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婆之谜︱黄道婆向谁学艺

关于黄道婆其人的籍贯、族属本已有许多争论不休的谜团，但奇怪的是，在另一个看似更缺乏可靠证据的问题方面，学界反倒有着相对较为一致的看法，那就是：黄道婆究竟向谁学艺。

湖北籍土家族学者谭晓静在其专著《文化失忆与记忆重构——黄道婆文化解读》中，对黄道婆的身份判断较为谨慎，但却断言她“传授了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习的棉纺织技术，并革新了棉纺织工具”，并宣称“学术界谁也没有否认黄道婆在三亚黎族中生活过37年，学习过黎族人民当时较为先进的棉纺织技术”。这里的问题在于：唯一能确证黄道婆的陶宗仪、王逢这两种原始史料中，只说她从崖州来，既未说到她在崖州是生活在黎族中、更没有所谓“37年”的记载，也不曾提到她传授的技术是从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甚至没肯定这一技术就一定在海南岛学到的。

确实有许多人赞成黄道婆在松江传授的纺织技术来自黎族，如上海东华大学纺织史学者屠恒贤即持此说。然而也是在1980年代以后，在对黄道婆籍贯问题深入研究后，终于开始有人怀疑这一观点。在海南本土学界，关于“黄道婆究竟向谁学艺”这一点，已有三种假说：当地汉族、临高人或“熟黎”。

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果说黄道婆是向黎族学习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那么这种技术为何在黎族中却失传了？尽管也有人提出黎族有传统黎锦，且明人罗曰褧《咸宾录》卷八已提到“黎人女工纺织，得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和吉贝织花，所谓被服及鞍饰之类，精粗有差”，但这不仅难以证明其技术是独立发展而非从汉区引入的，且这里分明说的是借用汉人买来的现成色布再拆成纱线来织布的，何况这里的“黎人”很可能是被汉人同化的所谓“熟黎”。更令人吃惊的是：1950年代中南民族学院一批民族工作者对海南岛的黎族社会深入调查后发现，黎族人在手工棉纺织方面的技术相当落后，新中国建立后甚至连原先自纺自织的土布也已被汉区买来的布所取代，青年男子已全部改穿汉装（农民装）。更重要的是，当时黎族人不仅没有像样的织机，黎语中也没有“纺织机”之类的纺织词汇，更不会养蚕抽丝，很难想象一个曾有过发达技术的文化，竟会没有相应的词汇遗存下来。到1980年代试图保护黎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人们发现黎族社会“已经看不到穿桶裙的黎人，找不到简单的腰织机，甚至连会纺织的老太太也屈指可数了”。

1990年，曾在1950年代就调查黎族社会的民族学家梁敏发表《黄道婆究竟向谁学艺》一文，质疑黄道婆向黎族人习得纺织技术的旧说。他在引证海南黎族纺织技术是“相当简单、原始的”之后，断言“在黄道婆生活的宋末元初，黎族人民的纺织机具决不会比今天更高明，染色技术也不见得很出色……由此可以证明黄道婆不是跟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的”。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黄道婆在崖州学习纺织技术是确有其事”，只不过她师从的是也曾被视为黎人的临高人（熟黎）：“黄道婆在崖州学艺的师傅只能是‘临高人’，而不可能是纺织机具比较原始落后的黎族人民。”这一观点颇有人信从，但在逻辑上仍依据三段论假设，即：黄道婆的技术是在崖州学的，而崖州当地只有临高人具备较高纺织技术可能，因此黄道婆必定是向临高人学艺的。

很多人都注意到黎族纺织技术的落后，以及如何在逻辑上解释黄道婆学艺这一难题。1998年，杨先保撰文否认了黎兴汤在《黄道婆研究》中提出的观点：“黄道婆是向海南岛的‘闽籍汉人’学习治棉工具和纺织技术”，认为她是向“熟黎”学习的，他的文章标题就是结论性的：《从黄道婆看海南“熟黎”对宋元棉纺织业的贡献》，其依据则是历史上的黎锦。但黎锦是否在黄道婆的时代就已在技术上成熟、甚至黎锦本身是否就是从汉人那里习得，在历史上都无法确证。

赵冈、陈钟毅在《中国棉纺织史》中认为，早在黄道婆到来之前的11世纪，江南可能就已种植棉花，甚至在北宋的《清明上河图》中就已有棉花店，而中国西南地区原本生长的土著纤维植物可能并非长纤维的木本亚洲棉。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纺织技术”卷中，德国汉学家库恩虽然将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归功于黄道婆，却认为在黄道婆去上海之前，当地就已生产棉花多年并有了相当不错的棉纺织技术。这种推测很可能更为合理，即黄道婆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进了这一技术，正如现在学界也公认蔡伦并非造纸术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现代欧洲史》在谈到印刷术起源的争议时说得对：“我们对印刷术起源相对不了解也确有好处，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误地把一项复杂的科技发明归功于某一个人，这种不了解也让我们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一项发明都不像一首诗或一幅画那样是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它是一种社会产物。”

由于王祯《农书》中所描述的纺织技艺与黄道婆传艺相隔不多年，因而许多学者都判断这些工具与黄道婆的技术创新有关。然而这同样需要一系列假定：黄道婆传授的技艺迅速传播，王祯在撰写《农书》时了解这些革新纺织工具并因此收录到自己著作中。关于黄道婆到松江的确切时间也有五种说法，时间从宋末元初（1280年左右）到大德年间（1297-1307）不等，如以较可信的元贞年间（1295-1296）而论，王祯《农书》的完成时间则基本上在1300年左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个普通妇女传授的技术能如此快地推广开来，并由一个在外地任职（王祯当时在皖南旌德县、江西永丰县任县令）的官员记录进专著，却又未提到是她的发明，这一系列巧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正因此，沈关宝、杨丽在仔细考核相关技术文献后认为，“将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所收录的落地式手摇搅车，归功于是黄道婆所做出的改造和革新，实在有待于商榷。”这更有可能是王祯在描述相关工具和技艺时，它们已被普遍使用了数十年，王祯恐怕也未必知道黄道婆其人，她只是在松江当地才作为一个纺织专家受到地方性的纪念。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史料的匮乏同样使得逻辑推导中需要依靠大量假设来填补空白，但却几乎没有人回到原始史料去逐一核实这些假设，即便是怀疑某些旧说的学者，也对另一些在最初的史料中并未明确的假说（如“黄道婆是在崖州学得棉纺织技术的”）坚信不疑。事实上，在1949年之前关于黄道婆的任何记述中都不曾提到她是向黎族人学习纺织技术这一关键细节，它是在新中国的语境下，适应民族团结、推崇少数民族文化的话语而产生的。或许也是因此，直到1980年代社会政治氛围有所改变之际，才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