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正霸凌④｜工读学校再审视：能改变问题学生，可家长拒送来

十几年前，曾经用来对付“顽劣”孩子和问题青少年非常灵光的工读学校，现在情况怎样？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连续走访上海辛灵学校、启德学校两所专门教育学校。如今，多数这类学校已经隐去“工读学校”的名称，不过，其半军事化的全程式管理，与普通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民办学校还是有很大不同。

比较尴尬的是，没有了“工读学校”这个名称以及伴随的法律、制度安排，这些学校的知名度、规模等早已今非昔比。仅以在校学生数量来看，高峰时期曾有200多名学生的辛灵学校，如今学生只有70多人；而启德学校现有30多名教职工，但全校学生才21人。

上海市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执行会长姚建龙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目前社会上问题少年，及校园内屡犯暴力、难以管理的问题学生，正需要类似工读学校这样的中间教育地带来矫正、教育，承担以教代罚的重担。

辛灵学校和启德学校的两位校长也都表示，他们有经验、有能力去教育管理这些问题学生，能够为这些有暴力、霸凌行为的问题学生提供教化、矫正服务。但同时，他们需要获得政府、学校、家长的认可和支持。

面对目前工读学校规模严重缩水、生源剧减的问题，有校长呼吁：专门教育学校（工读学校）需要得到政府更多的重视、财政资金投入，以及更多人力的投入。

有学校仍有警察驻校

12月26日下午5点，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启德学校下课铃敲响了，学生们飞快地从楼上跑下来，然后自觉地在楼梯口排好队，等教师下来带他们去饭堂。

途中遇到其他教师，这些学生会开心地打招呼“老师好”，然后说笑着走去饭堂。

无法想象，这些看起来非常有礼貌初中生们，曾经都是从各个学校被送过来的“校园一霸”。启德学校潘老师告诉澎湃新闻：“（这些学生）一般都是老师没精力管，家长没能力管的学生，才会被送到我们这里。”

成立于1979年的启德学校，至今已有37年历史，前身是上海县工读学校，后来上海县与闵行区合并后，被改名为闵行区工读学校，2001年正式更名为启德学校。

校长梁根余介绍称，虽然更名后“工读”二字被隐去了，但学校的性质并未变，还是一所以接收“问题少年”为主的专业教育学校。

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未成人若出现“纠集他人结伙滋事，扰乱治安；携带管制刀具，屡教不改；多次拦截殴打他人或强行索要他人财物……”等九类“严重不良行为”，可以被送到工读学校进行矫正和接受教育，继续义务教育。

“以前工读学校的学生都是由公安机关遣送过来的，有些轻微违反或构成一定刑事的学生，都会被强制送到工读学校。”梁根余说，以往的工读学校都是“半工半读”，学校里专门让学生劳动的车间，因此被称为“工读学校”。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我国第一所工读学校成立于1955年，至今已经有61年的历史。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读学校的性质和内容已经慢慢发生了改变。

梁根余说，虽然现在启德学校仍然有一名公安干警长期驻校，从事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但工读学校与公检法的关系却不似以往密切，已经在慢慢削弱了。

梁根余告诉澎湃新闻，现在上海市有12所工读学校，但真正意义上的“工读生”已经没有了，“就是那种由公安机关定性后，被强制送去工读学校的学生已经没有了。”

而这样的情况，源于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改，由“强制实行”，改为了“对未成年人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应当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或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由强制变自愿，也间接导致一些工读学校由于没有生源而被关停或边缘化了。”梁根余说，现在社会上对工读学校仍有需求，但因为不能强制，导致需求变得非常矛盾，而政策上的不重视，导致工读学校慢慢被社会遗忘了。

学习、生活都有教师陪同

除了生源变化，工读学校的教育内容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梁根余介绍称，如今“工读学校”的课程完全是按照九年义务教育来开展的，因此“工读学校”也被改为“专门教育学校”。

他说，以往工读学校是“半工半读”，学校里有专门让学生劳动的车间，但现在学校的课程则完全是按照九年义务教育来开展的，因此“工读学校”也被改为“专门教育学校”。

但工读学校目前仍保留着一个特点——全程教育模式，学校全部采取寄宿制。

“我们学校实施的是全员、全程、全覆盖的‘三全’教育模式。”梁根余说，在学校里，所有教师除了上课，还要参与学生心理辅导、谈心、课间管理等，与学生学习生活都在一起，全程监管，24小时无缺位。

