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学习古籍修复的年轻人：冷板凳是一种磨练

《我在故宫修文物》展示了一批“90后”在故宫修复文物的日常，而在复旦大学，也有一批年轻人在古籍修复专家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学习如何修复典籍。

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4月18日，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里展出了一批特别的版画作品，这些作品均出自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6级专业硕士。

这些版画全部由最传统的木版水印方式印制。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专家倪建明认为，在版画之中，木版水印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学生的修复需要美学基础，有了艺术的眼光才能修出艺术品级的古籍。”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这样诠释开设版画课的初衷，他希望版画的学习能够培养古籍修复专业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动手能力。

古籍修复是一个需要沉下心来的行业，学生们的家人对此也有疑惑。“有家人问我，你年纪轻轻来坐这样的冷板凳，以后怎么办？”2016级硕士生王钊说，“但我觉得，这是一种磨练，让我们沉静下来，甘于寂寞，研究如何把现代科技和传统古籍修复技艺融会贯通。在这里，古籍修复在我们这十几二十个人心中萌芽，就是我们最大收获。”

学生来自中文、历史、数学、生物等诸多专业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11月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谋划下成立，目前招收了两届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担任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任名誉院长，并聘请古籍修复、版画领域的大师指导教学。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从2015年开始招收专业硕士生。2015级共11位学生，2016级共14位学生。

古籍保护这一专业带有深厚的学科融合气息，不仅要求文科功底，修复过程中更是要了解材料物理化学性质，甚至要通过理科实验研究创造适合用来修复的材料。

进入研究院的学生拥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包括本科为中文、历史，乃至数学、生物学等专业的学生，不少同学是从零开始接触古籍修复。

2016级硕士生王钊就是一位专业跨度很大的学生，他本科在一所农业院校的生物专业读书。王钊小时候被长辈带着看过一些古书，当时的开蒙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火种。工作后他经常到附近图书馆读书，有一天迈入图书馆古籍部，王钊一下子觉得这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在古籍保护研究院里，王钊接触了纸浆的物理结构、化学性质，还在实验室里做染色实验，逐渐开拓眼界，之前所学的生物学知识也可以用到现在的研究中，更是让他干劲十足。

2016级硕士生李洁则对于这个专业并不陌生。她的母亲在陕西从事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这让李洁从小耳濡目染，对古籍与石碑心生敬畏。大学时期李洁就修复了第一本古籍，是当地的一本县志，“我觉得这是一种召唤。本科毕业后，我依旧想从事相关行业，就报考了复旦的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2016级硕士生郑美玉是唯一的外籍学生，她来自马来西亚，祖籍福建。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起初并无打算招收外籍学生，她努力争取到了“破格录取”的机会。

郑美玉太爷爷一辈就迁居马来西亚，但家中始终重视中文教育，她读的一直是当地华人办的学校，大学则在台湾政治大学读历史系。

毕业后郑美玉在出版新闻行业工作了很久，自己也做了不少书，但天性平和与世无争的她觉得出版业的节奏还是太快了，就选择回到历史的老本行，在一家华人学校“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校史馆工作。这一学校已经有110年历史，是中国出现新式教育之后，马来西亚华人模仿国内新式教育的学校兴办的。在校史馆，郑美玉开始接触到学校向校友征集的各种文物，开始对这一行产生兴趣。但各种不同状况的文物也让她觉得对保护工作力不从心。这样的情况下，她看到了复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招收研究生的消息。

“当时非常激动。” 马来西亚做文物修复的人很少，郑美玉找不到学习机会，看到这一消息就决定一定要申请，当时该院并无招收外籍学生计划，郑美玉直接写信给学校推荐自己，终于得偿所愿。

在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读书一年，郑美玉只恨两年研究生时间太短，“学院老师教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无法学到。古籍修复技术真的要老师面对面教授，不要说很多技术一直是手把手的教，即使有的修复技术现在出了书，老师没教之前看书，也真的很难看懂。”

