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缉毒警生死战：婚礼后没敢戴过婚戒，“都怕牺牲谁来做”

2016年11月4日12时20分，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景哈乡中缅边境的一条乡村水泥路上停着辆越野车，两名犯罪嫌疑人正准备交易毒品。

这是一起跨国武装贩毒案。

抓捕前哨悄悄发出信号。景洪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黄俊海和副大队长李敬忠所在的指挥车迅速别到嫌疑人的越野车前，另一组警车紧紧堵住嫌疑人车尾。

一名嫌疑人仓皇跳车，逃向路边橡胶林，黄俊海对着他逃跑的方向开了一枪。此时李敬忠已经冲向越野车后方。几声枪响，车外的嫌疑人消失在橡胶林里。黄俊海回过头，发现李敬忠已经倒在地上。

子弹从一名躲在车后座的犯罪嫌疑人手中的枪射出，洞穿李敬忠的颈总动脉，击碎了颈椎。

他的生命定格在32岁。

妻子

李敬忠家的摆设很简单，电视、电视柜、冰箱和阳台靠窗的电脑桌都用了9年。沙发是2010年和妻子小刀结婚时网购的，到现在仍看不出破损。

地上摆了一些小玩具，那是他们3岁的儿子小柏的。李敬忠的母亲和继父身体不好，妻子工作也忙，岳父母便将小柏接到了勐海县打洛镇一起生活。

打洛与缅甸接壤，是一个毒品由境外流入的重要通道，也是缉毒民警和毒贩的主战场。李敬忠经常前往打洛办案，但出于对家人的保护，很少顺道看孩子。

每周周末，岳父母带着小柏乘坐近三个小时的车来景洪相聚。碰上周末有任务，李敬忠只能在视频上看看小柏。

11月15日，妻子小刀坐在家中简朴的客厅里，身上没有一件首饰：

“我们的婚戒，敬忠只在婚礼时戴过一次。我问他，老公你怎么不戴婚戒，他说出去办案戴着不方便，抓人什么的会弄到。后来我也就不戴。我发现我很多习惯都变得像他一样，到后面我都不戴首饰。

“约了好长时间要一起去买婚戒，要去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任务又得出去了。那天我自己一个人把两个人的婚戒买了回来。

“有时候半夜睡着，电话一响，我就开始着急，‘敬忠你是不是要出去？’他走我都会留他，起来拖着他的手，或者紧紧抱着他。

“他把我的手放开就走，说要去工作，其他的不会跟我解释。

“谁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从来不让我介入，就跟你说‘有事’，随时叫随时走。早上七点半出门，一定要到晚上回来，中午下班能回来比过年还难。

“有次周末去他妈妈那边，坐下来吃饭，电话一来，碗放下就走了。我就安慰妈妈，说妈不怕不怕，他出去会吃饭的，但其实我知道他经常吃不上饭。

“一有时间，敬忠就带着我和孩子去花卉园玩，每次都重复去花卉园，但每次去都很开心。

“只要跟他一起，出去玩都像过年。

“（11月）4号前一晚，敬忠差不多十一点回到家，我说你今天回来还算早嘛。他经常很晚下班，我每天下班回来给他弄好饭菜，有时得等到十一二点他才回来吃。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说老公你快起床，我开车送你上班。他说不用，等下同事会过来接。

“临走时，他突然对我说，‘看见你在家我就安心了。’这不是他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当时他躺在床上，说完这话后就转过身去。因为上班快要迟到，我望了眼他的背影，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他一个住我们楼下的同事跟我讲，那天他是和敬忠一起坐电梯下去的，执行任务的车直接把他接走了。”

行动

11月4日凌晨，经大量情报和线索分析，景洪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判断，他们正在侦办、跟踪多日的一起跨国武装贩毒案的嫌疑人将于中午在景洪市景哈乡中缅边境交易毒品。

12点左右，禁毒大队大队长黄俊海和副大队长李敬忠带队来到距毒贩交易地点不远的地方。

交易点停着一辆越野车，两名犯罪嫌疑人坐在车里。方圆几百米外，还有两名可疑人员骑摩托车在外围反复移动。

为免引起对方怀疑，民警们伪装成当地普通村民。

交易点在乡村水泥路的一个路口，不到200米外是勐滩河，河道窄，水不大时甚至可以趟水而过。过了勐滩河就是缅甸。一旦犯罪嫌疑人发现异常，从交易地点逃窜到缅甸只需30秒。