“从学生周日3点到学校，到周五3点放学，这段时间所有老师都是全程管理的，包括晚上晚自修和住宿。”而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学校到处都覆盖着电子监控设备。

梁根余说，学校严禁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管理学生，但对于这些“问题少年”，无暴力管理确实很难，“我们只能通过‘三全’的方式来约束学生，配合教育，达到转化目的，比如有学生喜欢逃课，在我们这里就没有机会，时间久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即使在宿舍，教师也陪着学生。梁根余告诉澎湃新闻，启德学校的宿舍分配并非固定的，“学生表现比较好，就会三四个分到一个宿舍，如果有一些学生煽动性较强，或和其他人相处不太好的，就有可能一个人一个宿舍。”

对于外界质疑的，在工读学校会不会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梁根余说，从住宿就能看出，“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们都是共处一室的，直到学生熟睡后，老师才会回隔壁房间休息，而我们规定，老师的门和学生的门都是不可以关的，不会给学生交流不良思想的机会。”

除了360度无死角的监管，对待这些学生，还得需要更多的耐心，“比如有些学生有暴力倾向，但暴力其实很多是情绪的问题，老师在教育方式上多注意一些，就不会激化这种矛盾。”

“如果学生有暴力行为，我们就让老师采取冷处理的方式。”梁根余说，他经常和老师们强调“要学会等待”，“学生如果不做作业，老师在旁边陪着，白天不做晚上做，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让学生逐渐适应我们的教育。”

在启德学校教学楼里，澎湃新闻记者看到了一间“宣泄室”，四面墙壁贴满了厚实的软橡胶，中间还放置着沙袋和不倒翁，梁根余说，学生在中考前常常因考前焦虑而出现情绪不稳定的情况，曾经有一名学校在气愤之余，把学校的墙都砸出了洞。

“得知这个情况后，我们就商量赶紧配备了宣泄室，如果学生感觉自己的负面情绪需要宣泄，就可以和老师申请去宣泄室发泄一下。”梁根余说，这就是工读学校相比普通学校的好处，老师能有更多的精力去感受学生的情绪和状态，做出最合适的安排。

梁根余告诉澎湃新闻，前段时间上课时有一名学生“不见了”，在他四处寻找后，发现学生就坐在楼梯口，“如果是普通学校老师，可能上来就会骂‘怎么不上课’，但我觉得他应该有情况，就坐下来和他聊，果然他说他和同学起了口角，怕到教室会忍不住动手。”

“对于他的这种行为，在我们看来，是应该表扬的，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去让自己冷静。”梁根余说，学校的个性化教育并非口头说说，而是每名教师都了解每个学生的性格，对学生的一些反常行为也并不是直接否定，一旦有进步，都是值得表扬的。

“要对学生好，好到他们不好意思”

对于工读学生的教育问题，上海另一所工读学校辛灵中学的校长谢小双也多有感触。

辛灵中学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周围是菜场和旧式里弄，几家网吧间隔其中。

步入校门，教学楼的外观已经不新，走廊墙面上挂着学生自己的剪纸、绘画等作品，比如《弟子规》的内容配上漫画，生动可爱。在辛灵中学一周工作安排表上，比其他学校多了一门“行规训练”课，这是一门对学生的思想、行为规范进行教育的课程。

“以前辛灵中学也有铁门、铁窗和禁闭室，教师靠关、压、打骂、体罚的方式来管学生。”谢小双说，2008年他上任后，就拆除了“监狱式”的围栏，“我跟老师说，你们这么管孩子管得住吗？学生面上服，心里还是不服，强制手段的效果只是暂时。

“要对学生好，好到他们不好意思！”谢小双告诉教师要对学生不断付出关爱，让学生感觉教师是站在他们一边，真真切切为了他们，这样才会从心底里和教师亲近，听教师教育。

谢小双说，2010年左右，杨浦区有一名女生林玲（化名），抽烟喝酒、打架斗殴、父亲离家、母亲无力管教，经他多次劝说后，女生终于来到了辛灵读书，但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

