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霸权的交替：晋楚的衰弱与秦国的崛起

春秋时候，晋、楚两强南北争霸，堪称那个时代的超级大国。进入战国时代之后，虽然晋国宣告解体，但其后继者（赵魏韩）在战国七雄独占其三，而楚国也一直保持着大国姿态。诡异的是，在战国时代笑到最后的偏偏不是晋楚两个传统强权，而是偏居一隅的秦国。

自我解体的北方强权

按照通常的说法，公元前475年被看作是“战国”时代的开始。其根据是《史记·六国年表》从周元王元年开始记事。在这一年的前后，华夏诸国发生了几件大事，所以把这年当作划分时期的标准自有其道理。

头一件事情是，公元前481年，陈国贵族后裔出身的齐国权臣田恒（田成子，上古“田”“陈”同音通用，参考今闽南话“田”dian、“陈”dan）弑齐简公而立齐平公，独断国政。第二件事，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攻破姑苏台（在今苏州），迫令吴王夫差自杀，兼并吴国，越兵遂横行江淮之间，勾践号为“霸王”。最末一件事情则是，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联合攻灭智氏，从此晋国强族只剩下这三家。

这三件事中，“田氏代齐”其实不过是从姜子牙开国一直延续下来的齐国老店新开，换了一个国君家族而已；吴越相争则被中原诸侯目为蛮夷相争不足为道；而第三件事，也就是赵韩魏在事实上实现了“三家分晋”，则是地缘政治上的巨大变局。

春秋时期，晋国曾有两次大扩张。一次是晋献公时，在齐桓公左一次右一次大会诸侯的时候，晋献公专心兼并周围地区。闷声大发财自然是最好的，虽然齐桓公的名声响，其实晋献公得到的实惠多，他统一了今霍县、蒲县以南的山西南部大部分地区，以及黄河以西洛水以东的部分土地，奠定了晋国称霸的基础。第二次是晋文公、晋景公和晋悼公的三次称霸，把晋国的地盘扩大到山西以东的河南、河北部分地区。到春秋末年，晋国北面发展到山西中部的太原以北，东和东南面越过太行山，发展到河北西部和河南北部，南面也扩大了黄河以南的土地。据当时楚国人估计，晋的兵力有兵车四千九百乘。春秋时兵车千乘就算大国，晋的力量竟然等于五个“千乘之国”！

但晋国这个超级大国却内耗严重。晋景公十二年（公元前588年），晋国设置六卿，直接掌握并统率六军。六卿逐渐坐大，竟至架空了国君，“礼乐征伐自卿大夫出”。特别是“悼公以后日衰，六卿专权”。晋昭公去世后，“六卿强，公室卑”。晋顷公时，“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这样的晋国不仅无法对外扩张维护霸权，而只能与吴国在黄池之会上争些口舌，甚至迅速陷入了“六卿”之间的残酷内战，待到韩赵魏终于成为六卿混战最终胜利者时，晋国实际已经解体，国君虽仍在位，早已同虚设的一般。到公元前434年晋哀公死去，幽公即位的时候，国君只有绛和曲沃两城，反而要去朝见三家了。宋朝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把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三晋为诸侯这件事作为全书的开端。后人往往以此作为“三家分晋”的年代，其实，三晋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了。

颓废的南方强权

在晋国自我解体的同时，在春秋时期长期与之对峙的南方之强——楚国也衰弱了下去。

楚是当时华夏世界最大的国家。春秋末年，它已有现在的湖北全省、湖南、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和半个河南。后来南面把领土扩展到岭南，东北面取得山东南部，东面灭掉越国，把吴、越之地（今苏南浙北及上海市）完全收入版图。它坐拥当今中国南方大部，进可以威胁中原各诸侯国称霸称王，退可以以一国之力守卫本土，防止他国入侵。这个地最大、人最多的国家，在春秋时一直保持发展的势头。楚庄王“问鼎中原”，已有混一天下的雄心。假使这个趋势不变，按理顺章，由楚来统一全中国，应该不成什么间题。但是楚在战国时发展很不顺利，屡遭挫折。

然而中国的历史终究没有走向这条道路，根子恐怕在于楚国旧贵族的势力太顽强，他们破坏了一切改革运动，使楚国大而不强。公元前402年，楚声王竟然被盗贼所杀，可见楚国的内部危机已经到了怎样地步：宗室贵族势力强大，贪婪无忌，致使“楚国多盗……盗贼公行而弗能禁”。继位的楚悼王企图打破不用异族的旧传统，任用来楚的魏国名将吴起改革吏治，限制贵族的特权，裁减官吏，集中财力抚养战士。楚的国势果然大有起色。公元前383年，楚国攻魏救赵，一直打到黄河边上。不幸悼王就在这年去世，楚宗室大臣作乱，杀死了吴起。吴起改革的时间很短，改革的内容主要限于军事，人一死，改革运动也完了。楚国军政大权仍旧掌握在与楚王同（芈）姓的世袭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到楚怀王时，楚国政治生态更加恶化，内部派系斗争尖锐。有心振兴楚国的屈原，不被重用屡遭流放，最终含恨而死，反而是令尹子兰这样无能小人充斥着楚国朝野。

