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者白元淡：我们选出朴槿惠，但我们要做另类的新梦

11月底，有一个视频感动了无数中国网友。视频里，韩国著名歌手、野菊花乐队主唱全仁权与六十万韩国民众大合唱《你不要担心》。

12月21日，澎湃新闻记者在中国美院见到韩国圣公会大学亚际文化学系主任白元淡教授时，她说是她邀请全仁权在第四次“倒朴”大集会上献唱的。

白元淡这次来杭州，是来参加“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筹备启动大会”。除了大学教授，白元淡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她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民众民主运动的中坚骨干，工人运动的领导之一。

她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她父亲是著名政治家、诗人白基琓，曾在1987年和1992年参选总统；她的丈夫李钟会是韩国左翼政党社会变革劳动者党的党首；她妹妹曾在学运时入狱。可以说，白元淡一家都是“革命志士”。

眼下韩国正值多事之秋。作为民主运动的亲历者，白元淡如何看待最近的烛光游行？她为什么邀请全仁权在集会上歌唱？她如何评价韩国民主运动的政治遗产？“国民韩剧”《请回答1988》的走红仅仅是简单的怀旧吗？借此机会，白元淡在杭州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

“《请回答1988》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太表面”

去年，韩剧《请回答1988》热播，被称为“国民韩剧”。这次韩剧终于不再穿越、得白血病，而是以怀旧的影调让韩国人重新回到那个纯真的1988年。《请回答1988》的走红，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怀旧？当韩国民众一起大合唱剧中插曲《你不要担心》时，他们在想什么？

澎湃新闻：《请回答1988》这个电视剧里也有对于民运的呈现，您怎么看？真实吗？

白元淡：1988是韩国的奥运年，证明韩国的经济发展，这个电视剧就反映了那个年代一般民众对于更好的物质生活的欲望，这方面是不错的。但是其它的社会问题表现得非常表面。举例来说，里面有一个场景是圣诞节，几个主角在一起听大学歌谣季。当时有一个趋向，我们叫3s，一个是sport（运动）、一个是sex（性）、另外一个是screen（电影），通过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方式来遮蔽殖民-冷战分裂系统和全球化的矛盾重叠。这个连续剧没有深刻的分析，更多是带着怀旧的、感性的语调。虽然也提到后来经济危机，但没有深刻地考虑到社会内部的矛盾。而且1988是学生运动最强烈的时候，但是反映得太表面。

澎湃新闻：但这个电视剧这么火，是不是也跟今年的韩国年轻人对于自身境况日益不满绝望有关？韩国有所谓“三抛世代”（指的是因为韩国陷入就业难的泥沼，抛弃恋爱、结婚和生育的年轻一代）、“地狱朝鲜”（许多年轻人称韩国为“地狱朝鲜”）这样的说法。

白元淡：1988年是经济发展的时候，所以当时年轻人就会做梦，大学毕业后可以得到很好的工作。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劳动的弹性化，学生毕业后工作就不被保障，很多人的工作都是非正规的、不稳定的。而且贫富分化非常严重。所以和当时相比，今天的年轻人没办法做梦了，他们的绝望就反映在身体上面，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绝望感，所以这个电视剧的走红也跟这样的背景有关系。

4月16日岁月号海难以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同于过去的反独裁民主化运动或社会变革运动。可说是从政治到社会的转型。在灾难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的统治能力不足的状况下, 多数人民在试图重建社会。而且，最近的烛光示威成功使政治上无能和道德上有问题的总统被弹劾。其实，韩国朴政权的诞生背后，存在着美国的低汇率政策等全球层次的资本竞争的激化、在三星财阀所主导的一国层次的中间阶层的没落等问题。

结果，韩国社会形成了20:80或10:90的两极化结构。结果穷人投票给朴槿惠，相对富有的阶层投票给民主党这么一个自由主义政党。韩国社会没有形成对付经济恐慌的另类体制，也没有克服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体制，从中民众生活的破坏归结为朴总统的当选。

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所显现的世界经济恐慌之后，资本运动加速了不正常运动，但是我们很难寻找出路。汇率战争和保护贸易越来越强化， 经济恐慌所带来的损失被转嫁给工人民众，结果工人民众的斗争也激化起来。

