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访谈︱宋史专家贾志扬：爱杭州，爱麻婆豆腐

【编者按】贾志扬（John Chaffee）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宋史研究者，自1980年以来一直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Binghamton University）历史系，与Denis Twitchett（杜希德）共同主编《剑桥中国史》宋代卷。他的著作《宋代科举》、《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等先后被译成中文。贾志扬先生1948年出生于中国安徽，对中国有特殊的情结，他称自己为“中国文化的钦佩者”。澎湃新闻特约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硕士董嘉诚对贾先生进行了专访，主要谈及他的学术经历、研究兴趣等。

贾志扬先生

澎湃新闻：请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

贾志扬：我是贾志扬（John Chaffee），是一名主要关注宋史的历史学者，同时，我也涉猎中国通史和全球史。自1980年以来，我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工作，目前我是历史系与东亚系双聘杰出讲座教授，同时是亚洲区域研究所主任。

澎湃新闻：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研究中国历史呢？

贾志扬：这其实和我的成长背景有关。1948年，我生于中国安徽。我的父母是长老会传教士，在我两岁的时候，他们离开中国到泰国继续传教事业。我在泰国度过了大部分童年，并在印度上了高中，这些都是我与亚洲的情缘。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修了很多与亚洲有关的课，中国史的课程尤其令我兴奋——虽然我在中国出生并在亚洲成长，但是在这之前我对中国历史的复杂与精彩知之甚少。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关注唐宋，也涉及到宋元，但是宋代是我最感兴趣的，因为宋代的社会、经济、文学远比同时期的欧洲繁荣发达。我真的很喜欢历史，所以在经过多年的学术训练和语言学习后，我最终得到了这里的教职，我感到自己很幸运。

澎湃新闻：当年长大成人后第一次回到中国，中国给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贾志扬：我一直很想回中国大陆看看，但是在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人来说，去中国旅行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直到1986年，我才再次回到中国大陆，距离我两岁时离开中国已经36年了。在这之前，我也在日本的京都修学了1年，利用当地丰富的中文藏书进行我的研究。当我刚刚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还去中国台湾学了一年中文。1986年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文化，我很喜欢那次旅行。从那以后我去了中国很多次，并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的快速变化。多年来我也结识了很多中国学界的朋友。我是个中国文化的钦佩者，尽管我也看到了中国发展中的很多问题。

澎湃新闻：汉唐以其强盛的国力给当代中国人留下来深刻的印象，您为什么会选择研究相对弱小的宋呢？

贾志扬：哈哈，很多中国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他们会问：“为什么要研究宋呢？为什么不研究唐？”宋因为从未将领土扩张到华北、东北，而被认为弱小。北宋被金灭亡，而南宋被蒙古征服了。我觉得关键不在于宋过于弱小，而是他的对手相对于其他朝代时期更加强大。即使在北宋时期，宋也面临着辽和西夏的威胁。这种长期与其他政权紧张对峙的局面，在汉代没有出现过，在唐代虽然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其他政权并不像宋代时期这么强大。

但是与此相反，宋的经济比以往的任何朝代都更加发达。人口快速增长，中国的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亿。开封、杭州、苏州、泉州还有其他一些城市逐渐发展为大都会，出现了城市的现代化。宋也开启了出版文化，印刷业繁荣。宋的军事科技继续发展，火器被广泛运用，同时还拥有之前任何朝代都未能拥有的庞大军队，这是很令人惊讶的。同时，科举兴盛——科举是我最早研究的领域，并写了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中译本《宋代科举》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于1995年出版）。理学或者说道学在宋朝发展成熟，出现了程颐、程颢、朱熹这样的思想家，所以在思想和哲学领域，宋成就卓著。儒学发端自先秦，有孔子、荀子、孟子，汉代的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糅合阴阳五行的解释学，但是我认为儒学在宋代的发展是最重要的。从这些方面看，我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也最有趣的时代之一。

澎湃新闻：您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受到了哪些教授的影响和指导？

贾志扬：我最初的导师是柯睿格（E．A．Kracke），在很多方面，他可以被称为美国的“宋学之父”。当然，刘子健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他们两个人是美国宋学研究的奠基者。柯睿格有很多弟子，我可以被称作是他的关门弟子，在我还没有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很自豪自己有幸成为他的学生。他为人慷慨，又很有天赋，他和我度过了几年的时光，陪我查字典，教我阅读中文文献。

另一个深刻影响我的人是何炳棣，他当时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他写了很多书，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中译《明清社会史论》，由明史专家徐泓翻译，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出版），这本书是关于明清科举体系的。我也长期和他学习。他们两人是对我个人学术影响最大的两名老师。

此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是柯睿格的师兄，在论文撰写方面，他也给了我很多建议。

贾志扬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澎湃新闻：您最近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是《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那么您最近的研究兴趣是什么？

贾志扬：我最近完成了一本关于穆斯林海上贸易的书。他们最早定居在广州，在宋代，特别是南宋和元代主要定居在泉州，从七世纪到十四世纪，大概有七百年的历史。目前我们知道，他们在这段时间定居在中国的港口城市，并且是在亚洲进行海上贸易的一股重要力量。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是探讨他们如何做生意，以及他们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影响。

