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钱霖亮：还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够优秀的绵羊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优秀的绵羊”

2015年，两个与大学教育有关的说法曾在朋友圈刷屏。北京大学退休教授钱理群批判中国一流大学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学本该培育具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真正的精英”，但它们竟生产出了一群高智商却异常世故、以个人利益凌驾社会福祉的自私自利者。无独有偶，曾任教耶鲁大学十年的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在其批判美国大学精英教育的书中，认为该国名校教育正在批量生产“优秀的绵羊”：这些学生貌似很有个性，实际上都在迎合美国社会对名校生的期待，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冒险，互相模仿，像“绵羊”一样往金融和咨询业方向择业。此后华裔学者万维钢撰文引荐其观点，一时间成了国内社交媒体上热议的话题。

我朋友圈里，有职校教师将这两种观察对应到了他们学生身上，批评学生思想意识上的功利主义和行为上的从众表现。他们认为，钱理群的观察不仅适用于中国一流大学的学生，即便是职校生，也满脑子惟利是图；与此同时，虽然注重个体利益，这些学生在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主见，没有足够优异的表现能使其从群体中脱颖而出。一位高职教师戏称自己的学生是“不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够优秀的绵羊”。

今天的学生确如这些老师认为的那样既重视自我，却又缺乏主见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与其教育经历有什么关系？两本新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挪威奥斯陆大学人类学家贺美德（Mette Halskov Hansen）的新著《教育中国个体：一所农村寄宿学校的生活》（Educating the Chinese Individual: Life in a Rural Boarding Schoo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探讨了当今中国的公立教育系统如何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推动个体化意识。该书可以作为理解包括一流大学和高职院校学生在内的中国大学生教育经历的前史，展现他们进入高校前，教育体制对其个性特点塑造的历程。

自我奋斗

根据某种假设，社会主义国家鼓励公民崇尚集体主义，而近些年，包括贺美德在内的不少学者发现，中国人的个人主体意识觉醒了（参见贺美德、鲁纳《“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通过在浙江省一所农村高中的田野调查，贺美德认为，当代中国人个体意识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的治理策略发生了变化，尤其体现在对年轻人的教育社会化。不同于改革前培养以集体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新人，公立学校现在教导学生学会自立，成为能够为自身前程负责的主体。这些要求类似于西方定义的自我治理理念，因此将培养出具有新自由主义精神的个人。但与此同时，贺美德也发现，由于国家的在场，这些中国学生的个体化路径与西方社会的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有意识地通过教育体制在特定的领域推行个体化，……以此造就在遵从国家权威的前提下自觉为其自身生活奋斗的个体”（贺书，16页），贺美德称之为权威式个体化。

在每一章节，贺美德都用详尽的民族志素材展现中国学生个体的能动性。她所调查的学校为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比如早上不能赖床、不能玩网络游戏、不能看电影和小说等等。尽管如此，许多学生私底下经常做上述这些不被允许的事情。在贺美德看来，这些都是学生个体意识觉醒的表现。手机也是被校方禁止的，但学生不仅把手机带到学校，而且一有空就上网和朋友聊天或打游戏。校领导几次强行禁止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学生总能把手机藏到老师找不到的地方。对此，贺美德阐释道，从个体的角度，学生的藏匿行为彰显了他们某种维护自身利益和需求的能动性，但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本身指向了中国人面对权威时的惯用策略，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调试自身的应对方法，而非直接对抗权威。贺美德相信这种内化的避免对抗的应对策略，体现了权威式的个体化进程：它塑造了个体维系自身利益的主体意识，但这个主体同时也会自觉避免挑战权威。

学生会的选举过程也展现出类似的逻辑。校方将学生会定义为学生自治组织，选举体现出民主、公开的原则，当选的学生干部代表了其他学生的利益。在实际的选举过程中，校领导和老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希望候选人在竞选演讲中侧重谈自身的特点，而非如何改进学生会的工作。此外，尽管选票多少很关键，但哪些候选人最终能当选，还是会参考校领导的意见。贺美德通过观察这一系列的运作过程来挖掘背后的逻辑：它倡导个性和个体能动性，但限于特定范围，最终的目的是服务于权威的治理目标。贺美德说，她的研究对象时常在访谈中回避讨论学生会对校方而言的管理职能，强调它是学生自治组织，是代表学生利益的，但她发现，这个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被校领导用来管理和动员学生。为了实现更广泛的管理目标，校领导通过学生会吸纳在学习、政治和品行上都堪称优秀，同时又在学生中颇受欢迎的学生干部来担任基层的政策执行者。如何选拔受欢迎的学生干部？民主公开的选举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校领导同时也希望，拥有大量选民支持的干部当选后会提高学生会在学生中的威望和影响力，未来在执行政策时也会更加顺畅。