另外，“阿拉伯之春”，尤其叙利亚内战之后，国际难民激增，但国境控制的强化封锁难民的入境，结果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也更深化了。如此政治经济条件，助长了右翼的形成，同时让我们展望战后体制的崩解。支配阶级为了防止体制的崩解，积极和严格对付英国脱欧。但英国脱欧之后，状况反而逆转。结果多数欧盟国家的右翼在选举中的政见，都包含着脱欧的成分。川普被视为一个后意识形态的人物，而且他的当选增加了战后体制危机。超越冷战阵营逻辑的资本逻辑单向贯彻的世界，带来的资本之间和劳资间的战争，会打开新的局面。韩国的光化门抗争发生的背后，就是这样的世界史的转型。

这次抗争的重要意涵是直接政治的可能性。广场有要求，以斗争得以贯彻。我认为，此运动的特质是情感政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站在广场的韩国人，无论阶级、世代、性别和少数者，都体现了自身所处的全方位的剥削体制下的生存状况。

我们选出了朴槿惠，但是我们要做另类的新梦

韩国著名歌手、野菊花乐队主唱全仁权是白元淡的好友。在韩国，全仁权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崔健。而白元淡结识全仁权，却是因为余华。在《韩国的眼睛》里，余华写到全仁权：最后出场的就是全仁权的野菊花乐队。

《请回答1988》插曲《你不要担心》的原唱和作者是就全仁权。这次烛光游行，白元淡为什么要邀请全仁权出来歌唱？全仁权和他的野菊花乐队在198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澎湃新闻：你一直学的是中国文学专业。

白元淡：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父亲教我读鲁迅的《阿Q正传》、高尔基的《母亲》。大学时，我进入中文系，毕业论文写的也是鲁迅的《野草》。

1983年，我介绍了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刊登这篇文章的《实践文学》杂志还因此被停刊了。

澎湃新闻：当时社会运动时，音乐等艺术形式扮演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白元淡：大学的时候，我去工厂时，教工人面具舞。当时考虑到工人组织水平的问题，我们认为需要有文化运动，代表性的音乐是金敏基（注：著名音乐家、戏剧家）的《工厂之光》，他用音乐剧的模式写了一系列的歌曲，如工厂的灯光，并把它们放在磁带里，发给工人们，让他们根据自己工厂的工作条件改变了歌词和舞蹈，因此他们通过唱歌和跳舞表达自己的身份和需求。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工厂和群众结合在一起。

我自己比较积极参与的是民众文化运动，我们发现因为经历了殖民，民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原来有的民众的抗争性就消失了。所以我对工人们的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通过身体恢复工人的抗争性。因为工人整天做反复的劳动，所以他们的身体需要被解放。

但当时我不知道全仁权和他的野菊花乐队，别的学生们都知道他。因为我那时太忙了，一个星期睡六个小时。但1980年代，一般的学生都喜欢他的那些反抗性的歌，有一首歌叫《行进》。

澎湃新闻：你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全仁权的音乐，并成为了好朋友呢？

白元淡：2000年的时候， 我邀请余华来参加活动。我准备了两次会议，世界作家会议和韩中作家五人谈。当时全仁权刚出狱，来到会场, 我第一次见到他。有个我认识的诗人带余华去了全仁权的演唱会，题目叫“自由”，余华就喜欢上了全仁权，每天晚上都去全仁权的咖啡厅。

澎湃新闻：这次全仁权在烛光游行时出来演唱，是你邀请他的是吗？

白元淡：是的，我找他，要不要在烛光集会的时候出来唱歌。但是，即使我没有问他，他也会到广场与市民唱歌。

澎湃新闻：这次的烛光游行，你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吗？发起者、组织者？

白元淡：这个游行是有1500个单位共同组成的，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立场和意见。 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都同样是发起者，也是组织者 。

我认为这里面需要一个焦点，把不同立场集中成一个方向，后来我们提出的一个关键诉求就是总统下台。总统下台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是一种胜利，一种政治经历。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仁权非常了解这些人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他们在两极化非常严重的社会里，特别需要得到安慰。2014年的4·16海难（即韩国客轮沉没事故）时，他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说，通过这样的事件，学到爱。每次演唱会开始，他都会说我们从这些事件里学到爱了，要互相爱，这是一种责任。

这一次，他的这首歌也是给民众带来一个安慰。他演唱时，所有人都感动。这首歌最后的歌词谈到一个新的梦，这个新的梦对我们就成为一个安慰。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社会选出了朴槿惠，但是我们要做另类新梦。

