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如何过冬：官宦暖炉皮裘，百姓地炉纸衣

在古代，寒冷是人们每年都要面临的巨大生存挑战。古人没有即开即用的空调，也没有集中供应的暖气，每当时节步入寒冬，就会有无数人为如何安然度过冬天而担忧发愁。唐宋时代本是中国气候史上的温暖期，冬季的气温已经不像魏晋南北朝时那样寒冷，但是一般人家还是对冬天充满了畏惧，杜甫在夔州之时，曾经遇到一次强烈的寒潮，在刺骨冷风中，绝望的诗人写了一首歌行体诗《后苦寒行》描写当时的感受：“晚来江门失大木，猛风中夜吹白屋。天兵斩断青海戎，杀气南行动地轴，不尔苦寒何太酷”，生动地写出了自己的小屋在寒冷的西北风中摇摇欲坠的景象。夔州位于现在的重庆地区，尚属于全国比较温暖的城市，在其他地方，严冬则更加冷酷。如常年生活在河南的孟郊，写过一首《苦寒吟》，诗云：“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壮阴夺正阳。苦调竟何言，冻吟成此章。”杜甫在寒风中还有余裕想象天兵斩戎、杀气南行的景象，孟郊则是冷得连诗都几乎吟不出了。

暖炉、手炉、地炉：唐人的燃炉采暖

面对冷酷的寒冬，古人并非束手待毙，他们想出了许多保暖防寒的方式，以求顺利渡过这每年一次的难关。冬天没有农事，人们一天之中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因此室内取暖是防寒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阳光长期从南方射入，故此房屋多是坐北朝南的格局，以求在冬日最大程度地接收太阳送来的温暖。当然，到了真正的数九寒天，单凭微弱的阳光远远不能达到取暖的效果，夜里没有阳光的时候就更加难熬。因此，早在先秦时代，古人就想到了生火取暖之法，最早是在庭院四周设置巨大的“火阵”生火，《吕氏春秋》描写春秋时卫灵公的冬季日常，就是“衣狐裘、坐熊席，四阵有火”的景象。再到后来，这种露天的“火阵”又被改进为室内的火炉，到了汉朝以后，考古文物中更是大量出现了各类小型暖炉、手炉等取暖设备。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铁暖炉 图片出自倪方六《古代中国人怎么吃火锅》

在唐代，人们在室内取暖的主要方式仍然是生炉火，王公贵族和高级士大夫常常使用铜制的暖炉，在其中燃烧木炭取暖，或者干脆直接利用薰炉燃香发热。曾当过宰相的元稹写过一组吟咏二十四节气的诗，其中《大寒》一首写道：“腊酒自盈樽，金炉兽炭温。大寒宜近火，无事莫开门。”其中“金炉兽炭”说的就是铜暖炉和制成兽形的木炭。初唐诗人宋之问在宫城的秘书省值班时曾作《冬夜寓直麟阁》一诗，中有“直事披三省，重关闭七门。广庭怜雪净，深屋喜炉温”之句，可见宫廷里是供应“暖气”的。白居易晚年退休居洛阳家中，冬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靠在暖炉边睡觉，久而久之，居然对暖炉产生了感情。到了春天天气回暖，不得不将暖炉收藏起来时，他写下一首《别春炉》与之告别，诗中说自己和炉子“独宿相依久，多情欲别难”，为了能和暖炉长相厮守，竟希望天公“长遣四时寒”，让寒冷的日子再久一些。

唐代忍冬纹银薰炉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暖炉虽然小巧便携，但是造价昂贵，只有官宦人家才有经济实力购置。家境一般的人，买不起铜暖炉，又需要生火取暖，便常会在自己家的屋子里挖一个深坑，在坑里推满木柴，掺着松脂和杉子之类易燃物点火取暖，称为“地炉”。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奉和鲁望樵人十咏》中描写当时樵夫的冬日生活是：“山客地炉里，然薪如阳辉。松膏作滫瀡，杉子为珠玑。响误击刺闹，燄疑彗孛飞。傍边煖白酒，不觉瀑冰垂。” 地炉虽然不如铜暖炉精致，但在炉边暖上一壶白酒，看着炉中火星迅速跃起，又如彗星般飞溅的景象，也庶可暂时忘记屋外的寒冷。

