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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除夕才挂的画作:关于《孝穆皇后朝服像》与寿皇殿御容像

李湜/故宫博物院
2017-01-27 09:45
古代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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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诸皇后的御容像,只在每年除夕于寿皇殿内临时增设大型插座屏风时,才与其相对应的皇帝像一同挂于屏风上,以供当朝皇帝行礼,追展孝思。本文讨论了故宫博物院和美国迪美博物馆所藏两幅孝穆成皇后朝服像的缘起与异同,继而探讨了清朝寿皇殿悬挂皇后御容的各项规制,如悬挂方式、御容像画式、装裱样式以及与皇帝合祭时一帝带二后像的典制问题,并推断了两个藏本入贮与流出寿皇殿的时间以及故宫博物院藏《孝穆皇后朝服像》顶替迪美博物馆《孝穆成皇后朝服像》的历史原因。

孝穆成皇后生于1781年,是道光皇帝(清宣宗)的嫡皇后。《清史稿》载:“宣宗孝穆成皇后,钮祜禄氏,户部尚书、一等子布颜达赉女。宣宗为皇子,嘉庆元年,仁宗册后为嫡福晋。十三年(1808)正月戊午,薨。宣宗即位,追册谥曰孝穆皇后。”其谥号全称为“孝穆温厚庄肃端诚恪惠宽钦孚天裕圣成皇后”。

孝穆成皇后的画像现存两幅,分藏于故宫博物院与美国马塞诸塞州的迪美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故宫博物院藏本名《孝穆皇后朝服像》(图一),包首上墨题 “孝穆”(图二),画心是绢本设色,纵245.5厘米,横112.5厘米。

图一 道光朝佚名 《孝穆皇后朝服像》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 道光朝佚名《孝穆皇后朝服像》外签

迪美博物馆藏本名《孝穆成皇后朝服像》(藏品编号E33618)(图三),包首上粘有绢质签条,其上墨题:“孝穆成皇后,左”(图四)。画心是绢本设色,纵260厘米,横133厘米。

图三 道光朝佚名《孝穆成皇后像》 迪美博物馆藏
图四 道光朝佚名《孝穆成皇后像》外签

故宫博物院藏本在院内文物账目上编号是“故6576”、参考号是“咸二27”,参考号是1924年宣统皇帝退位后,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的点查小组对清皇室所存物品点查时贯的登记号,为避免藏地之间的混乱,每登记一处殿堂、斋室均从千字文中选一字为编号,代表文物所在处所,其中“咸”字号对应的是寿皇殿。事后,点查小组将登记物品制成账册,编成《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简称《报告》)。《报告》共分6编(28册),其中第一至第五编登录的是紫禁城内各处的藏物,第六编(2册)登录的是紫禁城外各处的藏品。故宫博物院藏本见于《报告》中第六编第1册之“寿皇殿”,记“孝穆皇后圣容一轴”。

寿皇殿位于紫禁城正北的景山(煤山)之北,是清王朝祭祖的地方。寿皇殿的祭祖制度肇始于雍正元年(1723)供奉圣祖康熙皇帝的神御,完善于乾隆十五年(1750)。在寿皇殿内的后部,以同堂异室的方式分有隔间,每帝一间,除常年悬挂自康熙皇帝起始的历代皇帝肖像外,还供奉着他们生前的部分服饰、珍玩、玺印等物品。各朝皇后的御容像,只有在每年的除夕,寿皇殿内临时增设大型插座屏风时,才与其所相对应的皇帝像一同挂于屏风上,以供当朝皇帝行礼,追展孝思。至第二年的正月初二,皇后们的画像便会被撤离,封存于寿皇殿内的西大柜中,以待除夕再展。

寿皇殿中皇帝与皇后合祭时,一朝最多只能挂三幅像,即一帝带二后像。皇后中有资格与皇帝并列同被祭祀的,只有嫡皇后和生育嗣位皇帝的皇后。帝后之间的悬挂序列依照尊卑之分,有着严格的规定,即皇帝的画像要居最重要的中间位置,皇后的画像按照“左昭右穆”的原则,地位尊贵的嫡皇后像要挂在皇帝像的左侧,生育嗣位皇帝的皇后像则居于皇帝像的右侧(图五)。

