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方仲的朋友们：刘节我行我素，梁宗岱真性情好“吹牛”

【编者按】梁方仲（1908－1970）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梁方仲先生之子梁承邺出版了回忆其父的著作，详细回顾了梁方仲先生的早年生活和治学历程，书名为《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中华书局2016年3月）。本文摘录自该书，讲述梁方仲与学界朋友的交谊。原文注释省略，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父亲在广州的朋友中，就日常交往频繁程度而言，除前面提到的陈寅恪、岑仲勉、商衍鎏、冼玉清外，更有陈序经、容庚以及商承祚、刘节、谢文通、梁宗岱、冯秉铨等人。

与陈序经：无话不谈、倾力相助

父亲与陈序经，在1949年前严格来说，彼此仅认识而已。1949年后于岭大、中大时期，他们相互了解逐渐加深，情谊不断增长，最后成为无话不谈、倾力相助的莫逆之交。岭大时期，父亲对陈氏的知人善任，从善如流，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办教育、努力创建一流大学的宏愿与贡献深为佩服。院系调整后，陈氏受到不公正对待，备受非议和冷遇，从原来一校之长的位置下到历史系当一名普通教授，使很多人吃惊的是，他坦然面对，专心致志，全身投入到东南亚古史等的研究与著述中，短短几年中有关著作陆续脱稿。看到在逆境中一个真正学人本色的闪烁，先父不能不为陈氏的人生态度和深厚的学养折服，从而主动与之亲近。王正宪曾写道：

某日，中外闻名的明代经济史家梁方仲对我说：“我原以为陈序经是校长之才。但最近读到他撰写的历史，可以肯定的说他在学术的功底无可非议。”（这句话在群魔乱舞的年代中曾被视为梁方仲包庇陈序经的证据，可笑之至。）序师则认为这些著作不过是他自留地上的产品，不值一提。

陈序经

一言蔽之，自院系调整后，父亲与陈序经同在一系，彼此间由相识到相知，情谊油然变笃。这种友谊诚如欧阳修所说的“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后来许多资料都表明他们在工作上、思想上、生活上乃至经济上皆有“同道”互助的表现。父亲由于长期勤于工作又不善调理身体，不时患病，多次入住中大护养院（卫生院）或赴市内医院就诊，陈氏见此，便主动引荐一些很有经验的医生为先父治病。因而先父结识了中山医学院许多著名医生、教授。我祖母患病时也曾得到陈夫人主动介绍一金姓中医师。为了使先父能劳逸结合，摆脱终日疲劳、身心不堪重负的状态，陈氏多次主动邀先父乃至我们家人参加由其领队或组织的休养团或参观团。

当然，他俩间频繁的交往最根本的基础在于思想与工作的交流互动。前所录王正宪文中所提的“他（指陈氏）所撰写的历史”，乃指陈氏50年代着力撰写其《东南亚古代史丛书》一事。据先父说，陈氏曾将该丛书的部分手稿，先请他阅过并提些参考意见。手稿付印前征求好友的这种做法，从陈氏自广州暨南大学调至南开大学后给先父的一函中亦可窥一斑：

方仲兄：

来信得收，你关心我的工作，关心家人健康，至为感铭。关于岭南校史，我是在被再三说服的情况之下才同意谈话。我与他们谈了三次，第一次外，其他二次都谈不多，当时只想说明钟荣光与美帝分子斗争经过，但他们要求高且多。现在看来还要全面，这是我没料到，因为当时声明每人谈一点一滴一个题目，应该说正如你所说我说的话，会为岭南辩护，这是主观主义。他们从各方面找材料，比我清楚又全面。请兄为我们告诉潘同志他们，可以把有关美帝出钱少而收效多这一点材料增加进去，删去其他有为岭南辩护的方面。潘国讵同志在市政协工作，办公处在沙面旧英领事馆楼下，电话为12207，你可到我家用电话联系。

