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十五年｜极端组织加剧扩散，地缘政治掣肘全球反恐

纽约时间2016年9月11日8点46分，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纽约归零地（ground zero）开始了关于“9·11”恐袭的周年纪念活动。15年前，正是在这一时刻，“基地”组织成员驾驶着波音767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自此，“9·11”成了美国国土安全与世界反恐的代名词。

“9·11”之后，以反恐为由，美国充当了世界反恐“盟主”、成立联邦国土安全部、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在“基地”组织日渐式微的情况下转向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一系列师出有名的行动却引发外界“越反越恐”的质疑。

上海社科院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余建华指出，与2012年相比，2015年全球恐怖袭击数量增加74%，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95%，这几年进入到恐怖事件猖獗抬头、疯狂扩张期。

而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比起“9·11”恐怖袭击刚刚发生的2001年，如今有更多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恐怖主义的威胁在加剧，有1/3的调查人群认为美国在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形势并没有好转。

围绕这样的世界反恐趋势、带着这样的质疑，全球反恐新态势及对中国的影响——暨“9·11”事件十五周年反思研讨会于9月10日在上海召开，该研讨会由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危机管理·反恐研究中心与上海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反恐问题学术领域专家与反恐实务部门专家会聚一堂，就当前世界反恐大势及其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极端组织加剧扩散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所所长兼反恐研究中心主任傅小强看来，极端组织在各方联合清剿下仍加剧扩散。

以IS为例，它除了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目前还在伊叙两国以外建立了12个分支，其在亚非的加盟团伙有30多个。另外，作为“9·11”事件的始作俑者，虽然自2010年本·拉登被击毙以来，“基地”组织比起以前较少被提及，但它本身及其分支的情况更为复杂。以目前叙利亚局势为观察点，眼看IS有进入残局之势，但“征服阵线”的问题又浮出水面。与此同时，IS、“基地”组织一明一暗、各自牵头，两者虽然目的有所差异，但具体到争夺政权、基层骨干联手作案方面，这两个组织又有共性、甚至还有合作的情况。

从活动范围上来看，与“9·11”时代相比，近年来欧洲多国连续受到恐怖袭击；逊尼派穆斯林相对聚居的车臣、克什米尔地区，伊斯兰教影响较大、教俗矛盾突出的积贫积弱东西北非地区都成为恐怖主义日趋频繁的活动范围。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杜幼康指出：“9·11”之前，在南亚地区称得上恐怖组织的团体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现在恐怖组织却遍布南亚，单就IS而言，它现在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孟加拉国，甚至是马尔代夫，都有不同程度的活动，而且在各个地方都发动不少恐怖袭击。如果这些恐怖主义活动再与本地区固有的民族矛盾、国家矛盾——比如印巴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一地区的反恐形势就将很不乐观。

7月23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300余人伤亡。多家中外媒体指出，这是15年来阿富汗所遇伤亡最惨重的袭击。IS随后宣称为这起袭击负责，这也是这一极端组织首次在喀布尔发动恐怖袭击。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综合评述恐怖主义组织结构和活动趋势时这样说：以IS为核心的国际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者能够通过全球互联网使得极端思想广泛传播，并在欧亚大陆形成人员招募链条、资金供给链条、信息传递链条、武器采购链条的联动带。

刘中民表示，IS的构成并非乌合之众，对比起当年的“基地”组织，今天IS“首都”拉卡集中了一帮颇有造诣的神学学者，把伊斯兰神学服务于IS的意识形态构建。

恐怖主义蔓延下的欧美社会矛盾

《查理周刊》恐袭、巴黎恐袭、布鲁塞尔恐袭、尼斯海滩恐袭……接续发生在欧洲的恐怖袭击事件让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欧洲怎么了？

对此，余建华评论道，欧洲特别是西欧从总体的恐怖袭击次数和伤亡情况来看，受到的攻击是有限的。“但欧洲平时给人经济发达、社会安宁的印象，特别是（接二连三恐袭事件）对于这些国家和国际社会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强烈冲击，以及媒体集中报道的放大效应，使得这些地方被看作西方社会遭到恐袭最严重的地区，也被看作今天国际社会恐袭作用的重灾区。”

余建华进一步指出，综观现代恐怖主义浪潮，其实从1968年到1997年，欧洲才是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中心、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第一爆发区，超过中东和拉美，这是由于当时欧洲受到美苏冷战时期极左极右社会意识形态、民族分裂运动以及中东地区冲击的综合因素影响。但今天发生在欧洲的恐袭已与以往不同，恐袭频率明显降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在淡化，反倒是欧洲极右排外势力的作用在凸显，这与欧洲的移民、难民危机有关。

