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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上海往事
上海是中国现代印刷术的发源地。我国新兴民族印刷工业的两大代表——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和1912年创立的中华书局都诞生于上海。这两家不仅十分讲求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质量,还较早引进德英美日等国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刚获批“市级民办非企业博物馆”的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历史文物自成一馆。10月31日,澎湃新闻记者走进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听馆长林伟成讲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早年的印刷故事。
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原是外国人在上海开办的报馆和书馆的排字工人。他们集资3750元,租屋三间,购机器数台,办起了这家小印刷工场,起名为商务印书馆。
早期,商务印书馆以印刷为主。1902年,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抱着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进入商务。经他擘划,商务成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并聘请蔡元培为编译所所长。不久,蔡元培离开上海赴青岛,由张元济任所长。张元济请来一大批学者和专家加盟商务,开始组织编写新式教科书,译印外国名著和编纂出版各类辞典工具书,使商务真正成为一家出版企业。
这是商务印书馆早期印刷的复旦公学毕业文凭(早于1909年9月)。复旦公学创建于1905年,是复旦大学的前身。从这张文凭可以看到,当时的监督是高凤谦(高梦旦)、教务长是李登辉。高凤谦于1903年应张元济之邀进入商务印书馆,被称为商务印书馆的“参谋长”,曾组织编写《最新国文教书》等。除了曾于1909年8月至1910年7月出任复旦公学校长外,高凤谦与商务同舟共济30余年。而李登辉1912年出任中华书局董事,后任职复旦校长。
从1907年开始,商务印书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1932年之前达到鼎盛,总人数达到4500人。其中,编译所积聚了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才,发行所在海内外开办了36家分馆,印刷所在北京、香港设有分厂,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
商务印书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辉煌时期的全景。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当时商务印书馆还设有亚洲第一规模的东方图书馆,办有幼儿园、小学、师范讲习所、外语和商业补习学校、函授学社等。出版物遍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文学艺术、儿童读物、教科书、辞书等各个门类。还出版数十种杂志。
比如《东方杂志》。它是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初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它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成为了近现代史的见证。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杜亚泉、胡愈之等出任过其主编。
《东方杂志》,民国18年第26卷第3号、第6号。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在很多人看来,商务印书馆最为辉煌时期可以与当时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社相媲美。
然而,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淞沪,明确将商务印书馆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商务印书馆上海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被炸焚毁,被迫停业。董事会随即决定由主要负责人组成复兴委员会,开始一系列的复兴活动。经过半年努力,8月1日复业。复业后,小学、初中用的全套教科书以“复兴”冠于书名。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占全国总量的52%,依然领先于国内同业。
1932年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刷发行。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再说中华书局。1911年,还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陆费逵看准了时机,他料定革命后的教科书将有一番改革,于这年和戴克敏、陈寅、沈颐等人一起筹集资金,秘密编写新教科书,准备创建新书局。1912年元旦,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弄堂口就树起了一块“中华书局”的招牌。由陆费逵与陈寅、戴克敏、沈颐等集资25000元创办的中华书局和中华民国同时宣告成立。
陆费逵任中华书局局长。在他的主持下,《中华教科书》赶在学校春季开学前伴随着书局的诞生问世。这套教科书有初等小学、教授书、高等小学、中等师范用书共49种183册,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一经发行,风行全国。从此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
《中华教科书》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中华书局紧接着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1912年秋天,中华书局在福州路惠福里创办印刷所。为了保证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印刷质量,陆费逵和助手唐陀多次去日本考察。他们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引进日、美、英、德等国的先进设备,请德国专家史密斯特来上海传授最新制版、印刷技术。
中华书局印刷所于1912年秋在上海成立。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这是中华书局曾用于书刊装帧的烫金机,到明年就一百岁了,至今可以使用。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1916年6月,占地40余亩的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建成。他们加快引进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一方面发展胶印力量,一方面积极筹建凹版印刷,为以后大量承印有价证券作了准备。那年9月,中华书局分局增至40处,附设藏书楼于编辑所,已跃为全国第二大书局。
1916年6月,占地40余亩的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建成。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这是平版印刷版材之一石印石,1916年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成立时即有石印工艺。使用该版材的平版印刷又称石版印刷,简称“石印”。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还揽到了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画、香烟盒的印刷业务。1930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出任中华书局董事,总厂开始大规模承印有价证券和钞票。1935年至1949年,中华书局先后承印有中央银行的法币券、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以及中央银行的四川兑换券、国币辅币券、铜元券,中央银行的东北九省流通券,广东省银行(银元)券、大洋券、大洋辅币券和大洋票,安徽地方银行国币辅币券,湖南省银行印洋票,广西银行通用辅币券等钞券。
中华书局印刷总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石印部石印课。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1935年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建成,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图书馆陆续迁入。也就在这一年,中华书局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此机为德国政府印刷局专利,高宁鲍厂承造,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之凹版印刷机。到了1936年,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印刷门类齐全,拥有各类印刷机械300多台。当时中华书局在全国印刷业排名第二,彩印排名位列第一,这是中华书局在旧中国的全盛时期。
1935年,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和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的合影。右边照片人物左五为陆费逵。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对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印刷所所长室的复原,其中含原件物品28件。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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