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译厂60周年｜当我们怀念译制片，我们在怀念什么

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宁在1918》，到《佐罗》、《追捕》、《虎口脱险》等一批译制片经典在这里诞生，曾经封闭的中国观众通过这些影片，领略了色彩斑斓的西方文化。从老一辈的毕克、邱岳峰、尚华、苏秀，到年轻些的乔榛、童自荣、刘广宁、丁建华，上译老一辈配音演员们真的将配音打造成了一门富有鲜明时代烙印又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艺术门类。

80后之前的中国观众，应该都有共同的记忆，一代代国人真的是听着这些声音长大的。

上周，上译厂举办的《译声情怀》纪念朗读会，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一起亮相献声，朗读纪念文集《峰华毕叙》中的文章。不少人过中年的“配音粉”专程从外地赶到上海来。

3月30日，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影译制厂与上海市电影家协会共同主办“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60周年”活动。新老译制工作者们济济一堂，走过60周年的上海电影译制厂，是曾经的时代记忆，也面临着时代变迁下的落寞和哀愁。

曾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

译制厂的老人们自己都承认，译制片是个时代的产物。在几乎鲜有人懂得外语的上世纪光景里，外国电影中离奇故事和有趣人物都是通过译制片这个门类得以和中国观众见面。

在引进好莱坞大片之前，中国对于外国电影的引进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及中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历程。比起今天被好莱坞垄断的电影王国，过去通过译制片渠道进入中国观众视野的电影可能还要更为多样。苏联电影、法国电影、印度电影、日本电影，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朝鲜电影……译制片打开了国人看世界的窗口。

主持人曹景行曾撰写文章怀念如饥似渴看外国电影的岁月，其中提到许多人看了几十遍《列宁在1918》，不过是为了看电影里十几秒的芭蕾舞。

《简·爱》中贫穷却追求平等的女性，《哈姆雷特》中对于生存还是毁灭发出质问的王子，或者《望乡》中絮叨着苦难人生哲理的阿崎婆，《追捕》中的铁血硬汉高仓健，在文化贫瘠的年代，丰富而包含情感的声音将这些人物活灵活现展现在观众们眼前。

即便是在“文革”期间，上译依然在“内参片”这个鲜为人知的片种上耕耘。上海电影译制厂退休配音导演孙渝烽说起翻译片的过往岁月如数家珍。“那时候我们翻译的内参片，一方面为样板戏做参考，还有一部分是军国主义的电影，是政治上的需要，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需要通过这些影片来了解各国动向。”

在上译60周年的庆生会上，曾供职上海电影译制厂翻译组赵国华回忆，自己上世纪70年代初考上译制厂的时候，一个负责翻译的七人小组，分别掌握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不同门类的语言，“从对电影毫不熟悉，到能独当一面翻译整部电影，可以说为翻译片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他们将配音发展成一门艺术、一项事业

60周年的朗诵会上，朗读起怀念上译老人们的文章，在场不少人都湿了眼眶。有人说起老厂长陈叙一对全场上下的字字苛求，有人说起老配音演员尚华曾说：“死也要死在话筒边上。”上译出品的精品翻译片，和整个厂自上而下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密不可分。

上译厂有一套成体系的工作方式，从拿到剧本开始，翻译、导演、口型员们要一起参与台词整理的工作。老配音演员乔榛说：“老一辈上译总结出来的一套工作流程，在全世界翻译片事业中，都是一流的。”

早年从事翻译的赵国华说，“剧本初稿就是按口型翻译的，每句台词都按口型的节奏，使得演员能够有的放矢地揣摩角色。（上世纪）90年代我们和长影交流，他们抱怨他们的剧本，口型含义都不准确。而我们的要求必须按照口型停顿，所以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拿到一部电影，先划停顿。就像古体诗一样填长短句。还要翻出风格和性格来。”

老配音演员苏秀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为了让中文台词与原片的演员表演贴切，让人感觉就是外国演员自己在说中国话，我们会把影片剪成二三百小段，接成循环，反复地看。从这样反复、细致地观摩中，我们就可了解原片演员是如何诠释他的人物的。译制导演讲戏就要把他理解的原片讲给大家听，演员也要参与讨论，这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学习的独特方式。”