像这样靠近边境线的小路，仅在西双版纳就有几百条。

据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徐云介绍，西双版纳州因毗邻世界两大毒源地之一——“金三角”，长期面临着毒品渗透、过境、集散、消费等多重压力。全州3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有15个乡镇接壤缅、老边境，长达966.3公里的国境线，没有天然屏障，被境内外毒贩利用贩毒入境、过境。

缉毒民警在“收网”前要做大量的跟踪、排查、化装侦查和线索分析工作，摸清对方详细情况再制定行动计划。

“但即使掌握了毒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情况，到了现场都会有变数。”在禁毒一线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民警老洪说，“所以边境缉毒抓捕讲究迅速、准确，要在第一时间控制住对方，不能给对方心理准备。遇到武装贩毒，必须力求在毒贩使用武器前控制住对方。”

4日的抓捕现场，副大队长李敬忠下达了行动命令。附近一百米左右有生产队和民居，为避免危险升级，抓捕组必须迅速主动靠近并控制对方。

李敬忠迅速冲向毒品交易车辆。事后，云南省公安厅弹道痕迹检验专家复勘了案发现场，并结合案件调查相关证据，还原出当时的情况：

中枪后的李敬忠生命体征只有不到十秒。在生命的最后几秒里，李敬忠本能地继续往前猛冲3米，扑向车后门，这客观上为身后的战友挡住了持枪毒贩的视线和子弹。此时对方的第二枪打出，击中李敬忠伸向他的右手。李敬忠头朝后倒在地上，鲜血喷溅到车上，也流在了地上。

抓捕行动结束后不久，小刀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小刀，我是敬忠的教导员，我姓李。’他说敬忠在办案子的时候被枪打到了，我脑袋就嘣的一下，‘打到哪里？’他说伤到脖子那个地方。‘人在哪里？’他说在景哈，叫我赶紧过去找他。我当时整个人已经软了，家人赶紧开车送我过去。

“一路上我一直摸着自己的脖子，到底伤到哪里，应该能救回来吧？

“我当时已经预感不好。路上我问李教，敬忠到底怎么了。他就跟我讲，救护车早已往景哈乡医院赶，我应该会在路上碰到回来的救护车。但是我一路都没有看到赶回来的救护车。”

战友

李敬忠倒地后，在车后座开枪的嫌疑人下车准备逃跑，一名民警从他身后扑了上去，众人一边夺过他手中的枪，一边死死将他摁翻在地。

一名参与该行动的民警说，在场所有人都有恨不得一枪把嫌疑人击毙的心情，可只要能控制住对方，就必须克制开枪的冲动。

战友把李敬忠抬上车，一路急赶送往最近的景哈乡医院，同时通知救护车往景哈乡医院赶。车上堆积的30包刚缴获的毒品，有几包已经被李敬忠的鲜血染红。

从开始抓捕，到李敬忠倒地、抓住嫌疑人、缴获毒品，再到开车撤离，前后不超过两分钟，而从边境线到最近的景哈乡医院需要40分钟。

送到景哈乡医院不久，急救医生宣布李敬忠牺牲。

得知李敬忠去世的消息后，正在打洛镇执行任务的柳军立即和战友开车赶往景哈。来到景哈乡医院时，他发现救护车停在那里没有动，小刀正抱着躺在救护车里的李敬忠，李敬忠眼睛闭着，脸上、身上全都是血。

一名战友要把毯子盖在李敬忠脸上，小刀哭喊着“不许盖，怎么可能这样盖？现在赶紧救他！怎么不给他打心电图，怎么不给他吊针水？！怎么什么都不给他弄？！”她一直喊着“敬忠、敬忠”，想要把李敬忠唤醒。看到李敬忠的伤口仍在流血，她不相信李敬忠“没有了”。

自认为“平时挺有力量的”柳军，那一瞬间觉得全身无力，“像筋被抽了”：

“我是2011年进入禁毒大队的，比李敬忠晚一年。刚进来那年，我经常和李敬忠去查物流寄递包裹。敬忠特别敏锐，我都不知道包裹里有东西，他鼻子一闻说有，让我闻一下，闻不到。拆开看是专业机器包装的食品罐子，和普通罐子一模一样，打开看里面真有毒品。

“2014年3月6日，禁毒大队接到线索，有一伙人在边境进行毒品交易。线索的信息模糊，我和敬忠先去摸清对方的情况。敬忠安排一个兄弟骑摩托车跟踪对方的摩托车，我们开车跟在那兄弟的摩托车后。

