是让闹安分的力量。像如来、菩萨、师父这样的人，都是静的象征，正定而自信。静是制动历史、人类的力量，社会怎么走、你怎么摔打都在他们掌控之中，而且最难对付的妖都是他们放出来的。九九归一，81难、72变，定这些数字的人也是掌握恒定的某种力量。这是小说里的动和静的辩证法。”

“生死之辩”更贴近文本，唐僧、菩萨是慈悲为怀，是护生，而更多其他人物是说杀人就杀人，所以护生和杀生构成一个范畴。施战军以孙悟空为例，“孙悟空叫‘心猿’，刚被师父解救的时候，先是杀虎做衣裳，后是打死六贼弄盘缠，中华文化精华埋藏在这里，后边所有的故事从这里生发出来。约束和自由都是建立在杀生和护生之间，后来每次孙悟空动杀心、打妖怪的时候，唐僧都要念咒，这种冲突激发了故事。”施战军说。

施战军将“妖猴之辩”理解为初心和成长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有这种经验，童年想的问题不断被成人世界修改，各种各样力量像绳子牵着你，初心可能最后完全实现不了。孙悟空走的路事实上就是这样，它的家长就是那样一些人：唐僧、佛祖、菩萨。果然它最后长大成为‘斗战圣佛’，这个小说只好结束，无法再写下去。跟《红楼梦》一样，《红楼梦》见这些小孩长大了，有了家庭、性的意识，过去初心变成野心、占有欲，大观园也应该毁了。”不过《西游记》却不像《红楼梦》那般绝望，“《西游记》结束的时候很好玩，有一个小细节，他们成了佛，悟空问师傅：‘师傅，此行我已经成佛，与你一般，莫成还戴紧锢尔？’已经成了佛的悟空说的还是猴话，而不是领导报告，他自始至终都可爱，初心、猴性一直在。”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西游记》中非常复杂，就是“他我之辩”。施战军认为最核心是师徒四人加上白龙马，还有什么都知道、都掌控的如来，以及悟空并不尊重的“玉帝老儿”。另外，王母娘娘虽然出现次数不高，但是非常重要，《西游记》里边的人出事，都是和王母娘娘有关，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之所以被惩罚，理由都来自王母巨大的沙龙——蟠桃会，因为它是“八卦窝”，这种聚会特别危险、特别容易生事。还有唐太宗，这个小说给了他充分的尊重，关于唐太宗的描写往往比玉皇大帝描写放得尊重多。还有他们路上遇到的人，比如牛魔王一家三口，孙悟空与他们都发生摩擦。还有各种贪欲的妖怪，因为听说吃了唐僧肉长生不老就要吃唐僧。还有男女情，小说写到刚进到女儿国的时候，马上有暧昧的气息过来……各种人在他我之间产生巨大的张力场，在夫妻、亲戚、师徒关系中，各种复杂的关系都让师徒四人尝试一遍，这非常有趣。”

“大人小孩都能在《西游记》中做梦”

《西游记》和四大名著其他本非常不同，“《水浒传》是男人的梦，《红楼梦》是长到一定岁数，回头看沧桑人生才能有所感悟的，《三国演义》讲政治，也是成人男子才能够理解。而大人孩子都能在《西游记》中做梦，看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小孩看大闹天宫、妖魔鬼怪，大人看到英雄梦，也看到现实生活。《西游记》的每一只小手都能恰好够搔到痒处，每个人都能在《西游记》中找到现实里得不到的安慰。”施战军说。“《西游记》某种程度上跟《红楼梦》有点相似，基本上是孩童视角，如果不是站在未长大的、有童真、有初心的人的视角，这两本名著不会有这么多话题，也不会那么深刻，纯真是无疑。”

“《西游记》的设定超级脸谱化，使得带入感非常强，因为它的人和事在现实中都能找到对应物，所以最适合角色扮演。虽不够讲究审美原则，却反而放开面对大众审美，像《红楼梦》《三国演义》都拿不下这个架子。”关于西游记的现实主义，施战军说：“事实上它就是人间的某种写照，而这个人间不是固定的朝代，只要有人的地方都可能存在的这样一种人间。而这样人间在其他名著里边很难找到对应，所以它的普通适应性功能，在四大名著里首屈一指。同时它的趣味性也是四大名著里最高的，孙悟空、猪八戒每个对话出来我们都会噗嗤一笑，然后唐僧那么正经回应他们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冷幽默来了。这种老百姓自己猜摸的某种审美的空隙，让我们加进去很多想象，《西游记》也是首屈一指。”

从作妖的猴到捉妖的佛

一开始作妖的猴子，后来成为捉妖的“斗战胜佛”，施战军认为《西游记》最主要的人生训教就是“怎么在滋生自己的同时，给他人留下空间”。“猴子从石头里蹦出来，学了本事成为‘心猿’，由最原始一点点脱去本能，一次次哭、一次次长大，最后成为‘斗战胜佛’、取了真经。我们心跟着衰落，觉得没意思，恰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猴性没死，他还说观音菩萨哪里对它不好。传统小说很少有大团圆之下还留一笔的，这也是《西游记》很亮眼的地方。”

施战军认为孙悟空的成长是“个人价值跟群体规约之间的磨合”：“孙悟空是大圣，让我们无限向往的就是自由。可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的自由是要被规训的。个人自由和规约是我们人类古老的话题，孙悟空给我们的启示是，他本来是以猴性为基本特征，但是他有使命，所以他必须具有神性，猴性和神性之间拉扯冲突，所以孙悟空身上有很多很多人味，人性就是在两者碰撞间出现的。所以孙悟空是一个成功的形象，是兽性和神性两者间的化身，暂且叫它人性。人性所有的优、缺点在孙悟空身上都是充分的。这个形象在古典名著形象里边肯定排在前三位。”

关于孙悟空的成长，施战军进一步解释道：“孙悟空有再多的本事，能上天入地又如何？《红楼梦》也是，你再富有、长得再好看、会写那么多诗又怎样？最高境界不是物质和外在的丰盛，而是精神上的圆满。从文化分析的角度，物质和外在是科学主义的逻辑，科学主义逻辑讲实证，历史取得巨大的‘进步’是所谓科学主义的努力结果；而人文主义的成长是精神上的。”

《西游记》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孙悟空的本事似乎在取经过程中故意“缩水”了，好多他本来可以搞定的事情，却拖到事态严重的时候才去求助神仙。对此，施战军认为：“大闹天宫时悟空是恣肆发挥，可是他被压500年之后明白了天外有天。所以他在后来捉妖的时候不再不顾天地横冲直撞了，他不仅为自己，还要为师父、师弟活。武侠小说里的英雄成家之前打架很厉害，一旦成了家，就很爱护自己，知道藏了。孙悟空的本事不是主动缩小，而是因为他确实要负责任，他从一个愣头青开始向模范家长成长，由情绪型的人向智慧型、思想型人成长。”

诗人吕约也认为施战军将《西游记》作为一本成长小说的特征总结得很到位：“我们一般认为《西游记》是童话、神话作品，鲁迅也将其命名为‘神魔小说’。施战军用西方的‘成长小说’概念替代中国传统‘神魔小说’概念来解读它，我觉得非常符合。《西游记》表面写妖、佛，其实还是讲人性。他讲心猿，我们心就是猿猴，老是不安分。施老师讲动和静，孙悟空就是原始生命力‘动’的代表，代表人类向往最高、自由的生命力，我们孩童的时候第一个男神就是孙悟空；也总有如来佛的‘静’来制悟空的‘动’，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