我是怎么想到这个主题的呢？当我在研究宋代宗室的时候，我发现虽然北宋覆灭时开封的两千余名宗室被俘北上，但是洛阳和应天府的宗室很多都成功逃脱了。在南宋，他们主要居住在泉州，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到了海外贸易的运作中。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不研究一下穆斯林商人呢？之前还没有重要的学术著作详细研究这一时期的穆斯林商人。

澎湃新闻：在研究宋代的时候，哪部分内容对您触动最大？

贾志扬：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很多内容都相当精彩。很难说到底哪部分对我触动最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科举是最重要的。科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科举并不滥觞于宋代，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这种理念可以追溯到隋唐，甚至董仲舒所处的时代。唐代的科举并没有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宋代，结合印刷业的繁荣，科举的规模迅速扩大。在宋代，学习和准备科举考试，成了士人阶层的主要任务，如果你想在政治上取得成绩，就不得不参加科举。即使是宗室或者享受恩荫的官员后代，如果他们想担任一些较高的职位，也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虽然专门为宗室开设的考试比正式科举容易得多。成功建立在学习与考试的基础上，这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远。虽然科举在元朝曾被长期取消，但是在明朝又再度复兴了。即使是当代，高考仍然体现着这种文化传统。有人说，古希腊人为人类文明贡献了民主的实践与理念，那么我要说，中国人为人类文明贡献了学习带来成功的理念。

贾志扬著《宋代科举》

澎湃新闻：那您关注目前中国的高考吗？

贾志扬：哈哈，没有，我还是关注古代。对科举的研究也使我转移了学术兴趣，因为当我研究科举的时候，我发现了专门为宗室开设的特殊科举，并开始重视宗室群体的存在。所以当我完成第一本关于科举的专著之后，我开始了对宗室的研究。

澎湃新闻：哪些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贾志扬：很多学者都影响了我思考问题的视角。在北美的宋史学者中，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其一是包弼德（Peter K.Bol），另外一个是韩明士（Robert Hymes），他在思想史和社会史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我也很享受阅读耶鲁大学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书，他的文笔非常棒。

澎湃新闻：哪有哪些中国大陆的学者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贾志扬：我觉得有邓广铭，他是非常重要的学者。在科举方面，有张希清。还有目前主要关注宋代社会的邓小南，她是邓广铭先生的女儿。包伟民关于宋代城市的研究也很精到。很多中国同行都影响了我，很难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

澎湃新闻：您对中国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有什么展望么？

贾志扬：中国大陆大量的关于宋史的新研究，以及人才辈出的青年宋史学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美国，和我年轻的时候相比，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有很多年轻的中国学者进入美国的研究所，并在美国拿到教职。他们中的很多人相当优秀。我认为近年来最重要的学术发展是数据库技术在中国史研究上的应用。最重要的项目就是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主持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他从很多年前就开始进行这个项目，要将中国每一个有史可载的个人都录入系统，它以单一人物的生平记录为核心，并通过字号、亲属关系、生卒年份等项目，展开个人与其他人物的关系网络，目前大概已经录入了唐到清的约十万人。包弼德还在主持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CHGIS）。它可以显示出几乎每个县的历史变化。你可以同时利用这两个数据库，寻找各种信息间的联系。莱顿大学的魏希德教授就在做这样的创造性工作，利用这些工具分析文献。说实话，我认为这些工程非常浩大，需要很多年轻学者继续这些工作，这项工作很有潜力。

此外，近几十年来发现了很多墓志铭，这些墓志铭是很棒的材料，有数千块墓志铭出土，很多还未被整理出版，这些墓志铭可以提供很多新材料，不只是关于宋的，还有很多关于唐及唐之前。挖掘这些新材料很有前景。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中国学者在进行这类工作，但是将这些新材料全部数据化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最后，我认为《全宋文》的整理与数据化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宋代因为年代久远，并没有像清代和民国一样留下大量档案，所以《全宋文》就显得非常重要。现在《宋会要》已经可以全文检索了。我觉得这些工具的发展可以让研究更加容易。

我还没有完全回答你的问题，中国史研究将会如何发展。我觉得应该推动中国学者和海外学者的交流与对话，不只是宋史领域的学者。比如关于新清史的讨论就比较广泛，虽然海内外学者的对话可能会受到一些政府预设的限制。中国学者和海外学者有很多不同。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如果你不是一个中国人，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像我这样的中国文化的仰慕者，但是你面对的始终是一个异文化，当然，可能我也能算作广义的“中国人”，因为我出生在中国。

澎湃新闻：下面就是一些轻松的问题了。您最喜欢什么中国食物？

贾志扬：哈哈哈，那太多了……让我想想。我最常点的菜是麻婆豆腐，我喜欢辣的食物。我也很喜欢吃北京烤鸭和火锅。不过不同地域的火锅不太一样，北京的火锅就和台湾的火锅很不一样。我去镇江的时候也吃了镇江当地的火锅。总而言之，虽然品种不同，但是都是一样的好吃。当我在上海和广州的时候，也很喜欢吃海鲜。

澎湃新闻：您最喜欢那座中国城市呢？

贾志扬：大概是杭州。西湖很美，作为一个宋史研究者，我也很喜欢这座古迹众多的城市。即使只从风景角度看，杭州也已经很棒了。另外，我也很喜欢苏州。苏州的景色很好，城市也被保护得很好。而且比照北宋时期的地图，苏州老城的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