图五 1930年摄寿皇殿内景照片

对此,光绪朝《大清会典图》有着详细的排序记载:“圣祖仁皇帝圣容居中,孝诚仁皇后圣容居左、孝恭仁皇后圣容居右。西次座恭悬”[1]、“高宗纯皇帝圣容居中,孝宪(贤)纯皇后圣容居左、孝仪纯皇后圣容居右。西又次座恭悬”[2]、“宣宗成皇帝圣容居中,孝穆成皇后圣容居左、孝全成皇后圣容居右。西侧一座东向,恭悬”[3]等。以上情况在光绪朝《大清会典图》中又被绘成图(图六),以更形象的方式展现帝后之间的陈列样式。

图六 光绪朝佚名《寿皇殿位次图》

同治二年(1863),清内府对寿皇殿内存贮的帝后嫔妃画像进行了核查,编撰了《寿皇殿尊藏圣容黄册》(以下简称《黄册》),该册登记了每位帝后画像的名目、件数、装裱样式以及在殿内的收贮地等,从中可知寿皇殿用于存放御容像的地方有东小殿、东大柜和西大柜三处,其中西大柜最为重要,主要存放自努尔哈赤始,所有用于悬挂祭祀的皇帝、皇后画像。

因为西大柜中皇后们的画像不按朝代分藏,也不将嫡皇后与生育嗣位皇帝的皇后画像分藏,加之,皇后像在与皇帝合祭悬挂时又有左右位置之差,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违规礼仪的失误,每幅藏在西大柜用来祭拜悬挂的皇后像,都要在包首处标示出其尊号以及相对于皇帝画像的“左”“右”位置。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孝诚仁皇后朝服像》包首粘黄绢,上书满汉墨题:“孝诚恭肃正惠安和淑懿恪敏俪天襄圣仁皇后,左。”《孝恭仁皇后朝服像》包首粘黄绢,上书满汉墨题:“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赞天承圣仁皇后,右。”《孝仪纯皇后朝服像》,包首处题签:“孝仪纯皇后,右。”《孝淑睿皇后朝服像》,包首处题签:“孝淑睿皇后,左”等。迪美藏本的包首处题签“孝穆成皇后,左”,由此可知它在当时是悬挂于道光皇帝画像之左的。《黄册》登录寿皇殿仅藏孝穆成皇后画像一件,即 “孝穆成皇后御容一轴(朝冠服,恭悬,西大柜尊藏)”[4],由于西大柜藏所有用于祭祀的皇后画像,同时,其名为“孝穆成皇后御容”,此二点也与迪美博物馆藏本相一致,因此,《孝穆成皇后朝服像》即是《黄册》所记的那一幅。故宫博物院藏本不见于《黄册》,说明其入贮寿皇殿的时间,应该在同治二年《黄册》编撰完成之后;同样,故宫藏本被编入了《报告》,则说明其入贮时间又在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物品之前。

按照礼制,帝后嫔妃的画像都要归集在寿皇殿,以便后世祭拜供奉。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曾经为此特颁谕旨,规定:“列后神御,具尊藏寿皇殿内神厨,将来朕之子孙,遵照安奉,亦足以昭敬慎。”[5]但是,晚清以后,这项规制并没有被严格地执行,以致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皇帝大婚时,新婚夫妇不得不除了到寿皇殿祭祖外,还要到紫禁城内的各处参拜祖宗像,任万平《清代皇帝大婚礼俗述论》中记有同治《大婚典礼红档》(卷二三)档文:“皇上皇后同诣寿皇殿列圣、列后圣容前拈香,行三跪九叩礼……次同诣承乾宫孝全成皇后御容前拈香……次诣毓庆宫孝静成皇后御容前拈香……次诣乾清宫文宗显皇帝圣容前拈香……次诣建福宫孝德显皇后神牌前拈香行三跪九叩礼”。由此推断,故宫博物院藏的《孝穆皇后朝服像》应该同档文中提到的道光皇帝的另外俩位皇后孝全成和孝静成画像一样,曾藏于宫中的某一殿内。

