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内外的政治哲学：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

政治哲学既是书斋内的学问，又和人类政治生活的公共实践密切相关。它既要通过思辨的方式为政治价值提供哲学上的辩护，又试图通过理想的政治图景来指引现实生活中的行动，推动建立正义的良序社会。如何平衡政治哲学蕴含的这两种内在品格，势必对游走在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之间的学者构成挑战。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哲学工作坊就“书斋内外的政治哲学”这一主题，邀请了华师大哲学系教授应奇、中山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谭安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周保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林垚展开圆桌讨论，由华师大哲学系教授葛四友主持。

率先发言的应奇教授结合对自己学术生涯的重新规划和调整，发表了对书斋内外的政治哲学这一主题的看法。他认为其中既包含着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维度，更蕴含着理想与现实关系的维度。如果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体现的是政治哲学的政治方面，是一个以反形而上学面貌出现的形而上学时代的问题，那么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体现的则是政治哲学的哲学方面，是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学问题。

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政治哲学从业者，既要重视政治哲学的政治方面，更要着力于政治哲学的哲学方面，这两个方面和两重维度的结合既是真正打通书斋内外的不二法门，也是具体理解作为哲学问题的“中国往何处去”之有效视域，更是学院体制下一个自由知识人的安身立命之道。

应奇教授认为，在当今这个知识内容分化、价值立场歧异的时代，一方面，政治哲学学人要在形成优质学术共同体的基础上致力于跨学科的协同合力和知识整合，切实改变知识生态和蕴含在其中的知识品格，努力提升学术话语的质量和能量。另一方面，仍然要以多元并存的方式聚焦中国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问题，特别是要从哲学上重新发掘和阐释中国的体用不二和辩证思维传统，在捍卫普遍主义的人类价值理想的同时，致力于使我们固有的哲学和文化传统超越作为“思想史材料”的“宿命”，而进展到“概念工具”的层次。一言以蔽之，通过做出重要的哲学工作为人类作出重要的贡献。

周保松教授分享了两段打动他的哲学家名言。1996年在英国留学即将攻读博士之时，他曾去伦敦拜谒马克思墓地。在墓碑上看到那句著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另一段是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重要文章《两种自由概念》中的话，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轻视观念在历史中的作用，正是这些观念影响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支配我们的行动，并改变世界：“The German poet Heine warned the French not to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ideas: philosophical concepts nurtured in the stillness of a professor's study could destroy a civilization.（德国诗人海涅曾警示法国人不要轻视观念的力量：教授在宁静书房中孕育出的哲学概念，可以毁灭一种文明。）”周教授认为哲学不仅仅是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它也在改变世界，因为解释本身是改变世界的一部分。

对“政治哲学”这一学科，周保松教授的定义是：一种规范性学科，并非单纯描述世界。这一学科关注的是价值问题，其功能有理解（understanding）、证成（justification）、批判（critique）三种。所谓理解，是指透过概念分析对自我和生活世界的认识，对自身信念和信仰的分析。证成，是指我们在公共空间的讨论中若要支撑自己的立场，必须提供理由。当代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哲学作品，实际都是为构建一个理性公正的社会提供背后的理由，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证成的工作。批判，则是针对现实中不合理之处进行反思，当有一个合理的理想标准存在，我们的目的是改变现状，从而追求一个更好的社会。同时我们要针对主流的政治哲学理解进行批判，不存在没有地域和时间区分的政治哲学，所有伟大的政治哲学作品都是特定时代特定学术传统中产生出来的。哲学家们写就著作所面对的问题和使用的语言完全不同，但都与他们自身的时代紧密相连。我们学习西方最好的学术传统与理论，其目的是理解中华文明和我们自身的观念。真正的理论建构工作，是立足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做理论证成与批判。

周教授最后指出，现今重大的哲学挑战就是中国近百年来怎样走向现代，怎样将中国转型成现代社会的问题。他感觉，书斋内的政治哲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经过最初的翻译引介阶段后，到现在仍缺少具有原创性分量的作品能回应我们的时代，书斋内的步伐节奏甚至远远落后于时代。而在书斋以外能做的是，尽可能在不同领域将政治哲学观念传播出去，不能忽视好的观念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倡导要让更多大众能够理解基本价值，使得政治哲学中重要的观念得到普及。这样，人们在做道德判断时，这些基本观念可以在理性上对他们有所帮助，由此成为改变社会的道德资源。