一天谢小双接到电话，说林玲从教学楼2楼里跳出去，翻墙离开了学校。“怎么把野马拽回来？”等林玲回来后，谢小双决定每周自己开车接送林玲上下学，有时候周末去他家也捎上水果去看看林玲。

大半年后的一天，谢小双看到林玲背好了书包在校门口等他。一上车，林玲就说，校长你很累，以后不要再接送我了，我肯定会准时到家、准时到校的。谢小双说，听到学生说“请你相信我好吗？”心里特别激动。

中考时，林玲考了460多分，考进了上海商校，而两年前刚进校时，她5门课总共才100多分，“我们学生其实都很聪明，只要引导得法，潜力非常大。”

谢小双告诉澎湃新闻，辛灵中学多年来中考升学率100%，不少毕业生考上中专职校，近年还有一名学生考进同济大学艺术设计专业。

辛灵中学对毕业生每年都跟踪回访至少一年，让学生走出校园后还能够继续得到教师的关心。2008年开始，学生犯罪率为零，毕业生回头犯罪率同样为零。

“我们的孩子要靠‘哄’、‘骗’，晚自习时，很多老师都是自己掏钱买零食，学生做了题、背了书就给他们零食吃。”在这种思路引领下，辛灵中学拆掉了铁门铁窗，举办了更多活动和教育，“我们现在开了多门拓展课，包括剪纸、健身、书法、陶艺等，让学生自由选择。”

“有欺凌行为的孩子，应及早送来”

除了改掉学生不良习惯、提升学习成绩，当前的工读学校被赋予了更多的期望。

上海市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执行会长姚建龙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指出，面对目前屡被曝光的校园霸凌事件，应当重视工读学校，在学生犯错后，除了放任不管和刑法处罚外，还能有一个中间措施——保护处分。

“保护处分的特点有两个：一是提前干预，比如这个孩子的行为还未达到刑事处分的程度，保护处分可以对他的行为进行矫正、干预；二是以教代刑，面对已经构成一定社会危害性的刑事犯罪行为但不够年龄被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也可以用保护处分来代替刑罚。”

姚建龙认为，保护处分措施是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种正式干预措施，同时也是一种司法措施，但保护处分并不是一种羁押性质的，而是社区性处分，比如工读学校，在工读学校里针对不同学生的问题，制定不同的矫正教育方案。

“工读学校现在从形式上来说，有点类似一个放任不管和刑法处分之间的中间性措施。”姚建龙同时指出，目前工读学校并不具有强制性，如果想要真正发挥工读学校“中间地带”的作用，还需国家对这一类学校进行改革。

对此，梁根余也颇为赞同：“有校园欺凌倾向的孩子，应该是要想办法送到我们这种专门教育学校来，给他一些矫正和教育。”他指出，专科学校就像专科医院，能对孩子的问题对症下药，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

“以前我们收的学生中也有过校园欺凌行为的，但并不严重，比如一个学生在学校出口就骂人，从幼儿园就是一霸，小学还是，到了我们这边，老师叫他做作业，上来就用脏话骂老师，连饭堂阿姨都对他有看法。”

面对这样的情况，梁根余说，他先是和教师们分析，这个学生并非是骂人，而是这些脏话已经成为了他的口头禅，“我要让老师明白，他的行为是错的，我们要帮他纠正，但不能认为他骂了我，就要记恨他，有些老师也比较容易激动。”

“现在已经入学3个多月了，上个月在饭堂吃饭时，喝的是鸡蛋汤，他和阿姨说，‘阿姨我吃鸡蛋会过敏，给我一点汤就好了’，这句话在常人看来没什么，但对他而言就是很大的改变，说明他与人交流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梁根余认为，适合孩子的学校才是好学校，在14-16岁“断乳期”的孩子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而在普通学校学生众多，教师可能无暇顾及每位学生，“在专门类学校有老师时刻叮嘱，如果能平稳度过断乳期，孩子的问题也不会再反复的，所以初中这段时间很关键。”

但梁根余也表示，在目前这种“学生自愿来工读学校”的情况下，效果并不大，“举个例子，有人违法了，让他自觉去公安局接受处罚，他肯定不愿意，学生也是，把他送到一个相对不自由的学校肯定不愿意。”

