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扒民警宋飞的百变人生：为抓贼，装扮成小贩、乞丐和流浪汉

火车站广场有一辆巡逻警车，车里坐着两名穿制服的民警。“我的价值不在那里，我的价值在那个里面。”瞟了一眼车里的民警，宋飞指着几米远的候车室说。

2月27日，春运已过，河南省驻马店火车站，候车室里依旧挤满了人。身穿黑色羽绒夹克，背黑色的旅行包，宋飞一踏进候车室，就找了一个最角落的地方，这里可以很好地将候车室里的动静收进眼底。

傍晚五点多，一名穿咖啡色夹克的男子出现，在乌泱泱的人群里，他一只手提着红色塑料袋，一只手伸进了他前面的旅客背包，反反复复掏了好几次，也没有掏出什么东西来。

很快，这名男子随着人流进了站，踏上兰州至广州的k225次列车，宋飞和他的两个队友也悄悄地跟上了车。

“伪装者”

“他们是我们的秘密力量。”

长沙铁路公安局处主管刑侦的副处长戴路说起宋飞和他的“铁鹰队”，“和火车上的乘警不一样，这只队伍着重于打击（犯罪），抓现行。”

“铁鹰队”成立于2004年，是长沙铁路公安的一支机动反扒队伍，他们身穿便装在火车站、候车室和列车上抓捕盗扒旅客财物的违法、犯罪嫌疑人。

“宋飞进来的时候，铁鹰队还刚刚成立。”宋飞的师傅黄文广回忆说。

黄文广1992年进入铁路公安局，起初干刑侦，破过杀人案、抢劫案、贩毒案、入室盗窃案……在1997年调入反扒工作小组，后来成为“铁鹰队”的负责人。

上世纪80年代，火车像一个巨大的音乐盒。列车行进时，车厢哐当、哐当……响个不停，大部分列车是深绿色车身，墨绿色座椅，装置简陋：没有空调，没有窗帘，没有布座套……火车几乎逢站必停，很多小贩到火车上卖矿泉水、红薯、报纸……

“有一些旅客下车时，把东西落在桌子上，他们（卖东西的小贩）就把东西捡起来或者拿走了。”黄文广说，那时候抓获的小偷，很多是这样发展来的。“他们开始捡，后来是拿，再后来变成偷。”

黄文广将这批盗窃犯罪归为“第一代小偷”。

就像“猫鼠”间的较量。这些人被抓了一次后，再上车时，通常会警觉地查看周围有没有便衣警察。“我们一般持免票证上车，那时候还可以买茶座，他们就坐在茶座里，经常观察乘警和哪些人沟通，后来他们发现我们不和乘警联系（上车）了，也拿个废票上车，他们就很奇怪了，心里想‘哎，他们还买票了啊……’”

“我们彼此之间相互研究。”黄文广说，“我经常跟扒手聊天，他们问我的师傅是谁，我说我的‘师傅’就是你们扒手。”

黄文广把犯罪嫌疑人交待的作案经过都记录下来分析，“原来我的笔记本有这么厚。”他比划说。

这些经验后来也传授给了徒弟宋飞。

2003年，从石家庄铁道学校毕业后，宋飞进入了长沙火车站派出所，他最开始穿警服在火车站执勤。每天的工作日常是站岗，接待旅客的各种询问，比较琐碎，”一天下来常常觉得什么事情都没做。”

一年多后，宋飞调入反扒工作小组“铁鹰队”，那时他不觉得是最理想的工作，“觉得它太简单了”。但当年反扒工作小组的25人，如今依然坚守的只剩他一人。

宋飞至今记得，第一次行动时，黄文广带他去火车站蹲守。看到一个“小偷”在候车室转悠，他故意装做系鞋带蹲在旅客旁边，一边向师傅黄文广报告情况。“他说可能是小偷，让我盯着，他马上过来。”

宋飞在远处盯着，看见“小偷”迎着他走过来，立即躲开了，“小偷”走进了厕所，宋飞就在厕所门口守着。

师傅一来问他“人哪儿去了”，他回“去厕所了”。师傅一听，坏了，厕所有窗户，跳出窗户就可以出车站。后来一看，人果然从厕所跑了。

宋飞这才察觉，反扒并不像他想象中简单。从此，住在火车站单身宿舍的他，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进火车站研究周边环境，有多少口子可以进出，有多少个地方做什么用……

