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布朗肖？这位著名的失踪者影响了整个法国当代思想界

近日，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和泼先生联合发起的“相遇布朗肖”分别在上海书展和1933当代艺术中心举行。各位嘉宾借由“布朗肖文集”的出版，分别针对中国当下文学与艺术的情境，回应布朗肖的写作思想。本文作者朴弥参与了此次活动。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1907年生于索恩-卢瓦尔，2003年逝世于巴黎。布朗肖一生行事低调，中年后不接受采访与摄影，到2003年他去世之前，人们甚至都不清楚，这个被称为法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失踪者，到底是否还在人世。但他的作品和思想影响了整个法国当代思想界，如乔治·巴塔耶、列维纳斯、萨特、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等，布朗肖在这些人的文本中形成一种“深渊般的回响”。

布朗肖是谁？“莫里斯·布朗肖，小说家和批评家，生于1907年，他的一生完全奉献于文学以及属于文学的沉默。”当布朗肖在自己著作勒口上印上简洁的自我介绍时，也雕刻了自己的墓志铭，无论是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里，布朗肖都几乎将自我的消隐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仿佛是不经意间，他却成为了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果我们回溯20世纪法国文学史和思想史，无法回避他的巨大存在。在今天，布朗肖发出的仍然是巨大的回响，给我们以黑夜般无限的启示。

1907年9月22日，布朗肖出生在法国东部索恩-罗亚尔省勃艮地区的奎恩村，1923年升入斯特拉斯堡大学，6年后，布朗肖动身前往巴黎，随即以《怀疑论者的独断主义概念》在索邦大学完成高等教育文凭，之后以为《论战报》撰稿开端，开始了他为一系列报刊撰写政治时评的生涯，包括《倾听》《法兰西杂志》《反动》《世纪杂志》《起义者》《论战》，后来还担任过其中几份的主编。最初作为一名带有右翼倾向政论记者的身份登场，以后布朗肖带来了诸多非议。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他出版的第一篇作品即是《圣雄甘地》（1931），随后是《遗言》（1935-1936）《田园牧歌》（1936），尤其是探讨外来者与共同体关系的后者，它显示，社会总是同化异质以维护其自身的统一性，当他者试图扰乱并僭越社会秩序时受到的是惩罚。和许多年轻的写作者一样，此时的布朗肖关注并强调着自我，然而对度把握的失衡和对自我的扩大让他走向了民族主义，甚至要更远一些。如果布朗肖按此路径演进，今天大抵也没有（至少不是正面地）谈论并回应他的必要了。

1938年，布朗肖以评论萨特《恶心》（1938）的《一种小说之初》突然转入文学评论领域，以后一直在此延续和深入。正是这些文学评论及其随后的创作实践为布朗肖播撒下了巨大的影响力，虏获了包括贝克特、列维纳斯、巴塔耶、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南希在内的正在影响或以后产生影响的大批作家和思想家。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电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次年，布朗肖彻底放弃了政论记者的职位，同年6月14日，德军攻占巴黎，法国沦陷。这以后至1958年的近20年间，布朗肖没有再发表过任何政治评论。而与政论的显露相比，同样贯穿了布朗肖整个30年代的是潜隐的《黑暗托马》，1932年开始着手写作而一直要到1941年才得以完成（1950年又大幅删定至不足6万字）的《黑暗托马》让布朗肖重回了他的起点，重新确认并厘定了自己的道路。布朗肖16岁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德语和哲学，两年后，他在此地与终身挚友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相遇。列维纳斯对应的是哲学，在列维纳斯的引介下，布朗肖开始接触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经由海德格尔，布朗肖深化了作为他核心论题的死亡）；而在德语（文学）领域，对应的则是同样身为犹太人并且也伴随了布朗肖一生的以另一种形式介入的卡夫卡。

《黑暗托马》被哈罗德·布鲁姆视为那种属于预言经典的作品，布朗肖本人也被布鲁姆贴切地分归至“混乱时代”的大师们中间，而拉康也称其为“幻想的实现”。《黑暗托马》显示出了卡夫卡和普鲁斯特乃至是萨特《恶心》的综合，布朗肖自觉地延续了20世纪以来文学面貌随着世界的碎裂而发生的巨大变革，布朗肖需要面对的已经是另一种境况，他开始试图寻找创造新的道路，去呈现世界的缝隙和裂痕。然而布朗肖所喜爱的萨特却在1943年发表的《亚米拿达，或作为一种语言的幻想》中讽刺布朗肖的《亚米拿达》（1942）——删定之前的《黑暗托马》更贴近紧随其后并作为其延续的《亚米拿达》——为“幻想小说”，并称布朗肖“还不明确自己的风格”，38岁的萨特已经明确反对先锋派和现代派，《存在于虚无》（1943）又才出版，志气高昂。但布朗肖仍然坚持自己的方向，并将原有的革命激情一并带入文学空间——以后文学被布朗肖视为一种革命之物，文学不是简单的冲突与不和谐，它是撕裂，然而它却不是愤怒者，因为它同时也被撕裂。而一切都只在文学自身之内发生，也即是说，他将开始将那种强烈的自我转移到了文学本身。在《黑暗托马》出版的1941年，布朗肖还结识了另一位挚友乔治·巴塔耶，反叛和革命无疑成为了他们坚固友谊的基石之一。