可是当选的学生干部马上会面临在自身的个性和组织的集体主义精神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实际上是校领导的管理助手。不少学生干部在做了一阵学生会工作后发现，自己的同学和朋友都跟自己疏远了，甚至有人迫于同伴的压力退出学生会。这段组织生活的经历唤醒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同时也增进了他们对社会权力逻辑的理解。在书中，贺美德援引一位退任的学生会主席的话表明，学生干部如何通过组织生活经历形塑自身的批判意识。贺美德暗示，也许可以期待这种意识催生出一代政治观念上更为独立和成熟的年轻人。

可以说，贺美德的研究试图揭示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诞生基础。如果教育机构确实在培养强调个人意识和个体责任的年轻一代，同时又希望他们能在某些方面抑制自身，服从权威，那么学生表里不一就不足为奇了。贺美德对中国年轻人这样的行为表现抱有政治上乐观主义的期待，但在钱理群看来，这些年轻人世故老成，很懂得配合表演，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体制也一度青睐这样的人才（2017年2月8日，中央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上刊登了《“精致的利己主义”害莫大焉》，点名批评违纪干部）。

安于现状

回到职校学生的例子，如果贺美德的研究解释了他们自我意识的产生，为什么许多职校的教师会认为这些学生缺乏主见？换句话说，为什么有的学生虽然重视自我，但却不知道如何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在这一点上，职校学生和精英学生看起来确实非常不同，后者目标明确，能够为达到目的精心谋划。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家伍宁（Terry Woronov）的新书《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的都市青年》（Class Work: Vocational Schools and China’s Urban You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也描述了一帮看起来不思进取的职校学生，他们似乎根本不关心自己的主体性。

伍宁说，每逢她在西方的学术会议上做报告，总有听众会询问这群年轻人包括身份认同在内的主体性表现，而她一度不愿意回答这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提问者比对学生本身更重要”（伍书，91页）。伍宁认为，“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关涉主体性的话题在西方学界和社会已然成为一个套路，但它在中国的接受程度还十分有限。尽管已有中文翻译，“身份认同”这个概念的使用群体主要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即便是这些人也不常在日常生活中谈论它。另一方面，面对一群一上课就趴在教室后座睡大觉，平时只聊鸡毛蒜皮小事的年轻人，再老道的人类学家也会感叹研究难做。但鉴于同行总有疑问，伍宁在新书中专章讨论了这些都市青年主体意识方面的特殊性。

基于在南京两所中等专科职业技术学校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伍宁出版了海内外第一部关于中国职业教育机构和职校学生的民族志。职校生在国内通常被认为学历上低人一等，因为学业成绩不足以进入学术型教育机构，而被分流入技术型院校。与此同时，在一些国人眼中，他们在考试分数上的落后也暗示了个人素质和道德品质上的不足。懒惰、不聪明、品行不端常常成为他们的代名词。除此之外，伍宁访谈的职校老师常常抱怨自己的学生缺乏理想和奋斗精神，“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成天就想着小日子过得开心，吃好吃的东西，根本就还是一群没长大的孩子”（伍书，100页）。面对采访，职校学生自己也表现出对长远人生规划缺乏兴趣，不乐意表达对自身的看法。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那些侃侃而谈且乐衷发表自身见解的受访者，这些学生确实显得不太有主体性。