“那时候也不了解小偷，看谁都像小偷，或者看谁都不像小偷。”宋飞回忆，师傅让他蹲在火车站广场练习“看人”，他就这么研究了半年，最后发现真不一样：坐车的旅客和路过的行人有区别；不同身份的旅客特征不相同；甚至旅客在广场、进车站、过检票口、上站台等，表情也都不一样。

最大的发现是小偷和旅客的区别：旅客走路往前看，小偷走路一般是往下看（看口袋和包）。“走路慢吞吞的，在物色目标；神经绷得紧紧的，显得高度紧张；眼睛贼溜溜的，总是瞟来瞟去；且喜欢凑热闹，专往人堆里扎。”

刚进“铁鹰队”时，黄文广告诉宋飞，干反扒工作最重要是“把自己隐藏起来”。“站在那里，不能让人看出你是警察，越不起眼越好”。

那时宋飞刚从学校毕业，背着双肩包，一副大学生模样，完全不需要掩饰，但抓了越来越多的小偷后，他成了张“熟脸”——小偷之间也有交流，都认识他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抓不到人。

一开始他不愿意为掩饰身份假扮“乞丐”，“我是一名警察，心里接受不了，但是长期抓不到人，心里就更加难受。”

他慢慢试着“变装”，开始是找来编织袋，穿一身破旧的衣服，假扮乞丐；后来，又装扮过水电工、小贩、流浪汉，几年后，他已经可以把自己自如地装扮进各种角色里。

“猫鼠”较量

20多岁时，陈联军（化名）还在家务农，有一次，父亲让他去翻红薯藤，他偷懒没去，挨了一顿暴打，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在外流浪时结识了一群小偷，“入行了”。（记者注：据2011年《潇湘晨报》报道）

2011年，陈联军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是一名73岁的老人，有着40多年的“扒窃史”。

他对记者称，年轻时喜欢“玩车”（行话，意思是跟着火车一路扒窃），去过武汉、上海、杭州，最远去过长春，每次都是和几名同伙一起，一路偷过去，又一路偷回来。

因为盗窃数额不高，依据法律规定，嫌疑人被逮捕后通常是处以拘役和罚金。据黄文广介绍，在2000年以前，长沙铁路公安处抓捕的盗窃嫌疑人，受到法律严厉惩罚的不多。

一些犯罪嫌疑人“钻空子”，抓了放，放了又抓。

“很多‘小偷’都是偷了几十年，有着固定的路线。”宋飞说，他接触过的“小偷”，40岁到60岁的占60%，有的“小偷”被他抓了很多次，每次都承诺“改邪归正”，但放出去后没多久又干上了老本行。

干反扒13年，宋飞抓获小偷300余人，他说，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有时也会同情这些人的命运：有些人患有艾滋病、有肺结核，不少人生活窘迫。

但可怜又可恨的是，这些人利用自身的疾病犯罪。

2009年，黄文广在株洲车站抓到一个“小偷”，“他偷了包，准备逃跑，我拦住他，他就跟我说，‘我有艾滋病，我要咬死你，你来试试看。’”黄文广说，事后他发现，包里有一些证件，“好像只有十几块钱。”

黄文广一边聊天放松对方警惕，一边偷偷地靠近他。后来他假装叫同事的名字，趁“小偷”回头时铐住了他的双手。“他就把自己手往后，把手上的血甩向我，我跟他说你别吓我，艾滋病传染的途径我也知道，必须要体液和血液传染，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针对盗窃的定罪量刑，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于盗窃罪的三个量刑标准，2013年的司法解释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公共场所“扒窃”的处罚标准不受数额限制。

在长沙话里，小偷称汽车“汽滚子”，叫火车“铁滚子”。“铁滚子的钱多一点，汽滚子的钱少一点，但是铁滚子危险一点，不过滚过去就行了。”这是黄文广听到的两个“扒手”之间的对话。

