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老支书黄大发36年“拿命修渠”，激励年轻村民返乡创业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远眺海拔1300米的灵宝山，人们的目光都很难不被山间崖壁上那道长长的凿痕吸引。

沿着凿壁，山涧水一路依势向下，直至流经村民陈小敏老家附近。

陈小敏今年20岁。童年时期，她曾在玩耍时见过这道“像是从天上凿下来的水渠”。

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这水渠是自己的外公黄大发带着大伙赌上了命修的。直到最近，在贵阳读大学的她无意中得知了背后的故事，直呼意外，“从没有听外公提起过”。

黄大发，今年82岁，2004年退休以前，他当了30多年村支书。他这一生中大多数时光，都与这条水渠紧紧相连。从20多岁的毛头小伙到60岁的花甲老人，青春耗尽，用他自己的话说，“水是我的命，沟就是我的子女”。

从黑河到漠河、从高原到山丘，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60多万个村支书，黄大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个。修渠引水、通电修路、改建学校，脱贫致富的每种可能他都会去尝试。

黄大发也是其中并不普通的一个。脱贫路上碰壁无数、挫折不断，单是修渠从失败到成功就断续经历36年。凭着一根筋、一股倔劲，他多次力排众议，坚持到最后。

穷困

身高不到一米六，体格比一般人都要瘦小。在人群中，黄大发只是个样貌普通的老人。唯一的不同是，他比很多年轻人体力都好，走起路来步伐稳健，几分钟后就能把大部队远远甩在后面。

80岁以前，黄大发没出过本乡，没去过遵义和省会贵阳。家里原本9口人，如今剩下两个儿子五个女儿。

“早年间一个女儿得病去世了，没来得及治疗，他很少愿意谈这事。”村里人说。

这家人居住的老屋多年没变，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当年就挤在不足百平米的木结构一层平房里。

屋内陈设简陋，一台落灰的约25英寸东日牌电视机，两张垫布已经洗得发白的老式沙发，一个冬天用的采暖炉，构成了几乎全部的家当。墙壁是黄泥巴糊的，用白纸贴过，屋里稍微显得亮堂。

这家人始终谈不上富裕，甚至谈不上小康水平。因为没钱，子女们早早辍学，小儿子学历最高，勉强读完了初中。各自成家后，子女中有的离开了村，有的去了遵义，小儿子一家就在老屋旁边盖了栋2层楼房，与父亲做起了邻居。

“不打牌、不喝酒。”在子女们的眼中，父亲黄大发一向寡言，几乎没有什么爱好，偶尔感觉苦闷的时候抽几口旱烟。

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所有农民一样，他的生活单调、索然，围着田里的庄稼转。

很少有人第一面就能把眼前这个沉默的老人与当年那个有点倔的“黄支书”对上号。当了45年的村干部，其中38年的村支书，在村民的眼里，只要是为草王坝村有好处的事，黄支书一定第一个去做。

能当上村干部或多或少是种机缘巧合。黄大发自小无父，9岁时母亲去世，此后便成了孤儿。十几岁时在大冬天打着赤脚给村里站岗，上级领导看到后，觉得这个瘦小的少年勤劳、能吃苦，于是发展成为党员，之后被任命为生产大队的大队长。

黄大发跟着私塾的教书先生念过几天三字经，大字不识几个，除了能吃苦，他没觉得自己当年有什么值得配得上党员称号的优点。

但是对这个吃着百家饭长大的穷苦农家少年而言，入党是无上的光荣，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直到今天，他背得最熟的还是党章。“先进模范带头作用、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总是被他挂在嘴边。

自28岁当上村长的那天，他开始想做一件“大事”——给村里通水。

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件在今天看来已经不能再普通的小事，随后整整花去了他人生中36年的漫长时光。

失败

仅仅在20多年前，水稻还是村里稀罕的作物。团结村在那个时候还叫草王坝村，是附近出名的穷旮旯，常年缺水，水稻种植风险颇高，人们以种玉米为主。

遇上少雨的年份，庄稼旱死在地里是常有的事。“一年种的粮食总是只够吃四五个月。”村民杨光武说。

水无疑是这里最重要的命题。灌溉、养殖、饮水、甚至包括婚嫁，生活里每一件看似简单的小事都因缺水变得困难。全村人吃水问题一度只能靠唐恩举家门前的小凼，对水的需求显得迫切。

