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民事判定股权纠纷后，胜诉人被大连警方跨省刑拘

从辽宁大连到内蒙古、从地方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围绕购买煤矿的540万元垫付款，内蒙古商人吕文斌和大连商人刘永林的民事官司已历经8年6次审判。

201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吕文斌胜诉——法院确认吕文斌出资540万、占煤矿49%的份额。然而，民事判决落下帷幕，刑事立案又起争端。

刘永林曾以公司名义向内蒙古公安报案，称遭吕文斌诈骗，而内蒙古公安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最高法判决生效两年多后，刘又到大连报案，大连公安对此刑事立案，并将吕文斌跨省刑拘。

案件材料显示，刘永林的报案与最高院审理的民事案件相关，而目前双方均称自己被冤。

“最高法院作出的生效终审判决，内蒙古公安都不立案的事情，大连公安怎么还能跨省抓人？”吕文斌家属表示不解。刘永林则坚称自己在这件事上遭到诈骗。

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负责办理该案的孙姓警官日前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目前吕文斌已经被批准逮捕，“民事判决不等于刑事判决，民事判决里面也有刑事案件，（吕文斌）是有诈骗的嫌疑。”对于案件的其他具体问题，该警官表示不便透露。

投资煤矿引发纠纷

2004年，大连商人刘永林来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寻找煤矿，和曾经有过煤矿经营经历、熟知当地情况的吕文斌结识。经吕文斌介绍，刘永林找到了敖劳不拉煤矿的管理和经营方——鄂尔多斯市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利公司）的董事长李贵春。

2004年6月10日，刘永林与广利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刘永林以1640万元购买该煤矿。

李贵春日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签了合约后，刘永林没有直接来缴预付款，而是由吕文斌先后两次缴纳预付款。

历次判决显示，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6月12日，吕文斌为刘永林垫付200万元预付款；按约支付第二笔款项时，因刘永林无力支付，吕文斌于2004年6月18日向广利公司支付340万元购矿款。

吕文斌儿子吕峰日前对澎湃新闻说，当时刘永林没有钱，出于朋友帮忙，父亲就垫付了第一笔款项。后来又一次垫付，吕文斌就和刘永林口头协商共同投资煤矿，股份分配为刘永林占51%、吕文斌占49%。

“双方合作了近一年后，对经营理念、管理方式都产生了分歧，考虑到会影响煤矿的正常经营，刘永林让我父亲退伙。”吕峰说。

2005年4月21日，刘永林任法定代表人的大连金泽矿业公司（下称大连金泽），与吕文斌签订《协议书》，协议载明，大连金泽和吕文斌于2004年6月投资敖劳不拉煤矿1640万元（大连金泽1100万元，吕文斌540万元），约定大连金泽同意吕文斌退出投资，大连金泽分三年向吕文斌支付红利1500万元（含本金540万元）。

但第一笔应付款到期后，刘永林对自己的公司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大连金泽与吕文斌签订的《协议书》无效。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敖劳不拉煤矿为刘永林个人购买，而将退还吕文斌投资的义务转嫁于大连金泽公司，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且上述协议违反了资金不能抽逃的禁止性规定。中山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该协议无效。

最高法终判：一方不诚信

大连中山区法院判决上述退伙协议无效后，2006年2月25日，吕文斌向鄂尔多斯中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与刘永林共同投资购买敖劳不拉煤矿的行为有效，要求法院认定吕文斌应占敖劳不拉煤矿49%的股份。

“之前都是口头约定的合伙份额，既然双方产生了争议，就必须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将股份在法律上明确下来。”吕文斌的代理律师表示。

至此，吕文斌和刘永林长达8年多的股权诉讼之争开始了。

鄂尔多斯中院一审判决认定，刘永林以大连金泽的名义于2005年4月21日与吕文斌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因而，吕文斌退出在敖劳不拉煤矿投资的目的没有实现，吕文斌投资人的地位应予恢复，该矿的投资人为刘永林和吕文斌。对于股份比例，吕文斌与刘永林虽未达成书面协议，但通过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刘永林与吕文斌口头约定刘永林占51%、吕文斌占49%。

刘永林对此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内蒙古高院二审确认吕文斌在敖劳不拉煤矿购买中出资540万元，该出资占全部购矿款33%，认为其占有49%股份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吕文斌不服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09年11月29日，最高院指令内蒙古高原再审该案。一年后，内蒙古高院裁定撤销此前判决，发回鄂尔多斯中院重审。

双方打了4年多官司，在2010年底又回到起点。

鄂尔多斯中院重审后，再次作出判决，认定吕文斌支付540万购矿款，对敖劳不拉煤矿享有49%的权利和义务。刘永林不服上诉，内蒙古高院判决再次确认吕文斌出资540万、占49%份额。刘永林再次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2014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内蒙古高院作出的判决。

最高法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虽经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但《协议书》本身作为书证，足以证明刘永林与吕文斌之间存在合伙购买敖劳不拉煤矿的事实。