楚国贵族的腐朽暴虐便利了秦军的入侵。公元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的郢都。楚国被迫迁都到陈（现在的河南淮阳），受到了空前的沉重打击。至公元前277年，秦又攻取楚的巫、黔中，设置黔中郡。从此，楚国西部的半壁江山为秦所得。

以后五十年中，秦再也没有大举进攻楚国。这时的楚国虽然失掉郢都、巫郡、黔中，仍是一个大国。然而楚国统治者的内心，已经患上了“恐秦症”。前273年，“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魏共伐楚”。以善“辩”和“游学博闻”著称的楚国春申君黄歇上书秦昭襄王劝阻，信里的逻辑很奇怪：韩魏是秦的世仇，应当先与楚联合讨伐之，韩魏既服，齐楚赵燕四国“不待痛而服矣”。而这正是三年后范睢所教秦昭王的“远交近攻”之计。春申君等于要让楚国充当秦国的打手之后，再自己去套上绞索。此后，尽管秦军已经多年不曾进攻楚国，楚考烈王为了避秦，竟迁过两次都。公元前253年，从陈迁到巨阳（现在的安徽阜阳北）。公元前241年再迁到寿春（现在的安徽寿县），用旧都的名称叫“郢”。这种做法很可笑，巨阳和寿春，相去不过二百里，大致相当于步兵三天左右的路程，秦兵能到巨阳，自然也能够到寿春。楚人当年就是这种样子：不做一点兴国的工作，几乎是坐在那里等待灭亡。想来想去，也只能用“颓废”来形容了。

四战之地的“三晋”

相比之下，晋国的继承者们显得要比楚人有进取心一些。

三家分晋之中，赵国取得今山西中部吕梁山以西至黄河东岸的部分地区，以及山西省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逾太行山并领有今河北省的南部。韩国得到今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南省中、西部的地区。而魏国得到了最有价值的一份遗产，获得了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的原晋国本部精华所在。魏都安邑所处的河东（山西西南部）原为晋国统治中心，故而一直到了战国，魏仍被人们习惯称之为晋。司马迁把河东与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太行山东南地区）、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并称为“三河”，认为“三河在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是农业生产发达、人口众多的富庶地区。战国初期，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推行“尽地力之教”，发展精耕细作，使魏国富强一时。

战国前期，魏韩赵三国在“三家分晋”的基础上结成联盟。魏国就是依靠这个联盟相继打败齐、楚、秦等大国，进而独霸中原。从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元年）起，经文侯、武侯两代，到公元前341年（魏惠王二十九年）马陵之战，魏军大败止，足足有一百年出头，魏国是中原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很自然的，魏国的统治者也自视为春秋晋国霸业的后继者。

但是三晋的联盟是基于恐惧和利益而非基于友谊，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三晋联盟便分道扬镰了。到了魏惠王时，由于魏国过于强大并显露出统一三晋的意图，从而引起韩、赵的不安，并趁其即位之时进行武装干预，引起三晋分裂，魏国霸业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在这种背景下，公元前361年，魏国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接着开通了以鸿沟为中心的中原运河系统。惠王搞这样的大工程，雄心显然很大。迁都的主要原因就是要在三晋分道扬镳后将魏国的中心移到河南，想在中原有个大发展。当时中原的鲁、宋、卫、韩的君主都到大梁去朝见惠王，魏惠王是很神气的。

大梁地处中原，“为天下之中”，“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在魏国的强盛时期，这种地缘非常有利于整个国家发展。然而，一旦魏国的霸业走向衰落，这种地缘优势就迅速转化为战略劣势。在桂陵、马陵之战两次大败于齐军后，魏国一蹶不振。人称“魏之地势，固战场也”，“魏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幅凑，无名山大川之阻”，四周和秦、赵、齐等强国相邻而其处于中心，地缘政治环境非常不利。这种形势，古人称之为“四战之地”，此后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在这方面，另一个晋国遗产继承人韩国也好不到哪去。韩国本就是“战国七雄”中忝陪末座的弱国，连并吞从春秋初期后一直沦为二流国家的郑国（在今河南郑州周围）的过程也显得艰难无比，几乎是在以生死相搏。甚至兼并郑国也只是接过了一个烫手山芋，春秋时的郑国本就是晋楚争霸的焦点，韩国继承郑国的这一负资产以后，地处“天下之咽喉”，“为秦、魏之门户”，夹在魏、秦和楚等强国之间，且无险可守，故有“春秋战争之多者莫如郑，战国战争之多者莫如韩”之说。结果，自战国中期后，韩国始终在夹缝里委曲求全，苟且求生。

至于“三晋”中的赵国，在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后，在北方攻取中山，攻略胡地，军事力量大为加强，曾一度成为能和秦国抗衡的强国。但赵国所处的地缘环境远逊秦国，不但在西面需要正面与秦军对抗；在南面需要应对韩、魏的摩擦；在东面需要戒备齐国与燕国；甚至当匈奴崛起后，赵国也不得不在北部边界保持一支为数众多的边防军，譬如名将李牧在其主持的反击匈奴战役中就投入了多达兵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人、英勇善战的战士五万人、弓箭手十万名。这自然使得赵国无心也无力如秦国一样心无旁骛地进取中原。晋国的继承人们没有能够笑到最后实在也是与恶劣的地缘条件关联甚大。而秦国恰恰占尽了地利，正如《史记·苏秦列传》里所说的那样，“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