上世纪60年代，河南林州“红旗渠”工程轰动全国。这里历史上就以干旱缺水著名，长余70公里、从太行山腰修建“人工天河”，引漳水入林州的故事，鼓舞了因缺水而在贫困线上挣扎的草王坝人。

“兴修水利，改造山河。”在那个相信人定胜天的年代，黄大发响应上级号召，带着村里人也开始修建“红旗水利”。水源地选在离村不远的螺丝水河，常年水量丰沛。

政府下拨资金、村民集资筹款，农闲时候村民们一连投工十天，吃住都在渠上。被贫穷折磨已久的人们劳动热情高涨，对水渠倾注了全部希望。

但草王坝村并不像河南林州幸运。“红旗水利”设计长度余15公里，工程量巨大，难度远超人们的预期。

水泥砂浆比例不准，碰到打雷下雨，一次山洪下来，坝体就被冲得七零八落。炸药用量不准，一次开山就把原本计划的渠道炸毁了，坝体又不得不重新改道修造。

更让草王坝村村民丧失信心的是，渠下住着的老百姓，怕山洪漫过水渠淹到自家房屋，于是一到下雨天就会上来把修好的水渠挖塌。

修修补补十余年，种种原因之下，草王坝的“红旗水利”还是以失败告终。

“人心一下就散了。”回忆起那时的经历，村民杨春友不无遗憾。时隔40年，废弃的沟渠早被填平成了土马路。走在这条路上，他还能不时停下来，准确地指出当年开山炸石留下的炮眼。

“这山的岩石太硬了，炸开还要一点点用二锤再凿开，很辛苦。”他感慨道。

80多岁的黄洪集就住在废渠附近，曾经目睹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工程。因为草王坝来往渠上路途不近，他把自家的屋子免费让给一些上工的村民暂住，其中就有当时担任草王坝村村支书的黄大发。

“他说想为下一代人建好这个水沟，改变地区的面貌。”黄洪集曾与黄大发有过交谈。

“虽然失败了，但并不可惜，我迟早要把水修成。”黄大发后来对人说，“当时挖沟看到那么大的一股水，心想如果给我们村，吃都吃不完。”

一搁置就是10余年。这期间，黄大发一直没断过心思，学水利，递报告，但修渠的事情迟迟提不上日程。

转机

草王坝村所在的枫香区当时下辖7个公社。1977年，枫香区水利站从每个公社选取一人担任水利辅导员，每月34块钱的工资，主要任务是学习基本的修水库、测量沟渠知识，并监督各公社的水利工程进度。黄大发有过修渠经验，成为野彪公社被选拔的那个。

同事刘关刚和雷以超分别来自平正公社和干溪公社。刘关刚还记得，进入水利站学习时，黄大发非常认真用心，也曾与自己提起曾经修渠的经历。“他说当时用料都是黄泥巴，后来怎么修，都不出水。”

时年，中国许多地方仍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枫香区的每个公社都有一个水坝修建工程。作为监工，黄大发在3年的学习中系统地参加了如工程如何测量、用料如何夯实等水利知识培训，对分流渠、导洪沟的常识也有了系统了解。

“他买了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过去。”现任平正乡扶贫办主任的熊举海曾与黄大发有过共事经历，他称黄在水利站学习时很勤勉。“我也好奇只有小学文化，他是怎么学习那些知识的。”熊举海笑着说。

1979年，水利站的学习计划搁置，成员们被安排各自回家听候通知。刘关刚开始担任民办教师，雷以超继续务农，黄大发作为村支书，开始为下一次修渠奔走。

他开始连年写申请报告，请求国家补助，重新修建螺丝水工程，但未得批复。

1991年，村民夏时江调动到花茂工作，他将那里的水利工程实施及经验带回本村草王坝。黄大发和村民徐洪伦、杨持禄等7人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重新修建螺丝水工程，当晚就捐资50多元。

黄大发家里还保存着这份《野彪乡草王坝村要求集资兴修水利的请示报告》。“要求兴修水利，将螺丝水中游之处——风涧河水修通接往我村——草王坝。除保证灌溉原田面积，增产粮食十五万斤外，尤能新造田约一千一百亩，增产粮食九十万斤。”