“车开到澜沧江下游橄榄坝的渡口，嫌疑人骑摩托车上了轮船，敬忠也把车开到轮船上，下车坐在嫌疑人身旁。没想到来了辆皮卡车，车上的人戴着白手套，把一箱箱的活性炭抬上车。

“后来敬忠说，‘怎么抬货戴那么新的白手套？肯定有问题。’通常情况下，如果搬货的手要接触箱里的活性炭，手套不可能保持全新的白色；如果只搬箱子不接触货物，就不存在手脏的问题，也没必要用全新的手套。他认为戴手套是为了避免在毒品上留下指纹。

“他打电话跟上级请示后，我们现场侦查人员把2个嫌疑人控制住了，当场查获7箱毒品，净重一百零几公斤。

“2013年5月1日，敬忠通过排查和线索分析，一天之内破了3起万克毒品案件，我们开玩笑说他是劳动节最勤劳的劳动者。我擅长获取线索和化装侦查，敬忠擅长组织协调和案情分析。我一直把敬忠当对手，现在敬忠牺牲了，我再也超越不了他。

“昨晚我梦见他，醒来睡不着了，在床上坐到天亮，第一次觉得到生命这么脆弱。从来就知道办案很危险，有受伤、有牺牲，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边，才真的非常震动。

“事情发生后，我也会想以后抓人的时候枪会不会也打到我，现在脑海里都会浮现敬忠倒地的场景，说没有担心、没有恐惧是假的。

“但是你说，如果因为怕受伤、怕牺牲，你不做，我也不做，那谁来做？”

徒弟

在过去的行动中，控制毒贩后，随即缴获毒贩随身携带枪支、弹药的情况并不罕见。

“有次我们砸开毒贩的车窗，把人控制住才发现，毒贩的枪就放在仪表盘上，上了膛；后来审讯时毒贩交待，因为我们突然出现，他没来得及反应，否则一开枪……”老洪没有继续往下说。

李敬忠的徒弟，从事禁毒工作三年的何兴平则拒绝用恐惧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会更小心、更仔细、更认真。但是我不会害怕，这是肯定的，不可能怕受伤、怕牺牲就不干这个工作，以后一定会越干越好、越干越小心。

“我和柳军是在打洛知道消息的。从打洛到景哈140公里，我们哭了一路。

“我参与抓捕的第一起案子就在打洛，那毒贩看见有人来抓，往香蕉地里跑，后面有个老民警从高的地方跳下去，踩在他背上，他往前面扑倒，枪就掉在后面，如果枪响了就很危险了。

“毒品犯罪量刑重，一旦被抓住，可能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毒贩）要拼死反抗。就算没抓住，十公斤的案件，价值就一百万，一百万的东西弄丢了，他（毒贩）回去没法交代啊，肯定要跟我们拼命啊。只是不能让他有机会跟我们拼命，没反应过来就要抓住了。

“别看我才进来三年多，已经参与了两百多件案子。一年到头，天天都在跑，去打洛，一年一百趟不会少。我们大队的车几乎都撞烂过，一两年车子就要开出问题，追毒贩要碰撞，被别人的车撞、我们撞到别人的车都有。长年在车上观察、蹲点，有时候一蹲就是一天，我得了肩周炎。

“早上出去到勐海、到打洛、到景哈、到勐腊，路不好，很颠簸。早的话，晚上九点、十点回到景洪，晚的话一两点，甚至三四点。有时候回到家都不想洗澡，躺在凳子上就睡着了。

“我们有一起案子是这样，一个兄弟和我，两个人抓一个毒贩，很用力按着他。他（毒贩）力量很足，三个人拖着拖着，拖出去五六米，枪从他身上掉出来了。只要我们两个按住他的人哪个一松手，他有机会去摸枪，另外那个人就糟了。

“所以我们办案子的时候，不能有太多杂念，必须充分相信自己战友，集中精力干好自己该干的，要相信另一只手不会松开。

“以前报纸上看到哪里警察出事了，但是真正发生在自己身边，感觉很难接受，我们给忠哥送行、下葬，好像这一切都是假的感觉。这段时间也睡不好，每天醒两三次。”

发小

2016年11月7日上午，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泼水广场。

在广场搭设的白色灵堂内，菊花簇拥在李敬忠的灵柩四周，灵堂正中的黑布上悬挂着他的遗相。

9点40分，8名李敬忠的昔日战友托举着灵柩抬上灵车，车队缓缓驶向殡仪馆。负责宣传工作的民警章婧在车上看着沿途伫立的人群，她发现除事先通知的各部门、各单位的人外，还有许多自发前来送行的市民。他们手持鲜花、拉着自制的横幅，有的只是安静地站着，注目着经过的灵车。