不管是暖炉还是地炉，都需要添加燃料，在唐代的平民百姓家，最常见的燃料是木柴或柴草，而朝廷官员和比较富裕的人家，则大多使用燃烧更易、效率更高的木炭。在高官富户集中的长安城，木炭的使用量相当惊人，唐玄宗天宝五年，朝廷特别增设了“木炭使”的职务，到了唐德宗贞元年间又在户部下设立“木炭采造使”，专门负责购买、烧制木炭，供给长安皇室和官员使用。长安城的木炭来源主要是城南终南山上的树木，当时终南山上除了隐士之外，就数樵夫最多，故此王维的《终南山》诗中要强调“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而白居易《卖炭翁》中那位“伐薪烧炭南山中”的老翁，便是在终南山中伐木制炭的众多炭工之一。为了方便将木材和木炭及时运到长安城中，唐朝皇室专门开辟了一条漕河，联通终南山和宫城，并在长安西市建造了专门的贮木场。除了政府置办以外，唐代最繁荣的西市里有专门制造、贩卖木炭的商店，还有许多炭商将炭放在牛车或驴车里，或者直接背在背上走街串巷地叫卖。冬日木炭的价格随着气温波动，天气越冷，价格就越高。木炭昂贵之时，并非人人有能力购置，一生穷困的孟郊之所以得到“郊寒”的称号，除了诗风孤峭以外，也因为他无钱购买取暖物资，经常在冬日写诗叹寒。孟郊曾写过一首《答友人赠炭》感谢朋友在冬日为自己送来木炭取暖，诗云“青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雪中得炭的惊喜之情跃然纸上。除了木炭以外，西凉国还曾向唐朝进贡过一百条“瑞炭”，据《开元天宝遗事》说这种炭“长尺余，青色，坚硬如铁，烧之无焰有光，每条可烧十日，热不可近”，从描述上看很可能就是煤炭了。

帘幕、地毯、毡帐：唐人的室内保暖

除了借助炉火升温取暖之外，唐人到了冬天还会在房屋内部安置很多御寒的设施，其中最常用的就是暖帘。一张毡布制成的厚重帘幕，可以有效遮住木结构房屋的缝隙，将寒风挡在屋外，因此唐人在布置房屋时，总是“向暖窗户开，迎寒帘幕合”，在房屋靠北的一面留下悬挂帘幕的位子。唐末词人欧阳炯的《菩萨蛮》词中用“红炉煖阁佳人睡，隔帘飞雪添寒气”的句子，形象地写出了帘幕内外冷暖迥异的状况。同样可以用来遮风的还有室内用的屏风，白居易在《卯饮》中说自己冬天早晨的状态是：“短屏风掩卧床头，乌帽青毡白氎裘。卯饮一杯眠一觉，世间何事不悠悠”，能够如此悠闲，床边屏风的屏障功不可没。此外，唐人通常还会在地上和坐卧的床榻上铺厚厚的毯子，抵御下方透出的寒气。白居易《新乐府》里的名作《红线毯》，描写了唐朝宫廷中一种用丝绒做成的地毯，诗中说：“披香殿广十丈馀，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蹋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这种红线毯之所以如此舒适，乃是因为地方上为了讨好皇帝，制作时不惜工本，织成一幅能铺满披香殿的红毯，不知耗费了多少丝绵。因此白居易在诗末质问道：“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陈居中《文姬归汉图》中所画的地毯

唐代的一般士人，无法做到这样奢侈，他们通常会用动物皮毛做成的毡子当坐垫。白居易离开长安，回到老家渭南金氏村为母亲守孝时，曾经写诗给朋友张殷衡，描述自己的村居生活，其中有“药铫夜倾残酒暖，竹床寒取旧毡铺”之句，可见他为了防止村舍竹床的寒冷，在回老家时特地带上了保暖的毡垫。年轻时的杜甫并没有白居易准备周到，他在东游齐鲁时因为没有带毡毯，到了秋天只能感叹“晨朝降白露，遥忆旧青毡”。当然毡垫也不是人人都有能力置办得起的，杜甫曾作诗嘲戏朋友郑虔，说他“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郑虔曾长期在国子监担任博士，却没有钱置办毡毯，冬日家中来客必须坐在冰冷的椅子上，的确相当贫寒。晚唐诗人郑谷曾作诗激励自己努力进取，其中有“兰为官须握，蒲因学更编。预愁摇落后，子美笑无毡”之句，就用了杜甫以无毡嘲笑郑虔的典故，所谓“摇落后”，即秋冬草木凋谢的时节，郑谷努力读书做官，目的不外乎让自己能够买一张冬日御寒的毡毯。在北方边塞，气候更为寒冷，按照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说法，轮台八月的飞雪就已经“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了。因此，对驻守在西北边疆的军队来说，室内保暖尤为重要。岑参在跟随封长清出塞来到新疆轮台后，写下《首秋轮台》一诗，诗中描写轮台的军帐是“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膻”，其中“毳幕”即是动物皮毛制成的门帘。相对而言，将军所住的主帐保暖措施更为完善，在岑参作于同时的《玉门关盖将军歌》中，可以看到盖将军的主帐里“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不但有炉火和帘幕，连帐篷的四壁都挂上了毛毯。