既然无法从直接采访中获得信息，伍宁采取理论验证的方法来观察学生的日常观念和行为，以期发掘他们的自我意识。人类学家罗丽莎（Lisa Rofel）和丽莎·霍夫曼（Lisa Hoffman）曾分别从“欲望表达”和“选择”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都市青年的主体性建构，伍宁也尝试从这里入手。她发现职校学生在这些方面确实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他们的表达仍旧没有像以往学者在其他青年群体当中发现得那么清晰显著。按伍宁的说法，这是由于他们作为工人子弟所浸染的相对保守的文化，以及他们的职业教育导致其日后职业生涯和社会流动的局限性，造成了他们不敢规划个人的人生，不敢充分表达个人的欲望。除此之外，来自职校教师和领导层的规训和管理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实现自身的欲望（比如禁止早恋和铺张消费）。就像贺美德笔下的高中生，这些外在的干预导致了职校学生有限的个体化。但相比于前者，职校学生囿于其普遍的工人家庭背景，在成长过程中变得更加内敛，更不乐于表达自我意识。伍宁将他们这一特点解读成一种内化的阶级意识，这种特定的意识引导他们自觉不构想未来，因为他们知道实现的几率微乎其微。也因此，他们在毕业实习或就业时总是愿意接受国家单位稳定的职位，或者通过家庭关系去找工作，而非参与市场竞争——在劳动力市场上，他们的背景和教育程度只能让他们找到收入不高的职位。这一无法向上流动的困局令他们更加关注当下可以确定的生活而非远景，而这种认知方式在未来会永远固定他们的工人阶级身份。

伍宁探讨为何中国职校学生不关心，也不愿意讨论人生规划与未来，是要提醒她的（西方）读者，并非每个人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即使有，也未必一定要表达，一定要让他人听到。伍宁的研究更进一步揭示出个体在特定情境下，有可能会对自身主体性进行自我审查乃至有意识的自我控制。在一系列个案中，职校生已经了然他们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也意识到向上流动的机会有多大。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在职场上的经历令他们更加关注当下的生活，把现在的日子过得开心就好。

西方视野的局限

对比贺美德和伍宁的研究，我们可以很容易察觉到，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两组学生如何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比如高中学生干部的积极上进和职校学生的安于现状；前者愿意成为自立且有责任感的个人，而后者尽力避免成为那样的人。这些学校场景中个体建构和反建构主体性的经历，不仅展示了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如何在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的同时，为自身的生活做出努力（对职校学生而言，安于现状即意味着不冒险，不冒险可以降低向下流动的风险，倾向于选择国家单位的稳定工作和通过家庭关系找工作也是避免风险的努力），也在社会理论的层面上揭示了国家机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个体能动性之间复杂的互动，从而有助于社会科学家了解更大范围的动态社会过程。

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两本新书或许能够提供一些观察教育体制和社会的不同角度，尤其当我们对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行为感到困惑时。但我相信，也有读者会在阅读本文之后对两位西方学者的议题产生陌生感和疑惑，比如为什么学生的表里不一会被认为是对权威的反抗？又为何要从“欲望表达”和“选择”这类角度来讨论中国青年的主体性？中西方学术的不同知识脉络可能会影响不同读者的阅读感受，需知两位作者写作的受众群体主要是西方中国研究学界的同行，因而两书在理论方面处理的都是目下西方中国研究学界时兴的话题。

比如贺美德关注的主要是人类学家阎云翔发起的关于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讨论，探究这一进程不同于西方的特征——她最终把中国个体化的模式归为权威式个体化。显然，这一模式概括根植于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对中国社会的他者想象：在冷战时代的集体主义中国，民众没有个体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仍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众却产生了个人主体意识，国家也在鼓励个体自决，因而出现了所谓个体化进程。由于个体化被认为是欧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产物，它旅行到中国便需要加注一个前缀。田野调查的素材经过写作修辞的重组——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把中国的教育机构教导学生学会自立，成为能够为自身前程负责的主体，与西方新自由主义自我治理的理念大体等价起来——由此制造出一个悖论，即改革时代的个体化既有新自由主义的特征，又有权威主义的特征。

尽管贺美德的著作提供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和素材，但她的理论概括造成的总体描述，却使得每个学生个体的面目变得异常模糊。在贺美德的笔下似乎她进行田野调查的学校中所有的高中生都有志于成为，或已然成为自立且有责任感的个体，难道没有一个人像伍宁研究的职校学生那样“胸无大志”？同样的道理，难道没有一个职校学生哪怕有一点点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熟悉农民工子弟教育研究的读者也可以反问伍宁：如果最底层的群体都能在教育机构中形成自我的主体意识，为何都市工人的子弟如此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