带着这份请示报告，1990年冬天，黄大发2天走了200里路程，到县城所在的南白街道向县水利局请求批示。

遵义县水利局原副局长黄著文至今记得第一回见黄大发时对方的样子。

“双手长满了茧，开裂了，冬天只穿了两件冬衣，挎着帆布包，一双解放鞋脚趾还露在外面。”下乡回来的黄著文在家门口碰到了一直等着自己的黄大发。

第二天一早，黄著文带着黄大发到县水利局汇报。局里的领导们对草王坝“吃水用水还靠凼里的泥浆水”深表同情，但为了看看村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希望他们在一个星期后拿出1万块钱的项目押金。

重启

回到村里，黄大发开始面对不同的声音。草王坝村7个村民组分散在各处，全村走完一圈要2到3天的时间，他挨家挨户地征求意见。

1万块钱在当时对于村民们来说并不是小数目——当时村民外出务工，一个月只能赚几十元钱。有两个大队村民一听说要修沟，而且修的“还是原来的那个沟”就不干了。这让黄大发有些犯难。

说服工作由当时的野彪公社党委书记黄秀权帮助完成。他在党代会上发言，表态支持黄大发的工作，力排众议，“修螺丝水，上次的水量小了，失败了，但这次会吸取经验。”

为了凑齐1万块钱，每家每分地需要交39块钱。黄大发自家有7分土地，需要交近280块钱，他问自己的女儿借来了婆家给的彩礼钱。

到了需要交齐款项的那一天，还有一户人家迟迟不愿意掏钱。黄大发着急了，说话态度很强硬，“12点钱要交齐，否则群众吃不上大米饭你要负全责。”

“你第一次都修失败了，那你第二次要能成功，我就用手掌心煮饭给你吃。”杨春发嘲笑他过分自信。他是黄大发的舅舅。

“如果水没有修过来，我就把名字倒着写。”面对亲舅舅的嘲讽，黄大发回答得很坚决。

他后来再谈起做群众思想工作时受的委屈，已经很平淡。“大部分人还是赞成我的。”

赞成他的村民心里都清楚，吃水用水是全村享福的事，看着黄大发每天为村里修渠的事跑前跑后，他们也都乐意跟着这位支书做事。但上次失败的经历还是让多数人有些担心。

这份担心后来被证明有些多虑。1992年，螺丝水工程启动，此后黄大发的形象就不再是平日里寡言的模样。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他就成了态度强硬、只讲原则的“黄监工”，每天一早带头上工，天黑才下工。县里派来做指导的技术人员黄文斗也跟着一起，一待就是两年，吃住几乎都在渠上。

全村上工人员被划分成9个小组，农忙时有常修队，农闲时有突击队，天天有人在工地上，每组还有队长负责考勤和评分。到了晚上黄大发就组织全体人员开会，评价当天的工作。

“大大小小的会已经数不清开了多少回。”有村民笑言。“黄支书每天都要点评，哪里修得好，哪里修得不好。”

今年48岁的杨光武对“黄监工”的严苛要求记忆犹新。“不可能偷懒的，要是进度完不成，耽误了统一浇水泥的时间，就会被骂。”

黄大发自己也说，看到谁家修的那段质量不好，他会很不客气地“直接把坝蹬掉”，要求返工。

除了要保证质量，再次启动的修渠工程需要考虑的事也不少。一是安全，二是资金。

黔北多险山，按照工程设计，水渠的路线要经过一段500多米长，名为“擦耳岩”的悬崖，距离崖底有300多米的高差。如何在这面绝壁上凿出一道高50公分、宽60公分的水渠，是摆在所有人眼前的难题。

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山崖，村里不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有些发怵。黄大发那时已经58岁，没多犹豫，他带头在腰间绑上绳子，吊在崖壁上测量。总共500多米的绝壁一点点挪过去，每次至少要做50多处施工标记。单是这项悬崖测量工作，就持续了半年时间。

成功

后来有人问黄大发，你不怕从悬崖上掉下来吗？

“如果有绳子栓着我就不怕，只要岩上有踩的地方，只要我能去的地方，我都不怕。那刘胡兰啊、黄继光啊、董存瑞啊这些先烈在战场上，去堵枪眼的事都要做，就别说下悬崖要怎么做了吧。”他说，“为了水，我愿意拿命来换”。