唐代羊毛花氈 正仓院藏

与中原的木屋相比，西北边塞的帐篷在抵御风雪方面更胜一筹，因此有不少中原士人也开始借鉴这种游牧民族的御寒之法。注重生活品质的白居易就曾特意从西北边关买了一顶青毡帐，放在洛阳家中的庭院里，用以过冬。他曾写过一首《青毡帐》专门称赞这顶帐篷“汰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傍通门豁尔，内密气温然”，每到冬日，白居易就会将帐篷展开，在其中“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和朋友饮酒作乐，只觉“兽炭休亲近，狐裘可弃捐。砚温融冻墨，瓶煖变春泉”。在白居易的晚年，坐在这顶青毡帐中烤火饮酒成了冬天里最快乐的事情，他在一首诗中自述：“年老不禁寒，夜长安可彻。赖有青毡帐，风前自张设。复此红火炉，雪中相暖热。如鱼入渊水，似兔藏深穴。婉软蛰鳞苏，温燉冻肌活”，用青毡帐和红火炉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小世界。

陶制北魏毡帐模型 图片出自国家文物局《2000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皮裘、袍袄、纸衣被：唐人的御寒衣装

虽然古代的冬天讲究以“藏”为主，但总是会有出门的时候，因此除了室内保暖之外，衣装保暖也一直受到重视。在中国古代，裘衣是王公贵族在冬日的标准装束，早在《礼记·月令》中就规定“孟冬，天子始裘”，在《周礼》中，裘冕更是天子祭天时的礼服。在唐代，皇族与官宦到了冬天通常可以穿上动物皮毛制成的裘衣，比较华贵的有狐裘、貂裘、豹裘、兔裘等，一般士人和百姓中富有者则多穿羊裘、犬裘。同样是“裘”，也会有高低之分，天宝十年，杜甫还未入朝做官之时，曾经写诗送给自己在成都、华原县已经做官的朋友。诗中说他们是“赤县官曹拥材杰，软裘快马当冰雪”，自己则是“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杜甫的朋友们能经常置换新的“软裘”，而杜甫却只能年复一年穿着一件“敝裘”，虽然同着裘衣，贫富差距却显而易见。相比之下，李白则要阔绰得多，他在和岑夫子、丹丘生喝酒时曾经将价值千金的裘衣“呼儿将出换美酒”，游览金陵时遇到隐士相谈甚欢，又决定“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虽然卖掉了两件裘衣，但他在广陵会见追随者魏万时，却又“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风尘”了，可见李白在为自己购置衣物方面很舍得花钱。在动物皮毛制作的裘衣中， 比较特殊的是鹿裘，由于《列子》中说孔子拜访的高士荣启期是身着鹿裘隐居山中的，所以后来隐士和道士都喜欢穿鹿裘，在上清派道经中，甚至将“鹿皮之帔”当作了道士必备的法服。初唐诗人卢照邻在描写当时隐居修道之人的生活时，说他们“日暮餐龟壳，天寒御鹿裘。不辨秦将汉，宁知春与秋”，这也成了古代隐士的典型形象。