演员崔杰年轻的时候曾在上译“学艺”，他还记得，从录音棚出来，老同志来拍他的肩膀，“背心上能溅出水来”。可见配音工作的用力和紧张。

更难能可贵的是，上译厂在当时拥有全国绝无仅有的“齐全编配”，各种风格类型的声音都凑得整齐。老一辈的艺术家中，毕克的声线阳刚，邱岳峰有风流倜傥的魅力，尚华和于鼎这老哥俩总是一唱一和的能演活各种小人物。赵慎之娇俏，苏秀成熟，再年轻些的刘广宁的声音华丽贵气，丁建华则活泼优雅。这些个配音演员们一方面发挥自身声线的美丽，一方面对人物的揣摩极尽费心。

孙渝烽记得老厂长陈叙一带着大家抠《简·爱》的翻译抠到凌晨三点半，明明已经翻顺的台词，他怎么都不满意，觉得意蕴不够。凌晨回去仍在琢磨，以至于洗脚都还穿着袜子。孙渝烽说，“语不惊人誓不休”是老一辈每一个人的追求。

译制片精神仍在传承

到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我们自己的国产电影也起来了，娱乐范围也比较广，英语也开始更大规模的普及，电影走向市场化，翻译片的辉煌时代逐渐落幕。“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孙渝烽说。

如今的年轻人，进入电影院都更愿意选择原版加字幕的观影形式，这些年关于“译制片将消亡”的说法也常有见诸报端。

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张建亚在上译60周年的“庆生会”上，顺带说起了今年同样是上海电影技术厂和科影厂的60周年，这些厂同样有着辉煌的历史，却也在历史车轮的行进中逐渐显得力不从心。

一方面，我们承认曾经的辉煌不可复制，另一方面，今天电影配音的质量不如从前。就连上译的老人们自己也承认，有时候到电影院看新引进的好莱坞大片，感觉配音的处理上还是粗糙了些。而网友们指出的翻译不当，甚至错到离谱的“神翻译”的事例也不在少数。即便有配音，找更有人气的演艺明星来配音，也成为电影吸引眼球的宣传手段。明星们档期紧张，一天配完所有台词是常有的事，更别提磨合对戏。将配音本身作为艺术孜孜以求，这样的事似乎已经越来越遥远。

孙渝烽回忆，“过去一个片子，一个小组十来号人一起对口型搞剧本，多的时候一个片子要磨一个月，现在做一个片子就几天，质量上就比较难保证。”

对此，现任上海电影译制厂党总支书记严峻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现在整个电影产业的工作流程都加快了，从中影确定引进电影，分派到厂里，给出的档期，满打满算只有十一天，这已经是现在的“行规”，有的时候如果要抢档期，给的时间就会更短。甚至有些片子为了抢档期，打上字幕连配音版都根本不做了影院根本没有配音版本放。

而且，因为种种原因，如今的上译厂，在青年配音演员的队伍编排上，也没有当年那么配备齐全的“生旦净末丑”了，有的时候一些配音演员还需要从外借。

上海译制厂青年配音导演的詹佳认为今天的配音工作，虽然有现实的制约，但老一辈的精神仍在激励着年轻的配音工作者们，“时代不同了，如今的娱乐多元化，就像你说的每部电影的制作流程又非常赶。但我们上译人真的是延续了老一辈的精神，就算在如今那么恶劣的环境下依旧兢兢业业绝不偷工减料。虽然工期缩短，但我们基本现状都是通宵加班日夜颠倒的在工作，就是为了保质保量。可以说我从小开始在单位接触到的老一辈的工作方法和态度，我们沿用至今从未改变。”

说起译制片今天的处境，詹佳有些“鸣不平”，“世界上很多的大国家都基本是配音片比例比原版字幕高的，比如法国、日本。希望国家能真的重视译制片这一块。不要把我们最珍贵美好的汉语弄丢了。我们不是为了要刷‘存在感’而存在，母语的艺术演绎本身就是美好的事情。”

如今，上译厂也承接了新业务，将国产电影翻译成其他语言输送到国外，这也许是全球化语境与中国文化愈加得到世界瞩目的当下，译制片的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