地方小偷多吃地皮，像医院、商场、步行街……而铁路上的小偷是流动的，全国各地流窜作案，又经常交叉作案，在火车上偷了后，又下到地方上去偷。“地方上偷东西的小偷，很少在铁路上偷东西，铁路上偷东西要求技术更高。”

宋飞总结了“第二代小偷”的几种特征：有从小流浪的，一开始偷一些吃的，到后来慢慢开始偷钱包，甚至可能诈骗或者抢劫；有出现家庭危机的中年人，没有正当职业，一个人出来后遇到小偷，就跟着他们走上了这条路；也有得不到赡养的老人，为了生存开始乞讨，看到别人偷窃也跟着偷窃。

在宋飞抓捕的人中，一些面孔反复出现。但有一次例外，大约是在2006年，在株洲火车站，宋飞抓到犯罪嫌疑人杨建国（化名），“他有四十多岁，偷了点吃的东西，我劝他找一份工作，以后好好过日子。”

几年过后，杨建国特意到火车站找宋飞。“他特别高兴，说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餐馆，叫我去他餐馆里吃饭。”宋飞去餐馆看了看，替杨建国感到高兴，但后来两人联系中断了。“干我们这一行，不是在火车站，就是在火车上，没有什么朋友，也很少与亲人相聚。”

“不回家的人”

2月28日晚上，宋飞的妻子李薇（化名）打电话过来，说女儿宋凌凌（化名）发烧拉肚子。离家八天，在六百多公里外的驻马店，宋飞坐在宾馆内一脸心痛，叮嘱妻子不要让女儿吃冷的东西，“你明天带她去医院看看吧”。

工作关系，宋飞“一个月有一大半时间不在家”，李薇是独生女，结婚后和父母住在一起，家里很多事靠两老照应。

同在铁路系统工作，李薇理解他。虽然在电话里嗔怪丈夫出差忙地连电话也不打一个，但私下里她说，宋飞为家庭付出了许多：他从不把工作情绪带到家里；只要一回家，他就陪女儿看书，“给她讲故事，照着书本一字不差地念。”他陪女儿骑自行车、跳绳、滑冰；一家三口逛街时，李薇和女儿在前面逛，宋飞一个人在后面提包。

当然，更多的时候，宋飞的手机突然来了电话，说好的家庭计划都成为了泡影。“他说走就走”，李薇说。

扒手分两种，用长沙话说，一种是“打活的”，一种是“搞死的”。“打活的”指白天偷，“搞死的”指晚上偷，很多小偷习惯趁晚上旅客熟睡时偷窃。

因为昼伏夜出，三餐不定，39岁的宋飞头顶冒出了不少白发茬。

反扒多是小案件，盗窃数额几千块钱、几百块钱，甚至几十块钱，这类案件特殊在于需要“抓现行”，为此长时间蹲守是常有的事。

“要和犯罪嫌疑人比眼力、比智力、比耐力，有时候一连要蹲好几天，（这种情况）全国的反扒公安都一样。”“老反扒”黄文广说。

申东胜对他第一次“反扒”经历印象深刻。2013年，他跟着师傅宋飞出去行动，心情“特别刺激，特别紧张。”那天，他女儿正好出生，“2014年2月7号，我老婆给我打电话，我挂掉了，当时正好在抓捕小偷。”

还有一次，宋飞白天发现一名犯罪嫌疑人，跟了一个晚上，对方没偷成功。后来，他又尾随对方去了火车站附近的网吧，然后又跟着去了附近的招待所休息。一直跟到第二天，犯罪嫌疑人上了车，手刚伸出去偷到东西，就被宋飞逮住。

“和其他案件相比，小偷的反侦查能力强，经常是抓了又出来，不断总结经验，加上隐秘作案，没有案发现场，导致反扒工作越来越难做。”黄文广说，民警干“反扒”时间长了，和亲人聚少离多，朋友圈子也很小。

