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福利院儿童，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有点尴尬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一位人类学博士生，他曾在福利院进行了半年的田野调查，对保育员在育儿工作中的观念和行为有所了解，但发现“对福利院儿童的内心世界仍旧知之甚少”。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

2011年6月我还在浙江一家福利院做田野调查。

有一天午休后保育员们在婴儿房里聊天，包括国芳在内的几个小孩也在房里玩耍。4岁的国芳是一名脑瘫患儿，语言能力匮乏，但却是福利院里众所周知最调皮的孩子。按其他保育员的说法，这是负责照顾她的张阿姨对她百般溺爱的结果。这时国芳又和一个孩子打上了，张阿姨没有强行制止，只是呵斥国芳让她停止，但后者并不理会。

看张阿姨不出手，在场的朱阿姨也不好出手阻止，只是用略显调侃的语气评论国芳现在已经“无法无天，什么都不怕了。”付阿姨笑着说她有办法，然后去储藏室拿了一只空纸箱，扔到了国芳的面前。国芳看到纸箱突然停止了打架，愣了一下之后赶紧后退。

国芳的反应引起了其他保育员的好奇，她们询问付阿姨为何国芳会害怕纸箱。付说她也不知道，她前几日在储藏室里整理东西，国芳等几个孩子在一边玩，她腾空一只纸箱里面的东西，顺手扔到一旁，马上就听到国芳的哭声。

朱阿姨捡起纸箱，故意递给国芳再次试探她的反应，结果她刚平复下来的情绪又被刺激起来。针对国芳害怕纸箱的原因，保育员们讨论了许久，最终张阿姨的解释被认为最有可能。这些年入院儿童大多是身患疾病和残疾的弃婴，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有些孩子入院后经过救治还是会夭折。

按照福利院处理儿童死亡的手续，如果孩子死在医院里，由医院出具死亡证明并送至殡仪馆火化；如果孩子死在福利院内，则由在院医生记录病史保存在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出具死亡证明，由院里的园丁老丁将遗体送至殡仪馆火化。虽然福利院里有一辆汽车，为避免引起司机和其他乘客的反感，遗体都要用纸箱装好，外面用胶布密封。

但当我听到这个解释时心中还是产生了疑惑：一个4岁的孩子知道什么是死亡吗？即使她知道，她所理解的死亡的意义是和成人一样的吗？当我提出自己的疑问，保育员们陷入了沉思。毕竟国芳不仅年纪小，还是脑瘫患儿，这一疾病被认为多少会对她的智力发育产生一定的影响。

阿姨们的讨论没有结果，而那天下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一方面是出于一个悬疑小说爱好者的“天性”，对任何构成谜案的事件都充满着好奇；另一方面，我也带着一份格尔茨式的人类学家的使命感，希望能够深入了解研究对象自身的看法。但也正是这一使命感令我在田野调查期间和之后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充满沮丧，因为我意识到纯粹靠直观的参与观察和访谈根本无法彻底了解福利院儿童的所思所想。

这家福利院在院儿童约有50人，另有30人在农村家庭寄养。在院儿童大多数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所有儿童的病残比例超过了95%。面对这样一群人，我感到自己掌握的人类学方法有点儿尴尬了。

人类学这个学科从肇始之初就声称自己专长研究异文化，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人类学家学会了亲身进入异文化社会，通过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习得当地人的语言并与他们交流，观察他们的日常活动。20世纪下半叶，欧美人类学家开始回归本土社会，关注少数族裔、性别等被主流社会文化忽视的群体，将之作为内部的他者进行研究。

而在中国，费孝通、林耀华等中国人类学先驱一开始就借助西方他者的视角（譬如英国的功能主义人类学）来观察自身的文化体系。可以说人类学这个学科的研究路径一直存在自我与他者辩证统一的色彩。

当我进入福利院进行田野调查时，我也有意无意地将福利院中的人与事作为他者来观察。经过半年的融入和熟悉，我相信自己已经可以作为局内人，深谙保育员在育儿工作中的观念和行为（参见钱霖亮《建构“保育员母亲身份”的挣扎：中国福利院儿童照顾者的情感劳动》，《台湾人类学刊》, 2013年第2期）。然而对福利院儿童的内心世界我仍旧知之甚少。

人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既认可人类社会的多元和复杂，又为寻找真相深感焦虑。与此同时，人类学又有一张人文科学的面目，它可能怀疑世上本没有真相，只有意义，而人的生活便如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言，是悬挂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继续编织意义，这些意义的总和便是文化。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格尔茨认为人类学的文化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参见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页）。

我个人的观点折中上述两种看法。我认为人类学仍应有追寻真相之心，但最终能否实现则是另外一回事。或许意义本身就是可能的真相。解码文化、探寻意义正如悬疑推理小说的探案过程，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线索，在整体的语境中将这些线索交织起来分析，寻找可能的解释路径。这一类比来源于多层启发。首先是历史学界已经有学术专著以推理小说的模式写作，譬如美国中国史学家萧邦奇(Keith Schooppa)曾经荣获1997年列文森奖的著作《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2010年）。多年以前初入学术之门的我偶读此书，确有醍醐灌顶之感，原来学术著作可以这么写！

