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美媒批特朗普接蔡英文电话，卡斯特罗的意义

美媒批评特朗普接蔡英文电话：特朗普的问题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而他身边围着的一群人，恰恰知道什么是他不知道的

12月3日，《纽约客》刊发了Evan Osnos的《特朗普与台湾通话背后的真实风险》（The Real Risk Behind Trump’s Taiwan Call），批评特朗普接听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电话。

文章开篇说，如果你在外交领域工作，你会知道，一场极其突发的事件，往往要么是有人有意为之，要么就是有人能力不及所致（result of intent or incompetence）。你也会知道，一些乍看起来是有意为之的，其实恰恰是无能导致的。而在特朗普时代，我们可能需要第三个范畴——利用（exploitation）：它囊括了前述的两个方面。

上周五，在特朗普首次半官方的外交行为中，他在敏感的亚洲地区燃起了烟火：他接听了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电话，打破了美国三十七年来的外交实践。尚不清楚的是，这件事情在多大程度上是他意欲改变地缘政治的行动，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他无能的即兴行为。但无论如何，他的所作所为都十分危险。——自里根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总统都有意避免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直接对话，因为美国官方只承认北京政府。

文章说，在特朗普当选后，他与不少外国领导人通了话，但他始终没有就此咨询过美国国务院或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周三，他告诉巴基斯坦总统，他会竭尽所能地帮助对方，但事实上，美国的利益在印度，在阿富汗，在巴基斯坦的对立面。打个比方的话，这就像没有问过资产的价值、交易的代价、先前合作的条款，便开始谈判交涉了。

尽管美国也有一小撮保守的亚洲专家对特朗普与台湾通话欢欣鼓舞，认为这可以试探大陆的底线，但绝大多数专家的反应都是负面的。当特朗普发现他的举动被人嘲笑时，他在推特上解释道：台湾方面打电话给他，祝贺他胜选。《纽约客》的文章认为，如果特朗普想暗示台湾的来电只是一个意外，那他不是在撒谎就是被误导了。早先就有台湾媒体报道，这通电话是被“安排好”的。报道称，是特朗普所谓的亲台幕僚牵的线，搭的桥。而事后越发明朗的是，特朗普可能是受人操纵，做了他原本不完全理解的事情。

《纽约客》的文章还提供了一个信息，为该事件又添一层疑云。据说，特朗普及其家族目前正试图赢得台湾一座城市的赚钱的合同。9月，特朗普集团的代表访问了桃园，表达了对该市航空城项目（旨在使桃园成为东亚交通枢纽的大规模城市开发项目）的兴趣。难道特朗普打破了近四十年的外交惯例，只是为了让他的家族业务尝点甜头？当然，他的支持者否定了这个说法。

文章认为，这一破坏稳定的事件体现出即将到来的总统任期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在这个意义上，这通电话意味着，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将在很大程度上与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别无二致。特朗普已经显示出，在一些他无法理解的议题上极易被利用。他身边围绕着许多意识形态上颇为执着的顾问，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他们必然会为自己所用。

一位特朗普咨询过的前共和党白宫官员曾指出：特朗普的问题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但这或许只是问题的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他身边围着一群人，他们知道什么是他不知道的。自从当选以后，特朗普总是避免接收情报简报，这不禁让人想起2001年的最初几个月，乔治·布什忽视了关于奥萨马·本·拉登的警告。

谁把菲德尔·卡斯特罗推向了社会主义阵营？

近日，Verso出版社博客刊发了英籍巴基斯坦裔作家、制片人、《新左派评论》编委会成员塔里克·阿里讨论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文章。

文章说：1953年1月26日，一位愤怒的青年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一小伙武装分子试图夺取古巴东方省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大多数参与行动的游击队员惨遭杀害，卡斯特罗被送上了审判台。在为自己辩护时，卡斯特罗出口成章，引经据典，巴尔扎克和卢梭的句子不绝于耳，他最后说道：“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次演说既让他“臭名昭著”，又让他深得人心（notoriety and popularity）。

卡斯特罗于1954年被赦，他离开了古巴岛，来到墨西哥开始组织抵抗运动。一段时间内，他住在曾属于墨西哥传奇革命家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庄园。1956年11月末，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在内的八十二人挤在一艘名为格拉玛号的小船上，自墨西哥起航，前往古巴东方省马埃斯特腊山那难以进入的林丘。他们登陆后遭到了巴蒂斯塔政府军的伏击，十二名生还者抵达马埃斯特腊山，开始了游击战。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获得了一个由学生、工人、公职人员组成的强大城市网络的支持，该网络成为了七二六运动的中坚力量。1958年，游击队开始从山地走向平原：由菲德尔领导的一支纵队开始攻占东方省的城镇，切·格瓦拉的非正规军则如暴风骤雨般夺取了古巴中部城市圣克拉拉。此后，巴蒂斯塔和他的小集团（Mafia）逃离了古巴岛，而叛军——如今被称为解放者穿过古巴岛，进入哈瓦那。革命的受欢迎程度人所共见。卡斯特罗的胜利震惊了整个美洲。很快人们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什么普通的事件。《第一个哈瓦那宣言》（First Declaration of Havana）打消了一切关于革命意图的疑问：卡斯特罗在革命广场，当着一百万人的面，公开宣布古巴完全独立于美国。华盛顿作出了愤怒而仓促的反应，试图把新生政权与美洲大陆的其他地方隔离开来。这引起了古巴领导层的激进回应，它决定把所有美国拥有的产业国有化，不予任何补偿。三个月后，1961年10月13日，美国与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随后，美国武装了佛罗里达的古巴流亡者，在猪湾附近发动了对古巴岛的侵略。侵略失败了。于是，肯尼迪总统实施了全面的经济封锁，把古巴人往莫斯科的方向推。1962年2月4日，《第二个哈瓦那宣言》（Second Declaration of Havana）谴责了美国在南美的军事存在，并呼吁整个南美大陆的解放。四十年后，卡斯特罗解释了这两份宣言的必要性：

在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发表了两份宣言，我们称之为《第一个哈瓦那宣言》和《第二个哈瓦那宣言》。都是在革命广场的超过人百万人的集会期间。我们用这些宣言来回应美国策划的各种反对古巴、反对拉美的计划——因为美国迫使每个拉美国家和古巴断交……[这些宣言]指出，如果存在和平的公民（civic）斗争的法律和宪法条件的话，就不该采取武装斗争。这是我们关于拉美的观点……

当游击队员在马埃斯特腊山活动的时候，革命方向尚未明朗——即便对卡斯特罗也是如此。直到这个时候，他都不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和正式的古巴共产党的关系常常十分紧张。正是这个聒噪且咄咄逼人的北方邻居的反应帮助卡斯特罗决定了革命的方向。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复杂的。政治上，对苏联的依赖导致了对苏联体制和与此相关的一切的模仿。社会上，古巴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教育和公共医疗服务系统，新自由主义世界的不少国家对此都钦羡不已。历史将是最终的裁判，但广大拉美人民已经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名字和玻利瓦尔、圣马丁、苏克雷、何塞·马蒂一道，镌刻在那个伟大的解放者之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