1980年代民主化运动的主体是工人

白元淡的父亲白基琓在韩国家喻户晓，他是民主运动的先驱，也曾两度参选总统。他是《光州之歌》的作词者。《光州之歌》也被称为《劳动者战歌》，后来被改编成不同版本，成为亚洲许多国家工运、社运的斗争歌曲，也被称为“亚洲的国际歌”。

如今年过八旬的白基琓依然走在集会游行的最前方。受父亲的影响，青年时代的白元淡走上了参与学运、工运的道路。

澎湃新闻：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社会运动的？

白元淡：1978年冬天，大学一年级，我当时一方面搞学生运动，另一方面也在农民协会的帮助下，经历了农民运动。大学三四年级时，当时有两条路线，一部分学生说我们应该继续搞学生运动，一部分学生说我们应该搞工人农民运动。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从阶级的属性来说，我们当时都是大学生，所以我们要改变自己的状态和面貌。我们先学习六个月，然后再进入工厂，待了两个月。

澎湃新闻：你参加运动有受你父亲的影响吗？

白元淡：我记得我5岁的时候，父亲就让我六点起床，和他一起跑五公里。我六岁的时候，他就让我站在枕头上，让我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立场，他会纠正我的错误。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问我，你的意见是什么？我说，大概是……他会说，不是大概是，你的意见是什么，要明确地表达出来。而且他一直实践的社会运动和日常生活确实是我人生的一面镜子。

澎湃新闻：你当年参加学生运动有遇到危险吗？

白元淡：1982年我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搞运动的大部分学生，都有坐牢的心理准备。1980年发生了光州事件，我大学三年级。这个事件之前，朴正熙被暗杀，那时我父亲也坐牢。1981年，我父亲出狱，身体不好要养病。那时我还要参加游行，刚好那个时候我妹妹也因为游行坐牢。我母亲就告诉我，让我千万别坐牢。我听了母亲的话，当时我就顺利毕业了。

澎湃新闻：大学毕业后，你做了什么？

白元淡：当时我们的团体要求我学习、研究。所以当时我念了研究生，研究鲁迅。另外也参加文学运动、出版运动和劳工运动。当时的劳工运动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直接进入工厂，另一个是在外围进行工人组织和教育。那时我通过出版的方式，介入了一些争论。我们发布了一些社会科学书籍。这是表达我们政治地位的一种方式。出版的内容包括资本主义批判、布尔什维克党史、中国革命的战略和路线、韩国社会问题、第三世界的文化运动等。白天在研究生院念书，出版公司老板兼任大学讲师，晚上就到工厂去对工人进行组织和教育。

我在首尔郊区的工厂区打开了几个文化活动的空间，对工人进行面具舞培训。

澎湃新闻：我看到材料说到当时的学生有左翼读书会，你参加了吗？

白元淡：去工厂前，有五六个学生一起，学习社会科学的书。

1961年，韩国发生了“4·19革命”。1960年代，韩国思想界出现了很多进步的刊物，如《汉阳》《青脉》《思想界》等。但那时没有阶级的运动，只有知识和思想的运动。当时韩国的工业化还不够发展。到了1970年代，首尔清溪川的工厂区就发生了工人运动。1970年代末，我不止参加过农民运动，也参加过工人运动。1970年代这个背景后来成为1980年代运动潮流的基础。1980年比较重要的是“光州人民抗争”， 光州抗争是韩国人民数十年来对民主、自由呼声的抑压下爆发出来的。它的意义就是否认新军事政权的合法性，打开反帝国主义（美国）反独裁的新人民运动路线，而且全民团结成一个“和平共同体”。 可是当时军权武力镇压这次运动，抗争失败了。

我们检讨为什么失败，我们才了解光州抗争以流氓阶级为主体，没有任何政治立场，没有组织能力。所以我们当时想的是如何形成真正的阶级运动与主体力量。

因此1980年代的学生运动里，就出现了大批进厂的队伍。这些人后来就发动了首尔的九老同盟罢工。1980年代，我们意识到学生运动要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完整地理解1980年代韩国的民主化运动。正因如此，才会出现1987年的民主化巨变。1987年6月之后，也出现了工人的大规模的斗争。但那个时候运动主体的意识水平比较窄，政治的方向不是很清楚。那时有两种派别，一种是接受朝鲜的主体思想，另一种是民众民主（people democracy revolution），他们主张韩国是基于自己的社会现实，应当建立人民政权，朝韩双方应各自寻求基于其具有权力基础的和平统一，完成现代民族国家。