李敬忠的好友周伟坐在送行的第五辆车里，车窗外的一切让他觉得“懵”。那一刻，他宁愿李敬忠像过去那样默默无闻，也不想看到眼前数万人送行的场面：

“从泼水广场到殡仪馆至少有八公里，道路两旁几乎没有空的，那家伙，一路都是送他的人。

“说实话，7号那天遗体告别仪式，是我第一次见他穿警服。他平时很低调，也很少跟我谈工作上的事，偶尔说起也是轻描淡写，今天又抓了几个毒贩、今天又缴了多少克毒品，说得好像抓人是很轻松的事。以前听着不觉得危险，现在他牺牲了才知道，他那都是玩命啊。

“所以4号那天我收到消息还不相信，直到晚上7点去到殡仪馆，我看到了他的灵柩。

“我们小时候是同村的，高中一个班，他是班长，也相当于我们的大哥。同学大小事都喜欢找他帮忙，班里组织活动，他一叫大家都很积极。

“高中那帮兄弟到现在还是这么铁。2007年大学毕业后，高中几个兄弟经常约。2010年敬忠进禁毒大队，开始约不到了。每次约，‘没空’、‘忙’，不会多说。从此我们形成一种习惯，每次都是他喊我们，但凡他约，我们就来，两三个月聚一次，就在他家楼下，到现在为止都这样。但他从不让我们上他家，也从不带老婆。我们几个兄弟经常开玩笑说，怎么不带家属出来坐坐，他只会说你不要管，从不跟你解释。

“他牺牲前一个多月，下班了打电话给我，说出来坐一下。我说我车坏了，不方便。他说我过去找你，我说好嘛，几百年都是我去你家楼下，你好不容易来一回。就来我家楼下坐了个把小时，十点多就走了。那是我和他见的最后一面。”

在禁毒大队的接待室里，周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手指抖起烟灰来和他的语速一样飞快，仿佛生怕这些动作占去讲述的时间：

“那天到殡仪馆我就懵了，我觉得我们这么铁的关系，我不会有陌生感，但出事当天到殡仪馆看到这么多人，只有几张熟悉的面孔，他爸妈、他姐姐、他姨夫姨母，其他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老婆就结婚前和我们吃过一两次饭，还有婚礼上见过一次。

“我们好多同学来到也是，问我谁是他老婆、谁是他孩子、谁是他爸妈。他家人、他同事，还有我们这帮兄弟，这三个圈子几乎没有交集。交集越多越危险，越容易把他身边的人暴露给毒贩。他很早就跟我们说，在街上跟他碰面不要打招呼，我好几次在景洪见到他都假装互不认识。”

李敬忠牺牲那晚，周伟在殡仪馆守了一宿。李敬忠的战友们也一夜无眠，没有任务的在殡仪馆守灵，其他人仍在缉捕枪击李敬忠的同案涉案人员。

11月5日晚，境外追捕组陆续将潜逃出境的“11.04特大跨国武装贩毒”案3名涉案人员全部抓获归案，并于11月6日将犯罪嫌疑人带回境内。周伟在殡仪馆守了三天，等到7号送灵的车队驶入殡仪馆，35声枪声响彻云霄后，他才穿着4天没换的衣服回家。

兄长

曾在禁毒一线工作的章婧已经转到内勤和宣传工作，但几年前一线工作养成的职业病至今还有残留。那时候她每天精神高度紧张，即使没出去办案，也要在电脑前分析线索，“在路上看到一辆摩托车拉着东西都会怀疑他就是拉毒的”，外地的车牌、长期往返同一地方的车辆，都在她怀疑的范围内。

“直到现在我都怀疑一切。”但她丝毫不怀疑自己对毒贩的态度，“只有痛恨，没什么复杂的。”

1995年开始参加禁毒工作的老洪比李敬忠大16岁，他的想法不像章婧那么简单：

“刚来禁毒大队，对毒贩的仇恨情绪比较多。现在接触多了，发现毒贩里穷凶极恶的人很多，贫穷和无知的普通人也很多，特别是对零星贩毒的感触很深。

“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和孕期妇女不适用死刑，所以，有的贩毒分子就故意找一些偏远山区的孕妇，有的还带着小孩，用钱诱骗她们，用避孕套或塑料袋装着毒品，让她们吞到肚子里，进行人体藏毒。