“我们去过的地方很多，但是每到一个地方，活动范围只在火车站附近和火车上，除了干活，就是回房间睡觉，其他什么都不想去做。”宋飞说。

2005年，宋飞的母亲一人从东北到长沙来看儿子，母亲还在来的火车上，宋飞就接到紧急任务——赶赴广州参加“7.14拐卖、强迫妇女卖淫专案”的审查工作。

宋飞的同事朱红梅回忆说，当天宋飞在电话里让母亲在长沙等他，结果等着一个月，老母亲也没见到他的影子，最后流着眼泪回了黑龙江老家。

“我们都知道，其实他心里是很内疚的。”朱红梅说。

而作为妻子，李薇最担心的是宋飞在外执行任务是否遇到危险。只要看到他的领导、同事，她就要问：“宋飞他没受伤吧，又有十多天没见到他人了啊？”

2014年12月，宋飞获中国铁路总公司颁发的“火车头”奖章，这也是全国铁路系统的最高荣誉。

不同于其他刑侦警种，通过勘察现场和走访群众来破案，反扒主要靠民警的一双眼睛和两条腿。

2015年毕业的民警孙李，去年抽调到反扒小组后，平均每天要走2到3万步。他说，只有勤快走、勤快看，才能在茫茫人海中发现“第三只手”。

但“发现第三只手”还只是第一步。你要跟着他，不让他发现，待到对方“出手”时再将他抓获。“有的小偷（作案时）把包划开，甚至把裤子划开，这是一种伤害，有时甚至还很危险。”黄文广说。

2006年，在湖南娄底火车站站台，宋飞发现一名犯罪嫌疑人用钳子从旅客口袋里偷钱，他冲上去一把按住对方，夹住他的两个胳膊，试图把他压在站台，奈何对方虎背熊腰不能很快制服，一阵厮打过后，对方偷来的钱洒落了一地。

“周围很多人在看，丢钱的人把钱捡了起来，没有多看一眼就上车走了。”宋飞回忆，“小偷”在他腿上咬了一口，咬出了血痕，就跳下了轨道，他也跟着跳了下去，所幸在火车开动前把“小偷”逮住了。

和孙李同年加入铁路公安的胡威说，他们很需要旅客的理解和配合。“有时候我们帮旅客追到财产，结果很多人拿回自己的钱包（不做笔录）就走了。”胡威说，民警破案需要完整笔录，但有时失主不能理解，也让他们有些“心酸”。

十几年来的反扒打击行动，实名票制购票和更先进的监管技术让铁路扒窃的案件趋于减少。2015年，黄文广退居二线后，铁鹰队一度只剩宋飞一人。

但技术进步后，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也越来越多。在高铁列车上，有乘客大件行李被拖走，在车门处遭窃……2016年下半年，宋飞担任长沙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第五大队大队长，负责铁路反扒工作，组建“新铁鹰”。

铁鹰队现在有十几个人，“去年招的四十个新民警，全部都要到反扒队轮训一遍，我们正在培养优秀的接班人。”戴路说。

去年12月，在长沙火车南站，一个星期内发生十多起盗窃案。戴路说，他们准备做一个防范盗窃的册子，提高旅客的防范意识。

除了防范意识缺失，一些旅客在火车上丢了东西也并未足够的重视。“去年12月，有一名旅客坐高铁，丢了六万块钱，打了个电话后就不愿意来了，他说他是做海鲜生意的，一个星期有十几万元的收入。”孙李说，但对于农民工来说，几万块钱或许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不去打击的话，小偷肯定会越来越多，说不定会演变成抢劫都有可能。”孙李说，这是治安问题，也是应当给予人民的安全感。

此前，宋飞的报道出来后，有网友留言问：作为一个高颜值的反扒民警，如何伪装成普通旅客，不让小偷注意到你？

身高超过180公分，外形俊朗的宋飞在人群中颇为显眼。戴路曾对他说：“你长得帅，不适合干反扒。”但宋飞做事很用心，他善于伪装自己，也懂得随机应变，所以总能抓到嫌犯。

2月27日晚上九点，从驻马店上车的一个疑犯，在信阳站折腾了几个回合后，找了个座位打起瞌睡来。此刻，宋飞和队友正站在火车连接处严密盯防，他们心里嘀咕：是不是被对方发现身份了呢？

（文中宋飞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