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版《白蛇传》刷屏，我们该为祖国的花朵忧心忡忡吗？

少儿版《白蛇传》在朋友圈刷屏了，主要是两股对立的声音。喜欢的人说孩子们萌出血，讨厌的人说看到8岁小孩演一个爱情神话是在毁灭儿童的纯真，满足成人极为变态的猎奇心理。

反对的一方如果看到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里的这段话想必心有戚戚焉：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

30多年前，波兹曼注意到：在我落笔之时，十二三岁的少女正是美国收入最丰厚的模特儿。

如果波兹曼仍在世，《童年的消逝》中译本一版再版的序言里，他可以为中国读者加上TFboys、王诗龄以及今天扮演少儿版白素贞的小演员陶奕希等当下最鲜活的例证。《童年的消逝》畅销多年本身就隐约透出主流社会对于儿童日益成人化的焦虑，对于儿童纯真的强调。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儿童的成人化？如何看待我们对于儿童纯真的强烈期待？

童年的发明，是“文明化”的开端

《童年的消逝》最富于启示性的篇章并非书中俯拾即是的对于童年消逝的各种末世论色彩的悲观论调，而是对于童年是一个社会性的、文化性的发明而非生理决定的发现和强调。简而言之，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对于童年的界定、理解不是古已有之的，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被塑造出来的，或按照波兹曼的说法，“童年”的历史只有区区400年。

波兹曼认为，“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也许是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但波兹曼始终没有处理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童年这么重要？为什么童年的发明就是最人性的发明？而这所谓的人性本身是否需要反思还是不证自明？

为了佐证“童年是被发明的”这一观点，波兹曼在书里特别以中世纪为例。在中世纪，儿童和成人的关系和我们今天颇为不同，儿童和成人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也没有儿童成长发展的概念。

有意思的是，如果按照今天我们对于“儿童成人化”的焦虑来看，中世纪在这方面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中世纪的孩子生活在和成人一样的社会环境里，他们接触一切成人文化中的行为方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性。

“也许我们会设想当时的人丝毫不避讳在儿童面前谈论性的问题，其实事实正是如此。成人从未想过隐瞒性冲动，不让儿童知道性秘密更是闻所未闻的。”

中世纪之后，随着识字文化的发展、羞耻观念的普及，今天意义上的儿童诞生了。从那以后，“儿童不再被看作是成人的缩影，而被看作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即未发展成形的成人”。

波兹曼把童年的概念看作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这里的人性其实可以理解成为文明化。从情感结构来看，羞耻心是这个文明化进程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方面。他说：“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正因为羞耻心，成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在孩子面前谈论性，玩弄儿童生殖器过去顶多被视为粗俗的玩乐，今天足以让你被扣上猥亵幼童的罪名进监狱。

然而，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样的文明化？按照台湾学者何春蕤的说法，这个文明化的力量也在塑造一种情感日益娇贵的人格主体。在这样一种娇贵化的过程中，过去只是被认为引起“不舒服”感受的行为如今需要纳入“违法”，由法规来处理。她举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有一个小六男学生闻了闻女同学的头发说很香，结果也被视为性骚扰，告到校方。

这便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化所携带的负资产，即一个社会越来越缺乏一定的弹性去容纳那些过去被认为是无伤大雅的习俗、语言和行为，在今天这一切都要以文明的逻辑被监视、禁止。今天，有许多人对几个8岁小孩子演一个爱情神话故事感到忧心忡忡，但小时候，我们也经常爱玩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过去被认为纯真，如今则会引起强烈的不舒服感受，为什么呢？

童年消逝，还是社会的儿童化？

与波兹曼在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童年消逝的强烈悲观情绪相反，从那些强烈厌恶少儿版白蛇传的声音来看，今天的社会恰恰是过度保护儿童的，不惜一切代价让儿童远离一切成人世界的行动逻辑。

譬如《爸爸去哪儿》这样的节目其实就在巩固和强化一种需要被强烈保护的儿童形象。在真人秀里，儿童表面上需要应对家庭港湾之外的世界的种种挑战，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在一个被事先净化、绝对安全化的真空一般的温室空间里表演出儿童的纯真。