故宫博物院藏本入贮寿皇殿,应该与原藏寿皇殿的《孝穆成皇后像》流出寿皇殿有关。据迪美博物馆中国与东亚艺术部主任王伊悠博士介绍,《孝穆成皇后朝服像》是1956年由伊丽莎白·斯特吉斯·海因兹捐献给该馆的。而在此之前一直到《黄册》编辑的1863年(同治二年)这近100年的时间内,这幅《孝穆成皇后朝服像》的流传经过并不十分清晰。但有一个人必须要提到,他就是法国人弗雷(Henri Nicolas FREY)。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弗雷作为法国军队最高将领少将司令,就驻扎在寿皇殿。他依仗自己的特权和便利,从殿中搜罗了大批帝后画像,如《康熙南巡图》(第2卷)、《哈萨克贡马图》、《木兰图》(4卷)以及其它文玩携至法国。事后,他及家人除向法国政府捐赠部分掠品外,还陆续将一些物品拍卖出售,如先后出售的有《嘉妃半身像》、《纯惠皇贵妃朝服像》、《乾隆南巡图》(第1卷、7卷)、康熙御用佩文斋12 玺、乾隆御用“太上皇帝之宝”玺等,迪美博物馆藏本《孝穆成皇后朝服像》可能也在其出售之列。

在寿皇殿,与迪美博物馆的《孝穆成皇后像》成组悬挂的帝后像,是现存故宫博物院的《道光皇帝朝服像》(故6552,参考号咸二35)和《孝全成皇后朝服像》(故6580,参考号咸二29)。它们皆是工笔设色的画风,同为身着朝冠服的坐像,以及皆是一式装裱。《道光皇帝朝服像》(图七)绘道光皇帝晚年朝服坐像,其包首天杆处有墨题“宣宗”(图八),画心绢本设色,纵257.5厘米,横138.7厘米,象牙轴头二。裱背由明黄色绸拼接,从天杆至地杆依次是58.5、66.5、66.5、62、20厘米宽,见于《黄册》:“宣宗成皇帝圣容一轴(朝冠服,恭悬,西大柜尊藏)。”[6]

图七 道光朝佚名《道光皇帝朝服像》 故宫博物院藏
图八 道光朝佚名《道光皇帝朝服像》外签

《孝全成皇后朝服像》(图九)绘孝全成朝服坐像,包首处粘黄签,其上墨题“孝全成皇后,右”(图十),画心绢本设色,纵241厘米,横113.4厘米,象牙轴头二。裱背黄色绸拼接,从天杆至地杆依次是58.5、66.5、66.5、62、20厘米宽,见于《黄册》:“孝全成皇后御容一軸(朝冠服,恭悬,西大柜尊藏)。”[7]

图九 道光朝佚名《孝全成皇后朝服像》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 道光朝佚名《孝全成皇后朝服像》外签

故宫博物院所藏《孝穆皇后朝服像》虽然不在《黄册》内登记,但是,点查小组给它冠的参考号是“咸二27”,其中“咸”表示藏地在寿皇殿,“二”表示它在寿皇殿中的藏处,即西大柜,“27”是指它是西大柜中的第27件物品,由此可以看出,它与参考号“咸二35”的《道光皇帝朝服像》、“咸二29”的《孝全成皇后像》序号相近,表明在文物登记时,它们放在同殿、同柜中,这也再一次说明,《孝穆皇后朝服像》应该是在1900年《孝穆成皇后像》被掠走后,作为补位被请入寿皇殿,配合《孝全成皇后像》用于祭拜悬挂的。

这件《孝穆皇后朝服像》之所以能够替代迪美的《孝穆成皇后朝服像》成为祭祀挂像,是因为它们之间存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画像的刻画上,表现的都是孝穆成皇后的朝冠服正装像,她身着做工精良、纹饰繁缛的朝服,头戴代表身份的凤冠,仪态端庄地坐在精雕细刻的凤头椅上,显现出其至尊的皇权与华贵的生活品质。

她们面部无过多情绪化的表情,以显示出威严与庄重。二者面部的画法也相一致,宫廷画师们以最纯正的颜料,精细的运笔,在质地平整光滑的江南贡绢上,细勾慢染。人物的面相基本上承袭的是明代曾鲸一派的“波臣画法”,这也是清代帝后朝服像普遍使用的画法,即先以淡墨勾出脸形,然后以赭色烘染,显现出面部骨骼的凹凸变化。皇后与皇帝们不同的是,宫廷画师还会在她们的脸像上最后罩染一层白粉,使得面部线条变得柔和,她们的肌肤显得白皙可人、娇嫩光滑,如从《孝穆成皇后朝服像》(局部)(图十一)可见一斑。

图十一 道光朝佚名《孝穆成皇后像》(局部)