这个传奇故事讲述了一名浙江萧山籍的国民党党员沈定一于1928年8月的一天在自己家乡的汽车站被人谋杀事件的前因后果。全书在晚清以来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围绕沈氏的政治经历和社会交往展开，落脚点是探究究竟是谁有动机和能力暗杀这位主角。作者甚至列出了五类嫌疑人，并最终将主谋锁定为蒋介石集团。

在学术的层面上，透过对主角的社会网络、人生经历和死亡影响做出详尽的分析，作者尝试再现20世纪早期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图景，为读者了解中国革命的动力学提供一个阐释方案。

萧氏的著作令我产生一个念头，便是将历史学的科研工作理解成一个拼图游戏。在后现代主义还未侵扰的史学领域，历史学家的任务仍旧是还原史实——那史实犹如一幅被打乱的拼图，历史学家需尽力将它们重新排列组合，无限地逼近历史的真相。

对我来说，这也恰恰应该是人类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社区与群体要做的事情，无限地逼近社区和群体的整体事实（也就是人类学家们所谓的“整体观”），并在把握整体的基础上对局部的文化构成进行分析，了解其意义。我将民族志的想象力(ethnographic imagination)理解成悬疑推理小说的推理过程，民族志作者要像侦探作家一般抽丝剥茧，理清他们试图阐释的文化现象生成的背景和线索，那样才有可能提出一个可靠的解释方案。

我在福利院做调查时留意到，保育员一般是早上起床后，或者晚上睡觉前给孩子洗澡。但有一天下午我看到张阿姨在给重症监护室里的一个婴儿洗澡，感到很奇怪，就问阿姨为什么这个时候洗。张阿姨说这个孩子患有先天性肝硬化，入院后就送到医院就诊，直到前两天医生诊断没有希望了，让福利院接回院里看护。那天上午驻院医生也来检查过了，预言孩子的寿命只剩下两三天。负责照顾这个孩子的张阿姨就决定在他临死前给他洗个澡，祝福他干净地上路，下世投胎到一个好人家，健康一世。

我和张阿姨聊天时朱阿姨也进了重症监护室，听到我们的对话便插话评论张阿姨胆子大，要她肯定不敢。从接下来张阿姨和朱阿姨的对话中我了解到，整个福利院里会给濒死儿童洗澡的也就是张和另外一位余阿姨，她们两人被认为是全院工作人员中胆子最大的。其他的人都认为这样做会染上晦气，朱阿姨甚至觉得孩子死了以后阴魂不散，会粘上那个他最熟悉的人，被鬼粘上可不是什么好事。张阿姨则辩称如果孩子死后真的有灵魂，也不会加害对他有恩情的人。

我在分析两位保育员的说法时认为她们各自从民间信仰的传统中借用不同的解释方案来舒缓死亡污染给活人带来的焦虑(参见Qian, Linliang. 2016. “Everyday Religiosity in the State Sphere: Folk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a Chinese State-run Orphanage.” China Information, Vol.30, No.1: 88-89)。与此同时，我也想到在已有的学术讨论中，用清洗身体的方式为死者祈福本是中国丧葬礼仪中的一项程序，张阿姨的做法实际上是把这个程序提前了。当我将这个问题抛给张阿姨，问她为何是在死前给孩子洗澡，张阿姨面露尴尬地表示她觉得死前洗比较安全。于是乎死亡污染的观念在她身上仍是奏效的。

就这样，一次不合常规的洗澡变成了一个悬疑事件的线头，牵出这家福利院中一整套的鬼怪观念。在与保育员们后续的交流中我得知洗衣工李阿姨的事情。李阿姨最初也是保育员，但后来转去做工资更低的洗衣工，最主要的考虑是她不想晚上呆在儿童部里加夜班。这背后的原因是她认为儿童部这个地方“不干净”。这一观念导致了她特定的行为模式：晚上绝对不来儿童部；白天会来，但是绝对不进重症监护室。

当我当面询问李阿姨为何不进重症监护室时，她说因为那里死掉的人多，是整个福利院里阴气最重的地方。李阿姨的回答解开了我在福利院里做了几个月田野调查遇到的一个一直讲不清楚到底奇怪在哪里的问题：有好几次李阿姨白天来儿童部找人，对方在重症监护室里，李就站在门外大声喊，从来不进门。

这些鬼怪逸闻如何登入学术的大雅之堂？对明清以来孤儿院历史有所了解的读者应当知道中国传统的儿童救济机构一直具有儒家和佛教的宗教色彩（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清末西方传教士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基督教色彩的孤儿院，这些机构一直存活到1949年前后。