现在回顾1987年，很多人认为称为“1987年体制”。关于“1987年体制”，今天主流的论述是基本上是反对法西斯政权的民主化运动，是民众普选、实现代议制的问题。

那个时候，我被通缉，要躲起来，所以1987年时我没办法参与那个过程。但我父亲在1987年、1992年以民众代表的身份参与了总统选举，说明那时有民众的力量支持这样的人物代表民众参与选举。

澎湃新闻：刚才你提到韩国民主运动的主体是工人，但我看到在《辩护人》这样的电影里，主体是中产阶级，你觉得这是对于历史的改写吗？

白元淡：苏联解体后一直到1992年，我们的工人运动依然进行，但是我们的方向丢了，很多人收拾行李离开。1992年，运动的学术化潮流开始，代表性的刊物有《理论》《文化科学》。实质上1980年代的运动的理论基础是苏联革命和中国抗战时期战略战术论，因此那时，我们已经失去了运动的方向舵。

我们才发现，我们的思想非常贫困。但1980年代中期民众运动高潮当中，我们讨论的理论话语方式是非常有意义的，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我们变革势力对韩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尝试，都曾突出各种偏差、问题甚至相残性的结果，但我们变革势力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这些调整不是受制于外来的强制，而主要是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自我调整。作为一种革命的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辩论，尤其是变革势力之间理论辩论和重点斗争路线冲突，在国家和社会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7年6月之后，韩国社会成功实现了政治变革，它被称为政治的文明化。所谓“87年体制”就是指政治民主化，如总统直选制度、废除反民主恶法、清除过去独裁政治遗产，以及和平取代政权。 另一方面，它与韩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动荡过程有关。 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已经牢固地融入在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转型的新保守的世界体系，在经济发展中1988年首尔奥运会的开幕和海外旅行的自由化，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等，韩国社会陷入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幻想，在政治民主的表面性保障当中，以前对现实的批评力量和对社会变化的变革意志被削弱了。

然而，1987年民主抗争是由于朝鲜半岛的冷战分裂体制和依赖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治和经济矛盾加剧的结果。其核心是，包括工人大斗争在内的广泛的民众起义正在发生。1987年，在要求为生存权利而斗争的时候，对结社权的要求就像炸弹一样爆炸，共有3500个新的工会组成。因此，1989年，它的不断发展导致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人和公众组织，涉及全国13个区域工会和9个工业別工会组织。虽然当时工人民主斗争的发展水平不高，工人的政治意识很低，组织团结的程度只是基于企业工会的极限的团结水平，但在1995年，它才成为全国民主工会联合。

今年就是1987年人民起义30周年，韩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奉俊昊导演的电影《雪国列车》虽然稍微粗糙，但它以致命的具有缺陷的历史，提出了人类所打造的社会的本质在于极限状态中的阶级对立，即实质上的阶级合作。它之所以具有争议性，是因为它鲜明地再现了支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原理。就像阿尔都塞说的，支配意识形态绝不是不受阶级斗争影响的阶级斗争的既定事实，反而是漫长和艰苦的阶级斗争的结果。4年前韩国总统选举中，诞生朴槿惠政权的韩国社会的现实就痛驳过那些误解。

2014年“岁月”号客轮沉没事故之前，韩国社会的社会制度是让人民各自谋生，是“没有个人的个人主义与没有共同体的集体主义”，只让各自谋生的社会制度已经蔓延着。因为让人陷入各自谋生的社会问题的根源太深，所以认真仔细审视原因的企图也往往无效。但是，如果认为韩国社会处于个人主义泛滥的危机局面，事实上更成问题的恰恰是具有自由和责任的个人的不存在。不完整的个人主义的蔓延以及它的强制所造成的乱局，就反证了一个事实：不全的个人主义反而形成了一个后果，也就是强烈渴求集体和共同体的现象。

从这点来看，我们会发现当前韩国社会的几个现象：“资本主义4.0”“合作社”等新经济典范所提示的“社会性”不只常常被召唤、成为流行的话语，也成为国家的制度机制，而且也出现作为其实体的各种各样的共同体运动。既然如此，那些“社会性”的潮流是否呈现着多数韩国人所渴求的30年前某种社会?

（感谢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延光锡博士提供的翻译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