身着皮裘的三彩胡人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除了动物皮毛制成的裘衣之外，用绵布制成的冬衣在百姓中更为普及。唐代人冬日所穿的绵衣，主要是“袍”“袄”两种，两类衣服都有夹层，可以在其中填充棉絮，不同的是“袍”一般能覆盖到脚面，常用作外衣；而“袄”则主要是上身穿着，有时也会作为里衣。宋代以前，棉花主要出产于岭南一代，尚未在中原广为种植，因此绵衣中的填塞物以丝绵为主。快到冬天的时候，人们会从箱篋中取出袍袄，将丝绵填入其中，称为“装绵”。孟浩然《闺情》诗中说女子为征夫制作冬衣时“防寒更厚装”，即是指此。袍袄的好坏，在于是否轻软保暖。白居易《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称赞自己的新绵袄“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蹋雪行。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认为与丝织的绵袍相比，棉花填充的袍子只是浪得虚名而已。除了自己穿以外，白居易还会制作绵袍送给朋友，他在杭州刺史任上曾作《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自己送给两位朋友的布裘“吴绵细软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云”，同样是在强调裘衣的“软”。除了衣服之外，绵帽和靴子同样是御寒的必备衣装，绵帽和绵袍一样，都设有夹层，其中可以填充丝绵，称为“夹帽”。白居易在《岁暮》诗中说自己年末的衣装是“夹帽长覆耳，重裘宽裹身”，可见这种夹帽是可以覆盖到耳朵的。至于靴子，则主要是兽皮制成，白居易在《喜老自嘲》中自述“裘轻被白氎，靴暖蹋乌毡”，就是绵裘皮靴的搭配。晚唐诗人李群玉的《薛侍御处乞靴》诗中，说朋友的靴子是“越客南来誇桂麖，良工用意巧缝成”，可知是鹿皮制成；杜甫在送朋友去羌族人聚集地赴任的诗中曾提到“羌父豪猪靴”，说明少数民族也有用豪猪皮做靴子的。

在唐代初期主要实行府兵制，军人衣物都需自己置办，因此每到秋天，军人的家属就会在家中赶制冬衣，送给边关的亲人。到了唐代中期，职业军人逐渐成为主流，朝廷在为他们提供兵器粮饷之外，也会发放过冬的衣装。敦煌文献中有数件记录冬衣发放情况的文书，其中所载唐玄宗时代冬天发放给敦煌驻军的衣物大致是袄子一件、棉裤一条、襆头（头巾）鞋袜各一副、被袋一只。此外，据《唐六典》规定，为官府做事的奴婢每两年可得到官方发放的冬衣，共计“襦（上衣）、复裤各一，牛皮靴一量，并毡”，待遇不如戍卫的军人，但是比一般农民要好上许多。至于朝廷的高官，每年冬天都会收到皇帝颁赐的冬衣，陈子昂、独孤及、权德舆、令狐楚、李商隐的文集中都收录了接到御赐冬衣以后的谢表、谢状。事实上，这些高官凭借自己的俸禄完全可以购置很好的冬装，皇帝赐衣的举动更多地只是表现恩宠罢了。

中国妆束复原团队复原的唐时期红色襕袍 图片出自《中国妆束》，辽宁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

家境相对富裕的人可以用丝绵制作袍袄御寒，边关的军将和官奴婢有朝廷发放的冬衣，连绵袍都置办不起的真正穷苦人家也有自己的过冬之法，经游修龄先生《纸衣与纸被》的研究，唐代造纸技术发达，纸张的价格相对较低，经过书写使用之后的纸张更加便宜，许多穷苦人家都会将废纸收集起来，制成纸衣、纸被御寒。除此之外，由于冬季主要御寒用的丝绵是从蚕蛹中抽取而来，因此使用丝织品是以杀害丝蚕为代价的，许多僧人不愿沾染杀生的罪过，便也选择穿着纸衣御寒，中唐大历年间就有一位僧人因终年穿着纸衣而被称为“纸衣禅师”。纸衣纸被虽然看起来单薄，但是纸本身的导热性比较差，厚厚穿上一层还是能起到保暖作用的，晚唐文人徐夤曾写过一首《纸被》诗，诗中说上好的纸被“披对劲风温胜酒，拥听寒风暖于绵”，足见纸被在防寒防风上的功效。

2013年《韩纸文化工艺展》展示的韩国纸衣

总的来说，除了没有空调、暖气之外，唐代士人的过冬方式和现代人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在当时，拥有白居易、李白这样经济实力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老百姓在冬天还是要在生死线上挣扎。白居易在渭南老家所作《村居苦寒》诗说农村里“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这才是广大农民的真实生活。而在杜甫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长安这样繁华的地方，到了冬天照样也是“路有冻死骨”。今天的中国，虽然冬天还是很冷，但绝大多数人都能够避免冻死的危险，与唐代平民相比还是非常幸福的。

参考资料：

游修龄：《纸衣与纸被》，《古今农业》，1996年第1期。

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代军队衣装》，《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

陈诗宇、王非：《唐人的四时衣物》，《紫禁城》，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