对于所占份额的争议，最高法认为，吕文斌的诉讼主张在一审、二审和再审是一贯的。而刘永林代表大连金泽公司与吕文斌签订具有退伙性质的《协议书》，但在该《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期限到期后，又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协议书》无效。在本院再审期间，刘永林为了否认与吕文斌合伙购买敖劳不拉煤矿的事实，甚至连其本人签订的《付款确认书》确认的付款事实也予以否认，其不诚信行为是显而易见的。从诚实信用原则考量，吕文斌的陈述更令人相信。

一方败诉后告对方诈骗

在最高法对这起股纠纷案作出判决前，2013年10月14日，刘永林以内蒙古金泽有限公司的名义，向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公安局报案，请求追究吕文斌刑事责任。

准格尔旗公安局出具的《关于内蒙古金泽有限公司控告吕文斌涉嫌诈骗一案调查的汇报》显示，刘永林认为吕文斌未出资540万，却向法院起诉要求享有49%的股份，而鄂尔多斯中院和内蒙古高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作出了判决。

刘永林在报案情况中称，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吕文斌向法院提供了虚假的一张200万元、一张340万元的收款收据，其行为是提供伪证涉嫌诈骗。

准格尔旗公安局调查后认为，从对刘永林在2004年购买敖劳不拉煤矿的当事人、知情人询问情况看，均能证实刘永林在2004年购矿时垫付540万的事实。

“刘永林报案后，我们还专门去了趟大连，从卷宗上看他自己承认有这么回事。”曾经参与办理该案的准格尔旗公安局干警敖永耀告诉澎湃新闻，从调阅大连市中山区法院的案卷看，刘永林本人为了不给吕文斌1500万的退出投资款，为了向法庭证明吕文斌在他购矿时的入股行为，向法庭提供了大量证明吕文斌垫付540万的证据，法院也采信了这些证据。

“还有报案人方面的证人，也承认有这么回事。”敖永耀说。此外，在内蒙古几级法院的审理、判决上看，也均采信了吕文斌垫付540万的证据，并依此作出判决。

准格尔旗公安局认为，吕文斌垫付540万购矿款情况属实，没有犯罪事实，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决定不予立案。内蒙古金泽有限公司未对此提出行政复议。

敖永耀说，2015年、2016年，大连警方先后两次来准格尔旗公安局调取案卷。

大连警方跨省抓人

在准格尔旗公安局不予刑事立案、最高法作出终审判决两年多后，2016年10月10日，准格尔旗警方找到吕文斌，告知他已经被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网上追逃。

两天后，吕文斌被大连警方带走，随后被刑事拘留。

吕文斌家属提供的《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图片显示，吕文斌被控告合同诈骗，案情是：“广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贵春与吕文斌合伙，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于2004年6月11日在大连市中山区与刘永林签订转让协议，将不属广利公司所有的敖劳不拉煤矿卖给刘永林，骗取刘永林1100万元转让款。”

2016年10月15日，李贵春被作为同案犯也被大连警方带走。

“把我喊过去谈了下，第二天就给放了，之后又传唤谈话了几次。”李贵春对澎湃新闻说，办案民警询问他的内容都是和敖劳不拉煤矿的纠纷有关，详细问了540万垫付款怎么交。

吕文斌的侄儿吕博向澎湃新闻表示，自己也先后两次到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做笔录，办案民警都是询问540万垫付款的情况。

“警方调查这个案子，应该就已经调取过各级法院的卷宗，问的这些问题，早就已经在法院庭审时问过了，最高院也做了判决，不知道为什么又再问一次。”吕博表示不解。

2017年1月2日，澎湃新闻电话联系上了刘永林。刘永林坚称自己遭到了吕文斌的诈骗，“过去十几年我一直在上诉、伸冤”。

对于目前所拥有的证据材料，刘永林表示暂时不方便提供，“证据很充分，公安机关不查实，检察院可能批捕么？”

他还表示，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受理了他民事案件的申诉，但暂时不方便向记者提供受理立案凭证。

大连警方询问的焦点还是540万

2016年11月18日，经大连市中山区检察院批准，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以涉嫌诈骗罪为由，对吕文斌执行逮捕。

吕文斌被羁押到大连市看守所以来，大连律师陈铭利已经多次会见过吕文斌。陈铭利说，办案民警询问吕文斌的问题，焦点还是540万垫付款交没交的事情。

陈铭利认为，刘永林和李贵春签订的煤矿购买协议时吕文斌并未参与，之后吕文斌和刘永林一起管理煤矿的发生地是在鄂尔多斯，不在大连，如果有犯罪行为，犯罪地肯定不在大连。吕文斌系内蒙古包头人士，其居住地也不在大连，因此中山分局是没有案件管辖权的。

此外，陈铭利还指出，该案已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按照规定，如果立案，必须函告和通报最高法和最高检。

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负责办理该案的孙姓警官对澎湃新闻表示，“民事判决不等于刑事判决，民事判决里面也有刑事案件，（吕文斌）是有诈骗的嫌疑。”

对于案件的其他具体问题，该警官表示不便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