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的一处“唐破风”建筑说起

地处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也被称为“华西坝”，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的校舍建筑，它们具有中式顶，西式屋，一道中部带有弧形隆起的屋檐——唐破风（からはふ）。“唐破风”在中国大陆的存世建筑中是非常罕见的。

一个人看到了什么往往是由他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决定的。用潘诺夫斯基的话来讲，对缺乏知识的澳洲土著而言，达·芬奇所绘《最后的晚餐》只不过是个“热闹的晚餐聚会”而已。同样道理，对以一名年少时曾在成都生活过十来年的三线建设子女来说，尽管我曾无数次经过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也被称为“华西坝”，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甚至还在学校里打过篮球，然而校舍对于那时的我而言，只不过是一些房子而已。随着生活经验的增加，知识的积累，我开始知道了这样的房子在中国并不常见——它们具有中式顶，西式屋。然而，这些认识仍然没有超出“《最后的晚餐》是一幅世界名画”或“《最后的晚餐》是一幅蛋彩石膏壁画”的范畴，是一个较低层面的认知结果。一直到2017年春节期间，时隔多年再一次经过此地，终于，头脑中知识积累的结果让我的眼睛看到了一处建筑细节：一道中部带有弧形隆起的屋檐——唐破风（からはふ），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唐破风”在中国大陆的存世是非常罕见的，经过一系列的调研，截至文章截稿之时，共发现现存还有以下几处：

上海乍浦路439号。1922年由南浔路搬迁到此的日本日莲宗本园寺（本圀寺）。现为民居，除了别具一格的“唐破风”外，原有面貌无从得知，也未被列入挂牌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

长春北安路735号。建于1936年的日本淨土真宗教派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满洲别院。1985年被定为长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由于长春东方教育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违法建设“高力钻石城”项目售楼处，遭到破坏，2016年正式入选国家文物局“2014-2015全国文物行政执法十大指导性案例”之一，截至2017年3月1日，寺院仍处于施工状态之中。

西安兴庆宫公园东门北翼的亭子。1958年后的仿唐建筑。

仔细观察这几处“唐破风”，它们之间也还不尽相同。成都、西安的“唐破风”为“轩唐破风（のきからはふ）”，即中部隆起的弧形两端有水平向外侧的延伸，是重檐中的一檐，且外延檐与隆起弧形在结构上为一体（“轩唐破风”中还有外延檐与隆起弧形不为一体的情况）；日本两座在华寺院为“向唐破风（むこうからはふ）”，即弧形隆起的两端没有水平方向往外延伸的屋檐，檐与屋顶结构上成一体，是有立柱支撑的单檐破风顶。另，成都的以及两座寺庙的破风均有博风板（即：沿檐口垂直往下方向的挡板，在日本被称为“破风板”），而西安的亭子则没有。

日本在华寺庙按照日本样式修建不足为奇。艺失求诸海外，西安要想仿唐，参照日本，这点可以想象，只不过，不严谨地误将破风作唐代特征。那么，成都的破风是源出何处呢？请教当地人，得到的回答大致有两种：1、与西安的情况相似，仿古仿错了；2、主管领导意志决定（领导觉得这样好看）。根据亲眼所见的建筑样式以及常理，我不认为这两个说法令人满意。回到上海后，我开始了这项工作，终于在1920年出版于温哥华的《华西传教概述》一书中找到了一张历史照片，是当时在建中的华西协和大学之赫斐院（Hart Memorial College），又幸得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Victoria University Library）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历史照片，四川的专家，政府官员所蒙之不白冤屈才得以洗清。