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对中国传统的慈善机构和外国孤儿院进行了反封建、反迷信的国有化重组，并在朝鲜战争前后彻底完成了改造任务。自此之后，中国的儿童救济机构成为了由政府独办的事业单位，经费来自于财政拨款，其机构领导由政府委派，普通员工也具有了国家单位员工的编制身份（Norman Apter. 2013. Saving the Young: A History of the Child Relief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第4章）。

我以上述例子表明在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不易察觉的线索能够构成一系列的悬疑事件，而对这些事件的解析将有助于我们挖掘研究对象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些线索的拾得可能具有偶然性，但也需要观察者对自己研究的社区和群体有通盘的把握，对反常的情况有敏锐的嗅觉。如果上述事件只是展示了民族志写作类似悬疑推理小说交待的“是什么”和“怎么样”这两个尚属初级的层次，那么本文开篇害怕纸箱的女孩的故事需要解答的便是“为什么”。我将演示民族志的想象力如何帮助我们实现对悬疑事件的“真相”进行推理。

我将张阿姨的解释作为推理的起点，毕竟她是最了解国芳的人，同时也对福利院的机构运作非常了解。国芳对纸箱的恐惧肯定不是空穴来风，她能够想到把这件事和福利院处理死亡儿童尸体的做法联系起来，让看不到线索的其他保育员和我如在茫茫大海中见到了一座灯塔。纸箱是福利院里经常出现的事物，绝大多数时候是用来装零食和日常用品的，没有哪个孩子曾经表现出对它们的恐惧。

假如国芳不懂什么是死亡，对她来说这次看到的纸箱最不同之处在于：（1）老丁把一个小朋友放进了纸箱；（2）老丁提着装着小朋友的纸箱离开了福利院（她也可能意识到那个小朋友后来没有再回来）。将这两点串联到一起，纸箱对她而言就是一个把小朋友带离福利院的容器。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国芳害怕纸箱就不是因为它是处理死亡儿童尸体的工具，而是将一个人带离福利院的工具；这个人可以是另外一个小朋友，也可以是她自己。也就是说，国芳害怕的是自己被装进纸箱，然后被带离开福利院。

害怕离开福利院，离开自己熟悉的人和地方，这一儿童心理令我想到在其他福利院儿童身上发生的事情，可以作为这个推理的辅证。国珍是和国芳同龄的脑瘫患儿，深受经常来福利院献爱心的志愿者何先生和他女朋友的喜爱。因为他俩经常给她零食吃，跟她说话、一起玩游戏，国珍表现出对这两位志愿者明显的信赖。每次他们来福利院，国珍都只和他们一起玩，他们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

但后来有一次何先生和女友带国珍出院去游乐场玩，然后又去了麦当劳吃午饭，回来以后保育员们和我察觉到国珍对这两位志愿者的恐惧和排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再和他们一起玩。两位志愿者反映国珍在游乐场里一脸的惶恐，什么游戏都不敢玩。去到麦当劳也不敢吃东西，完全不像在福利院里那般活泼的模样。对此，他们和保育员的解释都是孩子怕生，一到陌生的环境就没了安全感。按他们的说法，家庭当中的孩子到了陌生的地方也会有这样的紧张情绪。朱阿姨说自己的儿子小时候带出门旅游，晚上还要哭闹着回家睡觉，只有回到熟悉的地方才能安心。

国珍是离开福利院之后表现出对陌生地方的恐惧，而6岁的脑瘫儿晨晓在离开之前就有此反应了。2011年5月，由于入院弃婴人数的增加给保育员造成了沉重的工作负担，福利院领导决定将一批大龄智障儿童寄养，晨晓就名列其中。

在下乡前的几天，我和保育员察觉到她的情绪似乎不太好，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大哭大叫。一天午休后，我甚至发现她不知从哪找来一根绳子绑住了脖子。虽然给出了这样一个解释，保育员们也很疑惑，因为晨晓之前并没有家庭寄养的经历，她们想象不到她是如何预见到寄养生活好坏的。然而对比国芳和国珍的例子，我认为我们根本不需要想得那么复杂，晨晓实际上很可能只是不想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

我是在重温田野笔记后将三个儿童的例子放在同一个脉络里来解释的，通过民族志的想象力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国珍的例子表明离开熟悉的环境会对福利院儿童造成心理上的负面影响，而晨晓的例子则揭示了福利院儿童有能力预想自己离开熟悉环境之后会产生的恐惧，这两者的推论用在国芳身上就得出了她害怕纸箱是因为担心自己被带离熟悉的福利院空间。这样的联系并不高估这些年幼的孩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比如死亡和寄养生活的意义），但也不低估她们与普通孩子一样对生活的安全感有着基本的需求。当我第二天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告诉保育员时，她们觉得我的解释听起来比张阿姨的更合情合理。读者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作者钱霖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人类学方向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