“而且家长也有很多顾虑，大多是因为不了解我们学校，觉得工读学校就是暴力教学，只有等到一定程度，家长实在是受不了、管不了才会送过来，但那时已经晚了，再转化就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生源越来越少，不知还能办多久”

尽管早就有专家呼吁应该重新重视工读学校，发挥工读学校“中间地带”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工读学校已经开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如今启德学校有29名教师，但初中三个年级学生却仅有21名，其中初二年级只有2名学生，在教室里，两名学生各坐在教室两端，教师站在中间讲课。

“9月1号我们只有14个学生，后来9月5号时有了17个，现在是21个，明年初三的13个学生就要走了。”梁根余说，收生工作现在是工读学校目前面临的最大障碍。

“不是没有问题学生，各个学校都有，但缺少法律支持和行政手段，有些学生行为已经很恶劣了，但家长不送过来，我们也没办法，而如果不及早介入，后面问题会更严重。”

梁根余认为，目前管理部门和社会对于工读学校的重视程度都不够，虽然工读学校仅是教育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学校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有些孩子的负能量是会影响到周边同学的，比如校园欺凌，对被欺凌学生可能会造成一辈子的阴影。假如这部分学生能送到工读学校来，至少对其他学生的影响能减少。”

生源难题也在困扰着辛灵中学，高峰时期曾有200多名学生，如今学生只有70多人。谢小双说，为了让学校生存下去，辛灵中学提出了“送教入校、送教进家、送教进社区”的口号，教师们拿着帮教名单，每天到处跑，主动关心其他学校的“预控生”，提前介入，预防为主。

对于为何生源会减少，梁根余说，除了政策的改变外，还有一些是源于家长对工读学校的误解，“有些家长会认为，工读学校就像少管所一样，孩子在学校会受到委屈，甚至学坏。但他们只要到我们学校来，看到我们的校风校纪还有教学方式，就会知道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还有一些家长，你说他的孩子有各种问题，在学校欺负别人，他不会承认的，总觉得把孩子送到工读学校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了。”梁根余说，有时即使他们已经看出孩子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家长仍然不愿意把孩子送过来，工读学校也没有办法。

对此，谢小双告诉澎湃新闻，曾经有一个行为比较恶劣的女学生，再不过来可能就真学坏了，但她母亲认为工读学校名声不好，也下意识觉得环境不好，始终不愿意把女儿送过来，“我拿着水果去她家跑了5次，她妈妈才同意来看一看，一看和想象中确实不一样，这才愿意让孩子过来试试。”

此外，于普通高校而言，除非学生的表现已经到了无法管教的地步，轻易也不会把学生送到工读学校，“我们学校学生的学籍还是在原来学校的，而普校追求升学率，他们会认为，孩子送到工读学校，学业肯定是跟不上的，那么中考的时候就会拉低学校水平。”

梁根余说，以上种种原因下，导致工读的学生越来越少，大多数的工读学校甚至因为没有生源已经关闭了，“我现在一边办一边在担忧，我们还能办到什么时候？因为现在学生越来越少了。”

“工读学校或专门教育学校还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然性的，不像部分人认为的那样到了应该取消的时候。”谢小双说，全国范围内，这些“暂时犯迷糊的小生命”数量还很大，“只要这些‘迷糊的小生命’还存在，社会就不能缺少我们这样的专门教育学校。”

他说，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家庭，产生着问题孩子，因此专门教育学校的任务一直很重。“我们是在为区内其他学校保驾护航，提供服务，为社会安定和谐做着贡献。”

在谢小双看来，专门教育学校是为社会服务，是为区域内其他学校服务的。“专门教育学校就是学校与司法系统的缓冲带，专门‘收治’那些一般学校管不了，但尚有教育可能的学生。”谢小双说，“我们就是在‘扫雷’，我们多扫掉一个雷，社会就多一分安定。”

因此，他指出，专门教育学校需要得到管理部门更多的重视、财政资金投入，以及更多人力的投入。“让优秀、肯干事肯吃苦的校长、书记到专门教育学校任职，才能办好学校。将一个个尚在萌芽状态的‘定时炸弹’拆除掉，这对社会和谐稳定的贡献，有着不一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