华西协和大学由英、美、法、德、加拿大五国教会创建于1914年，建筑师罗楚礼（Fred Rowntree，1860年生于英格兰，1890年移居苏格兰）规划设计。在历史照片中，我们能清晰的看到“唐破风”确是当时建筑师设计的产物，那么，罗楚礼与日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从他的交际圈一窥究竟。从1891年开始，苏格兰建筑师乔治沃尔顿（George Henry Walton）与罗楚礼家族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罗家的茶室就是他设计的。20世纪初期，他们一起在位于泰晤士河的北岸的汉默史密斯区（Hammersmith Terrace）执业并生活在该街区。同时期，住在那里的人还有：德国建筑师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乔治沃尔顿的画家哥哥爱德华·沃尔顿（Edward Arthur Walton），苏格兰建筑师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苏格兰画家弗朗西斯和杰西纽·伯瑞夫妇（Francis and Jessie Newbery）等等。这些人尽管不一定都是苏格兰人，但是之所以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为发端于格拉斯哥艺术学院（Glasgow School of Art）的“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Artsand Crafts Movement）的核心人物。这场深受牛津艺术史学者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思想影响的运动排斥当时工业革命后批量生产带来的呆板、千篇一律的产品设计，也反对维多利亚时代那种繁复的建筑样式。此时明治维新后打开国门，力图融入西方文明，并致力于输出自己的文化、艺术的日本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这群格拉斯哥学派（Glasgow School）的艺术家们在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前后纷纷造访日本，从日本艺术中汲取养分，再融合到本文化中，对欧洲艺术进行改造，最终开创了“格拉斯哥风（Glasgow Style）”。后世认为他们的风格具有强烈的东方主义倾向，其实与其笼统的说什么“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不如说是“日本风（Japanism）”，更准确的说，是“盎格鲁-日本风”（Anglo-Japanese Style），这在“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的艺术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通过一张他们居住的汉默史密斯区房屋建筑的细节照片就能看出这点。

门头上的三角形与常见的传统西方建筑中的三角斜顶不同，它是在平顶上装置的一个三角隆起，请注意它在结构上与屋顶并不是一体的，且三角形底边明显的短于平顶的宽度。这种样式与华西协和大学赫斐院、明德学舍两侧的三角形顶有相似之处，不过伦敦的样式更简洁、线条更硬朗，是很规整的几何形状，三角顶与平顶（檐）垂直齐平。这种三角顶在日本建筑中很是常见，事实上，它也是“破风”的一种，叫做“千鸟破风（ちどりはふ）”。在“日本第一名城”姫路城主体建筑上，我们可以集中的看到三种“千鸟破风”：正面自上而下的第二层正是这样的一个“千鸟”；第三层并排的两个有一个很好听的名称——“比翼千鸟（ひよくちどりはふ）”；第四层侧面大型的，三角形底边与下檐几乎等宽的那种是“大千鸟（といいます）”。日本与中国不同，他们一脉相承的文化不止于博物馆藏品、出版物，或者零星的一些历史遗迹，而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随处可见，即使在东京这样的大都会，“破风”同样可能随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十九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个巨变的时期，各种文化艺术的思潮汹涌澎湃，层出不穷。“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在英国本土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在欧洲大陆的影响极其深远，当这代核心人物还未老去之前，便有更年轻的艺术家们在他们的影响下持续探索，随之出现了“新艺术（Art Nouveau）”，“装饰艺术（Art Deco）”，也正是发端于此的艺术新风尚在中国进入现代化后遍布哈尔滨、天津、青岛、济南、汉口、宁波、广州这些开埠城市，当然，还有上海，直到今天，上海仍然是仅次于纽约的“装饰艺术”建筑总量世界第二的城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在大多数城市，这样的历史建筑已经不像当年那样随处可见了，许多地方我们只能从照片里才能一窥究竟。以成都为例，据不完全统计，除四川大学（包括华西坝）、宽窄巷外，在今天的成都只有三十几座历史建筑，其中还包括了学术上价值不大的，且已面目全非的民居以及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与之对比的数据是，仅以“装饰艺术”样式建筑举例，今天的上海仍保有一千多座）。在诸如成都、西安这样的一个历史建筑实体缺乏的古都，在文字记载有其局限性的情况下，摄影作为保存历史实体的手段，其重要性是毋需多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