我到此后心情十分不安，真有点作不下去。可是作为一个干部要服务组织，奈何！我始终没到过北京亚洲学会，理事会原定十一月中开会，但最近得通知改期至明年。听说全国政协无论如何本年底将开一次会，但现在距年底也不远，我打算开会后就回广州。如会不开，我也定春节前回去。我盼你春节后北来，据说今年北方冬天将比往年更冷，下雪更多，所以希望吾兄待严冬过后才来，何时为宜，当有机会在广州与兄多谈。小七常有信否，叶小姐经常回康乐否，嫂夫人现况如何，均在念中！听说郭老也下乡，不知属实否？耑此，即颂

康健

弟序经

十一、廿八（1964）

与刘节、容庚：“鹤立鸡群”者不计其短

容庚、刘节、商承祚、谢文通、梁宗岱等人学术上皆有专长，建树良多，其中多位又甚具个性，“鹤立鸡群”之余常“离群”，以至有些不合时宜的言行。父亲能跟他们来往较多，且保持良好关系，自有其共性原因——彼此承认对方是学人，不媚俗追风，轻蔑追逐权位，而且他们对先父潜心学术、认真授讲和醇厚忠恕、乐助朋友之为人颇为欣赏。这就是古人格言所说：“与朋友交，取其所长，不计其短。”

刘节是位严守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理念和孔孟之道，勇于抨击学术上、社会上他认为不良倾向和错误做法的学人，导致他于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1962年的“天人合一”讨论和1963年的孔子评价讨论时，成了被猛烈攻击的靶子，射来的炮火不仅来自粤省也来自全国。刘氏为人刚直不阿，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往往发出一些不合主流意识的言语。作为老同学、老朋友的先父非常关注和担心刘氏，生怕更大的噩运降临到刘氏身上，经常规劝之。黄启臣告诉我，他亲眼目睹先父当众当面规劝刘氏的场面，提醒刘氏应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考虑，嘱之说话注意防止“走火”，避免被人抓到辫子，无限上纲，而可能导致丢失工作条件的厄运。刘氏当然知道这不是批评，仅是老朋友提醒而已，毫不在意，继续我行我素。我注意到父亲案历曾记有这样的字句：（1964年9月6日）“午饭前往看子植，即将明午车去北京也”；（1965年1月17日）“下午植自北京回，过访；”（1965年6月30日）“上午刘子植自北京回来谈，商锡永来”。这也反映了他们在互相关心，互通情况。

容庚，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他行事我行我素，自称为“铜锁铁牛”，不愿也不易被驾驭，在中大期间他与先父来往最频繁，从父亲案历记录来看，那些年里，平均每年来往次数达数十次之多，且多是他来访的。原因恐怕有二：一则两者为远房表兄弟，北平时代已有来往；二则，容氏似乎特别信任先父，有话有事便骑着自行车由中大西区到东区的我家来。有关他们来往活动的记载，可参见本书其他录出的先父案历之有关记录。

谢文通时任中大外语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前曾先后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英语，其英语水平甚高，尤擅英诗。新中国刚建立，一次世界青年联欢节（捷克）时，他曾随兴投了题为《梅花》和《黄水仙》的两首英诗（The Plum flower和The Daffodil）去参赛，不料获得大会奖。后来评委发现来稿者为一英语教授时，他也来不及赶去捷克赴会领奖了，此为谢氏一逸闻也。谢氏对政治毫无兴趣，时而还发出些人们认为不知所云的言论，使人啼笑皆非，更生疑虑。父亲与谢氏密切来往，除亲戚关系原因外，更多的是中外文学问题上（尤其是中诗英译）上的交流。同样，父亲与商承祚父子等的交往除世交原因外，更多的也是在学术或工作上的交流互助。在父亲案历里从1957年至1965年间有踪可寻朋友间学术工作上交流此种情状，例如：