“对那些人体藏毒的孕妇，实际上还是有些同情，她们文化素质不高，不了解毒品的危害，家里也穷。看到她们带的干粮，都是没什么营养的东西，几个红薯，低档的面团。

“而这些孕妇运毒过程中，坐车时间长、包装不好，毒品容易在身体里泄露，会迅速致死，对孕妇来说是一尸两命。我印象中，有两个孕妇坐在班车上中毒了，口吐白沫，马上送医院灌肠、吊盐水排毒。甚至有些人坐着坐着，就死在半路。

“有些毒贩试图用金钱和利益来拉拢和腐蚀我们。审讯时，他（毒贩）就跟你说，他在哪里藏了几百万，或者他这张卡里面有多少钱、密码多少，你拿去就行了。有的是家属来，今天找你、明天找你，我们都拒绝他们。我就跟他们说，你搞这个东西，害我害单位，害我一家人。贿赂啊这个东西，肯定入狱嘛，也侮辱我们单位的名声。”

2009年下半年，在勐旺派出所任职的李敬忠因工作优异被选入景洪市公安局禁毒大队“以干代训”，老洪是李敬忠的“启蒙老师”。在同一批来实习的二十几个民警中，只有李敬忠被选进禁毒大队。

“敬忠牺牲后那几天都睡不着觉，每天晚上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看电视，其实也看不进去，就转移注意力。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五六点钟醒来，发现我老婆已经起来把电视关了。

有时候一个人来到办公室，觉得事情好像没发生一样，敬忠还坐在我对面。现在只有我和其他兄弟带着他的遗愿继续干下去，什么时候没毒贩了，什么时候就换个岗位歇歇。”

6年来，两人一直坐在对方的对面办公，也一起办案。

“我们发烟都是丢过去，经常害对方到地上捡，但敬忠从来不吭声，就是我说他。后来他很细心，每次都扔抛物线，每次都落在同一个位置，就是落在这里。”

老洪的手指在桌面键盘前的位置敲了三下，笑了笑。这个抛物线的习惯保持了6年。

“这个细节，你能体会吗？”他睁大布满血丝的双眼。

这已经不是老洪第一次经历徒弟牺牲的悲痛。

2012年2月23日，曾参与境外“10·05”湄公河案件侦查任务的缉毒民警、原西双版纳州公安局禁毒支队情报调研大队副大队长柯占军，在与战友抓捕藏匿在景洪市大曼么小区的毒贩时，身中两枪牺牲。当年2月26日，柯占军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景洪市勐泐文化广场举行，近10万人为柯占军送行。

“柯占军牺牲那天，当时我正在吃饭，我们大队长给我打电话，说你赶快到大曼么小区。他那个语气跟平常说话不一样，我感觉有事，放下碗，去那个地方一看，我们当时的公安局局长在那里指挥交通。我心想绝对是出天大的事情了，马上停车跑上去，救护车刚刚把柯占军拉出来。

“柯占军他们支队叫我去审潘文（枪杀柯占军的主犯），叫我挑人一起去，我就挑敬忠。那个潘文我发烟给他、拿水给他喝，等他情绪平复下来，慢慢跟他聊，进入审讯工作状态。”

从下午4点半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持续十多个小时的审讯中，柯占军牺牲前的场景被一点点还原：柯占军进入毒贩的房间后，与毒贩邓双军扭打，潘文持枪向柯占军的腹部开枪射击，柯占军受伤后，邓双军上前踢打，柯占军紧紧抱住对方的腿，邓双军抢走他的警枪，又朝他头部打了一枪。

老洪记得，审讯时，听到战友牺牲的经过时，一向沉稳的李敬忠忍不住冲毒贩发起火来，被他劝住。

后来，柯占军因肝破裂和颅脑损伤死亡。邓双军在逃跑过程中开枪拒捕，被民警当场击毙；潘文一审、二审均被判处死刑，死刑已在今年2月26日上午10时执行。

4年多过去，老洪又送别了李敬忠。遗体送别仪式结束后，景洪市连续下了近一周的大雨。

11月14日，天气突然放晴。这天是李敬忠的下葬仪式，他的遗体葬在景洪市勐龙烈士陵园，墓碑立在柯占军的墓碑旁。

老洪看着柯占军的墓碑，声音发颤：“柯占军，敬忠在你旁边，你照顾他一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