总之，在周保松教授看来，最好的政治哲学是有生命力的书写，要求作者看到自己真实的生命关怀，把真实的思想与时代勾连，让读者能够真切感受到时代的力量。他以自身写作经验为例，感到阅读历史上的哲学家的思想不能真正回应自己当下的问题困惑，必须诚实面对自己和所处的社会并且产生痛感，清醒意识到书斋以内没有理想世界。

谭安奎教授以“反思的距离”概括书斋内外的政治哲学。他认为，政治哲学的理论构造本身只能面对少数的读者群体，政治哲学家们所提供的并非是关于政治生活的未来蓝图或“千年大计”，其最好的贡献恰恰是为社会提供一种反思的参照，这也是政治哲学家们必要的谦逊和诚实。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并非冷漠无情，相反，试图完全以一己之理论指导现实，反而是狂妄且危险的。但即便不直接介入现实政治，政治哲学家们也可以有许多为现实的公共生活做出贡献的机会。他以自己新近开设“公共生活中的修辞与伦理”课程的经验为例，认为政治哲学的学者们能够推动公共说理氛围的营造，指导学生如何理解和讨论公共生活中有争议的问题，以及如何去证成自己的观点。同时，政治哲学学者个人当然也可以通过观念传播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

就政治哲学的研究议题而言，他认为，经典有经典的意义，前沿有前沿的价值，难以简单处理。而他本人的研究着眼于现代性语境下，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内部是否连贯，权利的不断扩展是否能够凝聚成一种牢靠的现代政治秩序；同时，在尊重个人价值与尊严的现代社会中，我们有必要探究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构造方式，其中涉及到一些现实政治领域中被滥用的概念，例如“人民”该当如何理解。除了上述实质问题而外，现代社会如何通过恰当的公共讨论与推理程序寻求共识特别值得关注，例如公共理性问题。最后，他强调，尽管存在不同的构造政治哲学理论的方式，但它们与真正的良善生活之间的关联性需要不断地被追问，无论我们是主张一种强的还是弱的良善生活观念。

林垚博士在发言中指出，虽然政治哲学就其核心而言确实是一门规范性的学科，但我们在进行规范论证时，应当避免沉醉于概念分析与逻辑推理的游戏固步自封、洋洋自得，而忽略了对社会、经济、历史等经验素材的摄入、消化与整合。实际上，周老师前面引用的马克思那段话，恰恰出自对那种脱离实际的、经院哲学式的学问家的鄙薄；而当代规范政治理论遭到的许多诘难，也是源于批评者不满于其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缺乏关切、了解与反思。

林垚博士举例说，对于主张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家来说，一个可能的挑战来自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某种推演：根据这种推演，整个世界贸易体系必然存在中心与边缘、上游与下游，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实行自由民主制，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世界体系的有利地位，能够源源不断地从边缘和下游国家攫取资源，以支撑其国内的公共政策开支；相反，位于产业链下游或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则缺乏维持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资本；不但如此，倘若某些边缘国家经济转型成功挤入中心，必将同时挤走另一些原有的中心国家，对后者的自由与民主造成冲击。换言之，根据这种推演，世界体系的特定社会经济事实对可行的规范路径构成了极其严重的约束，令对自由民主的普世追求形同乌托邦。当然，这种推演未必是对的；但是要想为自由民主辩护，政治哲学家必须有能力从经验层面提出一种替代的推演。换句话说，政治哲学在保持规范性内核的同时，还必须具备学科交叉性，能够谦逊而敏锐地借鉴经验研究的成果。

林垚博士还指出，不但书斋内的政治哲学需要在规范性与交叉性之间寻找平衡，而且书斋外的政治哲学还需要在抽离性与介入性之间寻找平衡。所谓抽离性，是指从事政治哲学研究不能太过于热衷靠拢权力，包括公权力、资本的权力与舆论的权力；所谓介入性，则是指视野必须始终涵盖当代现实，对当下切身的重要问题及其历史肌理，都要极力寻求可靠的诊断。这些看似矛盾的性质，确实需要从事政治哲学的学者本身有充分决断力。

在提问环节，大家围绕政治哲学对年轻人的召唤是否只能依靠道德热情和勇气、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中没有政治基础的政治哲学观念与现实之间沟壑难填、政治专业的意见和专业政策间的落差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激烈的争论。在座的与会者一致认同，在政治哲学的学科发展中关注内部的观念分析和整合外部学科的知识是并行不悖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会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