（1957年2月7日）晚间拟改王季思（王起）《中国文学史稿》。

（1957年3月1日）夜大学后，商锡永来托修改其著序文。

（1957年5月7日）夜为文通改杜诗。

（1957年7月24日）为希白改《简化字意见书》。

（1958年6月10日）夜文通来谈，序经谈改文事。

（1961年6月22日）文通来谈翻译题画文字。

（1965年5月10日）上午希白送来《中国历代名画著录表自序》，请为笔削……夜看希白文。

（1965年6月23日）商锡永来请为其校正，《传秦夺权问题及其他》一文，终日致力于此，于夜十二时始完。

（1965年6月28日）上午商承祚来谈论文事。

（1965年6月29日）上午商承祚来……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这是传统书生（学人）处世待人的原则之一。

与梁宗岱：“吹牛”也尽显性情

说到梁宗岱（1903-1983）与先父的交往，回忆起来饶有兴味。

梁氏时任中大外语系法文教授，他留学法国多年，法文（语言文学）水平很高，且新诗造诣殊深，为著名的新月派诗人之一。他多才多艺而好强自负，自诩有六七十个方面排在中国第一按：例如他称现今中国学界中没有一位能像他，可与法国当代一流作家文人（如罗曼·罗兰等）保持密切联系和得其高度评价的；又如他自评其《浮士德》（中译本）水平最高，郭沫若所译简直不可相比；又说其中草药、中医知识、种花种菜种药（草）乃至制药、养猪、养鸡之能力，在同样年纪的文人中理应首屈一指；再如其身体最棒，终年可冷水浴穿短裤，许多年青人也望尘莫及，等等。其名气之响，传说之多，连当时正在上大学的我辈青年学生也早知晓。

1961年我由武汉大学放暑假回到广州，8月间参加了一次中大教工及家属赴湛江的休养团。往湛江船上，我有意向梁氏问东问西，当我说到印象中复旦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声望远不如今天那么响亮，他马上说，此言不差，不过自他在抗战时去复旦后，该校情况顿时改变不少，因为校长魄力与眼光不够，后来，校长接纳了他不少建议，特别是广揽出色教授（如他这般的人），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父亲在旁听此，故意笑梁氏在“吹牛”，梁氏一听，顿时脸色骤变，愤愤不平对先父还击：“亏你讲得出口，我30年代初就在北大当了教授，可惜你当时在清华，若在北大的话，你可能还是我的学生呢！”言下之意，要先父马上闭口。游览湛江名胜湖光岩登山时，梁氏一马当先，快步先上了山顶，我与父亲慢步随后才到。我敬佩地说：“梁伯伯，你身体真行。”对方马上答曰：“当然啰！这里没有人，包括你们年轻人也无法跟我比，不信，我们来比赛一下？”随着摆出一副要来个真正比赛的架势。大概平时太熟，随便惯了，父亲又忍不住脱口一句：“你又在吹牛！”这一下子，可惹怒了梁氏，马上斥责，并摆出举拳头状：“你（先父）尽在挑刺，跟我作对，真想揍你一顿！”当然这是朋友间的耍闹而已，回想此一幕，反而为他们尽显孩子般的“童真”的表现而高兴，不时回味之。事实上，拌嘴后芥蒂很快就烟飞云散，友谊照旧。

记得父亲向我提到，后来有一天梁氏亲自下厨摆弄了一大桌丰盛味美的饭菜，特地邀了一班朋友和先父来品尝欢聚。事后，我告诉了梁氏，云先父说，想不到梁宗岱有这么一手，连烧乳猪都会。梁氏听后十分高兴地说：“不是吹牛，泮溪（按：广州最有名的酒家之一）大厨若能会做我一半的菜式，我便认‘吹’了。”好强自负之特色始终不变。不过使我十分感动的是，70年代初期，与表妹谢韵玲（谢文通、梁丽金之女）一齐去黄婆洞广州外院拜访梁氏时，他曾说：“若不是我当初（指1970年）被流放到粤北干校，我定会让你父亲服用我特制的家药，或许你父就有救了，我的白血病就是靠这种药治愈的……”话虽短，情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