正因为这种精神，黄大发从不主动告诉别人自己的那次受伤经历。用炸药开山时石头震松，发生了塌方。落石砸到黄大发的身上，造成手骨骨折。“但是他觉得这种伤不严重，几天就好了，所以也不说。” 平正乡扶贫办主任熊举海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在他的带领下上工。”

修渠不是项小工程，乡政府帮忙争取到了6万块钱现金和38万斤玉米以工代赈，开山用的雷管、炸药，上工用的钢钎、二锤，施工用的水泥原料，都得村里人自己操心。

几乎每次出村购买材料，黄大发都会跟着跑一趟，他放心不下材料运输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有一次，他从县里拉水泥回来，在干溪被上涨的河水阻拦了去路。同行的司机劝他一起回家休息，黄大发不肯，坚持自己在卡车下面睡了一晚上。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怕水泥被偷”。

还有一次，黄大发发现渠上要用的炸药不够，项目账上的资金所剩无几，申请拨款还要耽误几天时间，他就自己跑到信用社，以个人名义贷款8000元，把买炸药的钱补上。

两年多的时间一晃而过。1994年8月，螺丝水工程主渠修通，草王坝一夜间通上了水。草王坝人盼了千年，苦日子终于有了改变的希望。

不少人还记得开庆功会那天的场景。

“完工后他们邀请我们参加庆功会，杀猪、杀羊，一起庆贺。黄大发就发表演说，他才说了两句，就有点哽咽，说不下去了。”时任平正乡党委书记雍思玉说。

在黄大发家，已经泛黄的几页纸记录了当日没能接着说下去的内容。

“解放40多年以来，草王坝村一直是野彪片区的穷旮旯，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每年仍有几十个年轻人跑到外面做苦力挣钱，40%左右的孩子交不起书学费而失学在家，群众生活年年靠国家救济补助和回销……今后我们的打算是，今年实现坡改梯工程规划，人均1.5亩，土变田户均0.5亩。1995年将梯土变梯田，户均1亩……”

水通之后，黄大发的妻子徐开美问杨春发，“现在水到了！你们现在吃大米饭了，那以前说手掌心煮饭吃的事呢？”

杨春发笑了笑，没好意思说话。生产生活用水全靠这位外甥修的渠，生活境况一夜改变，他又能再说什么呢。

20多年后，草川变良田的愿望早已实现。在今天的团结村，每家屋后都是成亩绿色的稻田和金黄的油菜花田。层层向下的梯田有致错落，形成独特的视觉景观。

改变

当年通了水的村子花两年时间通了电，又花十年时间通了路。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再把眼前的村子与上个世纪的歌谣“草王坝是个名，包沙饭哽死人，土多田也多，过年难找米汤喝”联系起来。

只是当年那个“说一不二”的黄老支书还没有变。修好了渠又要定期护渠，虽然一辈子没怎么出过大山，但他用双脚丈量过的距离已经远远超过常人。

草王坝村到枫香镇100里路，枫香镇到南白县城又100里路，从村里出发到县城至少要走2天时间，这些年里，筹资金、运水泥、汇报项目……已经数不清黄大发在这三点之间来回往返了多少趟。

于是对妻子和儿女来说，这个家庭的顶梁柱总是只留下一个沉默而忙碌的背影。在为数不多的家庭交流时间里，黄大发也经常提些要求，希望子女跟自己一样多为别人考虑。

第二次修渠时，黄大发的小女儿突然得了脑膜炎。“当时马上就要过年了，没有人看工地，他是领导，说自己必须守在最前线。”熊举海说，“所以他仍然坚持在渠上，后来也耽误了女儿的病情。”

“如果不是他一心只为村里做事，我们这家也不会这么穷。”女儿黄彬容说，村里的小学前几年要迁址重建，父亲要求当时十几岁的自己和妹妹背石头上山做原料，“背上全烂了，现在一到下雨天就疼。”

“我初中毕业就回来在村里当代课老师，一个月工资90块，太少了，我就跑到外面做工，一天至少也有50块钱。但是我爸没过几天就把我从外面叫回来了，说村里缺老师，不让我去打工了。”儿子黄彬全说，但他懂得“爸爸是为了村里孩子们的教育考虑”。黄大发则说：“不能让下辈人受没上过学的苦。”