学院教师队伍大师云集

古籍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老师的传授尤为重要。因此，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引进多位重量级大师来教授课程，特别是培养学生实际操作的能力。

“这个专业的学习时间比较长，手工操作、修复的经验是靠积累的，没有时间的积累就无法得到经验与结果。”专业硕士的古籍修复老师黄正仪这样描述古籍修复的学习过程。

另一位古籍修复专家童芷珍从事古籍修复工作40多年，受聘来到复旦以后，她开设了古籍修复的基础课程。过去这个专业还没有课程教材，她就撰写古籍修复教材，目前南京两所学院也使用该教材。

“我觉得古籍修复教学不局限于技术传承，更重要的是先进理念培养。比如修复尺牍，工匠式的修复往往注重美观，常常严重破坏原貌。”比起技术传承，童芷珍更重视对学生的理念培养，希望他们能学到如何判断古籍的历史价值。

除了技艺修复课程，复旦还为学生开设了版画课程，由中国版画界大师级人物倪建明教授。

“学生的修复需要美学基础，有了艺术的眼光才能修出艺术品级的古籍。”杨光辉这样诠释开设版画课的初衷，他希望版画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的培养和动手能力的训练。

“这就是一个修心的职业，你要喜欢。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就会很投入。” 黄正仪这样评价古籍修复工作。虽然清苦，但她认为，这个行业深刻关乎传统书籍的流传与技艺的传承。

复活开化纸，为古籍修复提供纸张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学科建设的一个重心，就是对于国家重要文化遗产与技艺的研究，当前的核心课题是开化纸工艺恢复。

在中国传统手工纸中，开化纸因其细腻洁白、薄中见韧、寿命长久的特质而享有尊贵地位与国际佳誉。开化纸史称“藤纸”，其工艺源于唐宋，至明清时期趋于纯熟。当时宫廷内的诸多文书与刻本皆使用开化纸，例如清代时期的《康熙字典》《全唐诗》《四库全书》等著名典籍多由开化纸制作而成。

“20世纪以来，西洋纸流入中国，因为造纸技术方便、比较便宜，传统中国纸开始衰落，100多年来一批传统造纸师傅去世，不少传统造纸术就失传了，开化纸也在此列。” 杨玉良对此深感惋惜，“其实中国传统纸保存寿命是最长的，在比较好的条件下可以保存4500年。而现在通用的西洋纸，制纸工艺中加了强碱，保存不了多久就会明显泛黄变脆。”

更为可惜的是，开化纸的失传使得中国缺失顶尖品质的手工纸。如今世界范围内最受认可的传统手工纸是日本和纸。世界主流机构基本也用这种纸张进行古籍保护修复工作。而对于古籍保护来说，不能使用源自中国的优质手工纸来修复象征中华文脉的古籍，更是一种遗憾。

2015年起，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研究团队相继与开化县“开化纸传统技艺研究中心”、广州市《广州大典》中心合作，携手启动开化纸传统工艺恢复项目研究。2017年3月24日，“开化纸——杨玉良院士工作站”正式启用。

“典籍关于造纸技术记载很少，我们只好从各种典籍中寻找。并找来开化纸印制的典籍，研究它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研究它的原料是什么。”杨玉良告诉记者，目前学者们已经发现了开化纸中一种独特的植物原料，也开始研究用现代生物学方法加快传统纸张缓慢的制作流程。

“中国古籍保护工作，多年来欠下的旧账难以想象。” 杨光辉告诉记者，现在古籍普查工作还没完成，目前普查了5000多万册，据不完全统计，其中30%需要重点修复。

而与巨大的需求相比，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人员不超过150人，“现在培养了1000多人，但能不能胜任修复工作还是问题。所以修复人才还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古籍修复高端人才培养是2014年文化部推广专业硕士培训计划以来才开始的，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社科院、天津师范大学目前是四所较有规模的培训高校，“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也该重视保护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