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弈丨美俄离“和解”还有多远：乌克兰问题仍是死结

【编者按】

日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帕维尔·科里姆金会面时表示：“华盛顿将继续支持基辅，并维持对俄制裁。”几乎同时，美国首次公开指责俄罗斯部署一枚陆基巡航导弹，从而违反了30年前签署的军备控制协议，克林姆林宫随即予以否认。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最新刊文称，美俄在中东重新回归竞争关系……特朗普刚刚上台时一度涌现的“美俄关系新时代论调”开始降温，眼下重新审视美俄关系的可能性走向，显得很必要。

2014年初开始的乌克兰危机及其溢出效应，导致美俄关系陷入苏联解体以来的最大危机之中。美俄是非角力3年之后，“商业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他斥责美国政客行为，批评不尊重俄国利益的外交政策，对普京个人公开表达善意。在俄罗斯方面，从普通民众到精英阶层，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对人道干预和民主建设表现出厌恶的特朗普，将不会站在道义制高点指摘俄国内政外交，而是与俄罗斯在平等层面进行实用主义对话。两方的积极姿态使不少人开始预期美俄关系将会和解。

然而，与其说上述观点是一种预判，不如说是一种希冀，因为特朗普的“亲俄”态度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美俄走向和解的结论。此逻辑链条成立的前提是同时满足一系列主观和客观条件，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回答：特朗普是否真的“亲俄”？他是否能够如己所愿与普京展开对话？美国和俄罗斯能否在某些对双边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当然，如果有任何一方无意修缮此双边关系，那改善也无从谈起，因此，上述提问是基于克里姆林宫有意改善俄美关系的假设。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并对美俄关系的前景做出粗浅判断。

短期之内，对话可能而和解无望

从历史经纬上看，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一位传统而另类的总统。说他传统，是因为其外交政策倾向符合美国1776年建国至今大多历史时期的孤立主义和例外主义外交思想，而非1945年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主义”。在二战后欧洲百废待兴、美苏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高涨的背景下，美国成为所谓“自由世界”的旗手，而它成为世界单极霸权也仅仅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20多年的事情。

特朗普的另类则源自其有别于冷战后几位美国总统的商人出身，以及其强烈表演性的、追求光鲜的、言语间虚高的商人性格，其对“美国并不清白”的评论一方面便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则是自诩为不同于一般政客的另一种体现。

事实上，特朗普对俄罗斯和普京的积极表态恰恰符合其“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执政思想。特朗普认为与俄罗斯关系破裂不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而对普京的称赞也仅仅是从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角度，对领袖应以国家利益为上的认同。特朗普“亲俄”的源泉来自于对美国自身利益的追求，因此，就短期而言，美俄关系改善应该更准确地定义为“对话”的开始，而非即刻“和解”。

尽管如此，就算特朗普主观上有意修缮对俄关系，美国政治和国内环境同样制约着特朗普在外交政策领域改弦更张的能力。总统候选人大多会在选战时批评前任的外交政策，宣扬不同的新政构想，而当真坐在椭圆型办公室时，实际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走向与选战时的踌躇满志之间，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一方面，官僚机构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为总统提供大多数信息和政策选择，是总统需要依仗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新任总统过分强烈地转变外交政策方向很难受到公众支持，维持原有基本同盟结构的公众意愿仍然很强。

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其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国际政治，相反来自国内。上任仅一个月，特朗普与官僚机构便针锋相对，其当选合法性也因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电话门”事件而倍受质疑，且并未随弗林辞职而平息。

同时，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将改变美国国内的资本关系和权力关系，从而导致大量资源的根本性重组。这一过程中的阻力势必成为特朗普执政的一大障碍。另外，支撑特朗普当选的主要原因来自选民对解决国内民生问题的期待，而并非对其外交政策的认可。因此，解决国内问题对他的重要性远高于国际问题，在国内问题没有妥善解决之前，冒然在国际问题上强烈转向并非明智。

美俄“交易”：现实考量和零和游戏

商人出身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造就了特朗普“战术型交易主义”的外交风格，他与普京的对话亦将表现出典型的利益交换特征。这意味着双方各自的利益需求和满足对方需求的能力，将决定这场交易的进程与结果。

特朗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同俄罗斯合作解决一系列国际问题成为题中之义。

首先，营造稳定的国内国际安全环境对美国的发展至关重要，美国须与俄罗斯加强国际反恐合作，俄罗斯的参与将使打击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事半功倍。特朗普若想让美国抽身于叙利亚战争的泥潭，则也必须与俄罗斯达成一致。

其次，在核不扩散和军控领域，美国也需要俄罗斯的合作。俄罗斯作为核大国和军事强国，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谈判当中具有较强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参与者，能够极大程度地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利益。

第三，美国须与俄罗斯在国际网络安全领域达成共识，在网络世界中建立制度性国际行为规范。从2013年斯诺登事件，到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邮件门”，直至2016年俄罗斯被美国指责通过网络攻击影响美国大选，网络安全及其规范的缺失正影响和威胁着美国国家利益。

第四，加强俄罗斯在中美竞合中的杠杆作用。特朗普批评奥巴马政府将中国和俄罗斯推至美国对立阵营的“愚蠢行为”，意味着他将避免重蹈其覆辙。同时，在中美主要集中于经贸及发展模式上的竞合中，使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制衡中国的崛起。

反观普京的需求则较为清晰，且多来源于对自身国际地位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在苏联解体后逐渐积郁，并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爆发。首先，承认克里米亚入俄的既成事实和乌克兰问题的现实性，即以乌克兰为代表的、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势力边界。其次，撤消对俄经济制裁。第三，与美国平等对话，美国不再站在“民主自由”的制高点干涉俄国内政，尤其在即将到来的俄总统大选期间。第四，承认俄罗斯的地区和世界地位。

梳理之后可以发现，美俄之间并无多少共同利益，两国对国际事务在政策实施、危险评估和紧迫性认知方面也迥乎不同。但俄罗斯确实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满足美国的诉求。而美国如果能够与俄罗斯在国际反恐、核不控散与军控以及国际网络安全中达成共识，那么满足俄罗斯对国际地位的渴求和平等对话的愿望，自然不在话下。

美俄合作最终集中在如何解决乌克兰问题及其连锁反应上，而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克里米亚入俄的不可逆性，使俄罗斯与欧洲的安全困境在冷战结束后被放大到无以复加，特朗普如若淡化乌克兰事件而与俄交好，则势必削弱美国在欧洲及北约的影响力，甚至背负背叛盟友及“自由世界”价值观之罪，遑论撤销经济制裁或承认克里米亚入俄。而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再无可失，连锁问题亦已得到控制，又因俄罗斯乐见一个不再团结的欧洲和不再坚定的美欧关系，其在乌克兰问题上更无单方面妥协的可能性。

（作者系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