“你只能听他的，他这个人认定的事，别人是没办法改变的。”女儿黄彬容说，抱怨、委屈的气氛一度在家中弥漫，但家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理解和支持。

只要上工修起渠来，黄大发就顾不了家里的事情。种田喂猪一律交给妻儿，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常年捉襟见肘。

尽管如此，当妻子想扫一点原料车上洒下来的水泥，拿去补一补已经破了的老灶时，黄大发看到还是严厉呵斥了妻子，“这都是公家的”。

“沟就是我的儿女。”黄大发对别人这么说。“我见不得沟坏，哪里破了我听了心里难过，就赶紧带人上去补。”

“他这个人一根儿筋，认准的事情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做好，这个精神是现在很多人没有的。” 平正乡扶贫办主任熊举海评价道，“如果第二次失败了，他还会修第三次的”，这也寄托着他作为一个村支书、一名共产党员的信念。

2004年，黄大发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休。但每年春耕前一说到清淤补漏，老百姓们还是更听黄大发的。黄大发带头，大家就会跟着去。时间久了，“螺丝水工程”也被“大发渠”的名字取代。

传承

从有人质疑、嘲讽到今天的众人拥护、爱戴，黄大发这一路走得并不平顺。主渠长7200米，支渠长2200米，在上世纪90年代，这并不是一项小工程。但在“黄监工”的组织下，除了张元华放炸药时擦伤了额头，老百姓们没有一个出现伤亡的，整条水渠也没有一段出现溃坝的。

“修渠是第一步，修路是第二步，第三是拉电，第四就是修学校。”解决了水的问题之后，黄大发依然没有闲下来。他知道民心得来不易，于是更加小心维护，他对人说，这一生就是见一样干一样。“村里缺什么我就干什么，缺水我就修渠，缺路我就修路，缺电我就拉电，看到学校环境不好我就把学校搬过来。”

团结村所在的贵州省，在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脱贫攻坚任务也最重。自国家精准扶贫战略提上日程以来，贵州不少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得到大力扶持。例如，2016年遵义市播州区泮水镇西安村即设立了蜜柚基地2500余亩，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据当地媒体报道，2016年11月16日，该村还举行了以“泮水古镇·甜蜜柚获”为主题的播州·泮水首届蜜柚文化节。

在参观了遵义市播州区西安村的柚子种植情况后，黄大发回村也号召大家试种。“一亩玉米只能卖几百块钱，一亩柚子可以卖几千元，这样老百姓的生活就可以提高了。”

看到别村的新农村建设发展得快，他作为基层先进党员，在贵阳参观时跟区领导反映，能不能让团结村也被列入规划。

“我今年80多岁了。”谈话间，黄大发总喜欢先强调自己的年纪，然后话头一转，“但年轻人挖锄头都挖不赢我，现在我犁土，牛跑得再快我都追得上。”

年轻一代见了面都喊一声“黄支书”，大家听着他的故事长大，也渐渐开始想做些什么。

徐原伟今年31岁，最近回到村里做养猪产业。在遵义打工多年，他做过小工，也开过按摩店，最后还是选择回到生养自己的家乡。“村里现在养殖条件不错，我和哥哥一起做，看看今年怎么样。”他希望能联合更多的村里年轻人一起，扩大养殖规模，降低成本。

徐向阳今年29岁，担任团结村村委会副主任。高中毕业以后，他没有像同龄人一样外出打工，而是选择了留在家乡。比起自己在外的朋友，他工资不多，一个月到手一千多块。“从小在这里长大嘛，有感情了，想多为乡亲们服务。”

驱车离开遵义向西70公里，下了高速进入平正乡，眼前是看不到尽头的群山。汽车在山路上打弯，一侧靠着峭崖嶙峋，另一侧江水湍流。7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这里渡江，在平正乡一带停留，随后西去入川。

行至深山聚落处，江水隐去，白墙黑瓦的一栋栋屋子密密挨着。这里是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贵州一类贫困村。全村1540户中，324户未脱贫，占比超过1/5。大发渠的水依旧每天流到每家每户门口，灌溉着良田、喂养着牲畜，小村落的脱贫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