比如法国是欧洲穆斯林移民数量最庞大的国家，但移民融入问题，欧债危机、经济不振使得这些移民与主流社会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独狼”式的袭击方式就是这一因素的产物，这也使得这些地区的社会治理问题、主流舆论对伊斯兰文化的尊重与否引发关注，这一现象可引发全球化进程中对国家社会治理和国际热点问题治理的反思，国际反恐因而也需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在复旦大学“一带一路”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看来，当今发生在美国的一些恐袭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欧洲类似——现在美国许多恐袭是由本土的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实施的，这些人未必是移民，但也成为了国际恐怖组织的核心的力量，比如像安瓦尔·奥拉基这样的人物——这对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冲击极大。

今年6月在奥兰多制造出美国历史上最大枪击案的嫌犯奥马尔·马丁就属于这一类人群。马丁为阿富汗裔美国人，作案前在与美国911应急电话的对话中称自己“对IS效忠”，IS在事后也认领了这次恐袭。然而，至今为止也没有证据显示IS直接参与策划此次袭击或是为该嫌犯提供过支持。

对于这样一种现象，张家栋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解释道，IS成员的界限并不清晰，IS也认可广义范围的成员，这些人虽未经正式培训，但IS对这些人是持默认态度的。

“越反越恐”？

对于“越反越恐”这一观点，张家栋提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

张家栋指出，美国人真正关注恐怖主义威胁从“9·11”开始，15年过去他们的认识也调整得非常多。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措施从只打击反美恐怖主义、军事收缩到参与军事打击 、强调反恐概念，将反恐与地缘政治结合与俄罗斯博弈。

张家栋对澎湃新闻指出，各国联合行动的障碍固然使得世界恐怖主义整的形势将会继续恶化，但纵观历史发展的整个趋势，冲突、动荡与和平、安稳是交替出现的。二战之后，大国间的关系相对稳定，大的战争打不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的战争和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冲突。民族主义、极左思想、恐怖主义都曾在历史上经历过几次轮替，但总是有退潮的时候。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宗教学研究室主任邱文平告诉澎湃新闻，还是要回到“文明冲突”问题上来，历经数次社会革命的欧美完成了政教分离，但伊斯兰世界并没有。经历“颜色革命”的中东仍旧动荡不安，如同一盘散沙，出现了宗教回潮的现象，目前经济崩溃、人口剧增、社会矛盾突出，面对域外大国势力的插手，面对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展开的意识形态的争夺，势必抵抗。

有“文化基督徒”的概念，或许还可以确立“文化穆斯林”的概念，在不同意识形态世界搭建世俗文化、世俗文明的桥梁，或许更行之有效。

傅小强也认为，地缘政治因素掣肘全球反恐行动。虽然国际社会在打击IS问题上的共识在增加，但对IS对各自的威胁认识程度不同，导致了很难形成同仇敌忾的共举，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形成的是志愿者联盟，如同“九龙治水”，实际上很难协调一致达到整体效益。

“9·11 ”之后，虽然美国以“盟主”的身份引领了全世界反恐联盟的形成，但现在，美国认为本国所面临威胁不如欧洲，国内安全形势基本可控。较之“9·11 ”时期，美国对待反恐问题更强调国内驻防线 。总体来说，美国的反恐政策在收缩、淡化军事；而在欧洲，反恐力量不足、内外反恐压力加剧成为欧洲必须面对的现实；俄罗斯反恐主要是在撬动地缘战，跟美国做一些交易，在具体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很难有很大收效。

在跨国反恐合作方面，具体到哪个组织该打哪个组织该防，就牵扯到复杂的考验。关于这一点，从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反恐行动就看得出来，土耳其更多是借着反恐的名义，来打击对它有威胁的库尔德人。

不过与此同时傅小强对澎湃新闻指出，在反恐问题上大国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并不完全对立，大国间也是有共识存在的，比如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中美在反恐问题上达成的一些共识。

G20杭州峰会中美达成35项共识，在反恐方面，中美双方均认为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威胁进一步上升，中美加强反恐领域合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增强。中美双方同意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原则，加强在反恐情报信息交流、打击网络恐怖主义、防范外国恐怖作战分子跨境流窜、反恐怖融资、去极端化等具体领域务实合作。在反恐合作方面，美方根据美13224号行政令将“东伊运”重新列为恐怖组织并支持将该组织列入联合国1267委员会综合制裁清单，中方对此表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