孝穆成皇后是在道光皇帝尚为皇子时,于嘉庆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过世的,道光皇帝在嘉庆二十五年即位后,她才被“追册谥曰孝穆皇后”[8],也才被允许绘制着皇后正装的朝服像,因此,包首上仅书“孝穆”的故宫博物院藏品,最早绘制的时间也在孝穆成过世的十二年之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驾崩,庙号宣宗,谥号成皇帝,因此,包首上加了道光皇帝“成”谥号的迪美博物馆的藏品,应该是在道光皇帝驾崩后绘制的,它比故宫博物院藏本还要晚约三十年,二幅画像的面貌很相近,不过是一个头微低,目光下视,一个是抬头平视,迪美博物馆藏本很可能是在参考了故宫博物院藏本基础上完成的。当时的画师是依照什么样本或者提示来进行创作的,画像具有多少真实性,均有待于后续研究。按照通例,用于寿皇殿祭祖的画像,因为要受子孙行大礼,所以一定要求真求实,而且要尽量表现他们过世前的面貌。《世宗实录》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在京师畅春园清溪书屋驾崩,初登帝位的雍正皇帝立即谕怡亲王允祥等人,让精于画像且昔日常随班奏事的御史莽鹄立为康熙皇帝画像,见记:“皇考有御容数轴,收藏内府。今皇考高年,圣颜异于往时。著御史莽鹄立敬忆御容,悉心敬沐图写。”[9]待莽鹄立将写实的康熙皇帝像恭请雍正皇帝过目时,雍正皇帝是见画如见人“瞻仰依恋,悲恸不胜”[10]。当即传旨“命俟梓宫发引后,敬谨供奉于寿皇殿”[11]。用于祭祀的孝穆成皇后朝服像是在她过世数十年后才被画成,实在是皇室的无奈之举。与孝穆成皇后一样,用于寿皇殿祭拜的被补画的皇后像还有清早期的孝庄文皇后、孝康章皇后、孝惠章皇后等。

虽然,故宫博物院和迪美博物馆藏本所绘孝穆成皇后脸像的真实性,有待求证,但是,二者所刻画的孝穆成皇后的服饰搭配、凤椅款型、地毯纹样等是相一致的,这种“一致”具有真实性。因为,早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在乾隆帝的谕令下,就由武英殿完成《皇朝礼器图式》(18卷)刻本,这是一部今后历朝必须严格遵守的记载典章制度类器物的政书,其中对帝后冠服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历朝皇后冠服穿戴的样式被制度化加以规范,可以说,乾隆朝以后,所有皇后的朝服像除人物的面相不同外,其它的都是相一致的。故宫博物院和迪美博物馆藏本所绘都是孝穆成同一个人,更是如此。

故宫博物院和迪美博物馆藏本的相一致,还体现在装裱样式上。它们正面都是一式装裱,没有上裱工、眉锦、惊燕等,画心直接与天杆相连。二者背面均是“龙绫(鳞)覆背”裱(即将多幅50厘米左右宽的黄色平纹绸,以相互叠压的方式拼接成一整面,犹似“龙鳞”状),这种装裱法在民间绝对不能用,在宫廷,它也通常用在最重要的画作上,如寿皇殿用于祭拜的帝后像一侓用此装裱法,偶尔一些帝后朝服像或者行乐图如故宫博物院藏《嘉庆皇帝读书行乐图》、《道光皇帝朝服像》中有使用。

综上所述,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下,同样以高规格绘制、装裱的故宫博物院藏《孝穆皇后朝服像》顶替了迪美博物馆藏《孝穆成皇后朝服像》,成为了寿皇殿的祭祀挂像。

[1]《大清五朝会典·光绪会典图》(卷九),线装书局,第18册。

[2] 前揭《大清五朝会典·光绪会典图》(卷九)。

[3] 前揭《大清五朝会典·光绪会典图》(卷九)。

[4] 朱赛虹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第41册,故宫出版社,2013年。

[5]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27,收入《清实录》第21冊,中华书局,1986年。

[6] 前揭《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第41册。

[7] 前揭《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第41册。

[8] 赵尔巽等:《清史稿列传一》卷二一四,中华书局,1977年。

[9] 《世宗实录》卷二,收入《清实录》第7冊,中华书局,1985年。

[10] 前揭《世宗实录》卷二。

[11] 前揭《世宗实录》卷二。

(本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1期)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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