同时，与波兹曼所论述的童年的消逝恰恰相反的，我们迎来的或许是漫长的童年，或者说社会的儿童化。诚然，今天的儿童越来越对媒介提供的成人世界的信息耳濡目染，但另一个趋势则是，成人世界也在变得越来越儿童化，或者说“萌化”。一个最鲜明的表征是富于童真、童趣的语言、表情包已经成为我们成年人日常沟通普遍使用的语言。经由韩国人气节目而走红的小男孩宋民国被制作成形形色色的表情包，“萌”化了万千中国成年人的心。

在这个意义上，萌文化的盛行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萌化或儿童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而萌成为一种“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文化逻辑，坚硬的政治议题可以被萌化被软化，从而被消解，我们可以像看两个儿童斗嘴一样看针锋相对的政治对手间的攻歼诘难。

对今天的时代而已，萌无疑是一种终极语法。94版《新白娘子传奇》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后来者无法超越赵雅芝在世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白娘子形象，她符合中国人对古典式的优雅的所有想象，任凭日后再美若天仙的女星都无出其右。唯一可以超越这一先入为主的视觉伦理的只有小演员的萌。

从一个社会的“儿童化”或“萌化”来看，它建构的都是一个纯真的、无害的、需要被过度保护的儿童形象。

台湾学者宁应斌在分析台湾社会的“儿童化”的文章里特别批判了这种对于儿童的“极端保护观”。在这种“极端保护观”看来，儿童保护需要上升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原则，社会需要不计一切代价保护儿童不受到任何伤害。譬如他提到台湾专门出台法令规定12岁以下儿童不能单独放爆竹，须由父母、监护人陪同才能玩。

在宁应斌看来：极端保护观幻想着为儿童打造一个全然无菌的、真空的温室。这样的绝对保护对儿童的成长并非有利，因为这势必会扭曲世界的真相，脱离了现实，很可能早就不食人间烟火、不适应现实环境的娇贵儿童主体。

同时，更重要的是，宁应斌注意到这种对于儿童的极端保护已经延伸至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治理逻辑。波兹曼或许没有意识到，他所积极捍卫的那个需要和成年人划清界线的童年本身是高度白人中产阶级式的。波兹曼想象中的儿童是典型的有教养的、禁欲的、温和可爱的中产家庭的孩子形象，是与那些游离在主流规范之外的问题儿童相隔离的。以保护儿童为名，我们需要清除净化一切可能有损于这样一个主流的中产阶级家庭儿童成长的社会力量。而这本质上是一种阶级治理。

“在目前的儿童观中，儿童是被当作超越阶级的——也就是不属于下层阶级父母的，而不再‘占有’子女的下层阶级父母则要用中产阶级的教养方式、主流意识形态等等来替国家与专家阶级‘监护’儿童。超越阶级的儿童实质上是文明先进的中产家庭之儿童教养方式为其理想代表。”

譬如，在留守儿童的问题上，有关部门的政令规定对无法照管孩子的父母施以责罚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在书中，波兹曼引述了他的论敌理查德·法森《与生俱来的权利》中的观点，如儿童应当跟成年人享有一样的权利。可以想象，法森的观点在今天可以被视为离经叛道，而他的这一著作也绝不可能像《童年的消逝》那样成为畅销书。可以说，《童年的消逝》在今天依然畅销不衰、一版再版这一出版奇迹本身就是当前社会日益儿童化、针对儿童的极端保护观盛行的一个表征吧。

儿童本身是一个社会历史的发明，而对儿童纯真性的强调更是社会的历史的。在今天，当我们在说儿童纯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其实是在和一些看似文明、先进的保守观念为盟。不论你在性少数议题、情欲等问题上持多么开放多元包容的观点，但当这些问题涉及到儿童时，你的这些开放多元包容甚至是激进的姿态都可能瞬间失效。儿童的纯真之于我们，类似一个飞地，在一个看似日益开放多元的社会，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那些保守的观念安放、埋葬在这样一块纯真的飞地。

相比少儿版白蛇传引发的对于儿童成人化的忧虑，更不易觉察也更少得到探讨的或许是这些掩盖在“保卫纯真”背后的意识形态幻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