1944年8月25日，巴黎光复，然而在此前2个月，布朗肖在家乡奎恩被德军俘虏，险遭枪决。50年后，布朗肖在《我死亡的瞬间》回顾了这一事件：“我知道——我知道么——德国人已经在瞄准，等待最终的命令的那个人，在那时经验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轻盈的感觉，一种至福（然而，没有什么好高兴的）——主权的欣快？”死亡终于没有来临，然而对于布朗肖来说，他已经死了，在这篇简短叙事的结尾，布朗肖写道，“好像从此之后，外在于他的死亡，只能与他身上的死亡发生冲突了。‘我活着。不，你死了。’”这以后，布朗肖一直处在的是死后的空间，他在死者中间，“他已经死了很久了”。11月，布朗肖返回巴黎，次年离开，并在此期间与1943年和巴塔耶分手的霍兰成为了情人，不过这段恋情并没有持续太久，但由1943年频繁通信开始，通信一直持续到霍兰离世。1947年，布朗肖来到法国南部的埃兹村，开始了漫长的隐居生涯，他在夜间写作，照在物和世界上以及西方哲学传统之上的光撤销，他进入了一切都消失之后“一切都消失了”出现的那一种夜，彻底进入了死亡，同时也进入了他写作的核心。

也正是在这一年，先早被视为“法国卡夫卡”的萨特在经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之后，最终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著名文论《什么是文学》，并随即于次年2月担任革命民主同盟执行委员，以身作则正式介入政治活动。作为回应，布朗肖撰写了《文学与死亡的权利》（1947），这也是他第一次较为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布朗肖写道：“‘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只得到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回答。”布朗肖首先将文学分割为作品、作者和读者，分别探讨了它们及其各自间的关联，并明确指出作品不属于作者，作者亦不站在公众那一边，甚至作者已经被作品所取消，“作家就像在虚无中劳作的虚无”“我说出自己的名字，就像在唱我自己的挽歌”，在文中布朗还探讨了语词与对象、战争、历史、革命、死亡及垂死等等论题，也第一次提出了他经由黑格尔、荷尔德林、马拉美而来的语言对事物的谋杀，这些在以后都得到了布朗肖的深入探究，并最终将自己归属于他所分离出的两种文学面向——现实的影子和缺席的在场——的后一种，布朗肖写道，“现在，文学摒弃了作家；它不再是工作中的灵感，自我断言的否定和铭写在世界之中——就好像它是整个世界的绝对视角一样——的理念。它不在世界之外，但它也不是世界本身：它是世界存在前事物的在场，是世界消失后事物的坚守，是在万物消逝后残余下来的东西的倔强，是在什么也不存在的时候出现的东西的哑然。”，一个作家不可能牺牲他自身可能性的纯粹的黑夜，而“这也是瓦莱里拯救自己的方式。让我们接受这种方法。”

《文学与死亡的权利》是一份极具浪漫主义色彩又不乏宏阔深广的长篇宣言，与后来更深入探讨文学、死亡、黑夜及孤独的文论合集《文学空间》（1955）一道，完整地构筑了布朗肖的文学空间。在此间，布朗肖也以创作实践来践行他的理论，1948年，他出版了转向叙述自身同时也是回应荷尔德林的《至高者》，随后则是被巴塔耶称为“三联画”的《死刑判决》（1948）《在适当时刻》（1951）《那没有伴着我的一个》（1953），这三部作品主要的与“垂死”（含有15岁时手术引发败血症及更为惨重的37岁时险遭枪决的经验）“时间不在场”和“中性”这些一步步走向最后“作者之死”的关键论题，一如他的《文学与死亡的权利》中所描绘的那样 ，“文学——在它变成无人的语言，无作家的写作，剥去自我的意识之光的时候——成就的这种命运，这种在自我中埋葬自我，把自己藏在自己可见的事实之后的疯狂的努力——所有这些正是文学在今天所要说明和表现的。”

在布朗肖发表《最后之人》并最终抵达作者之死（同时也是对主体和世界之死的指涉）的1957年，他的母亲于家乡奎恩村逝世，而父亲已早于1936年离世。在这个天主教家庭里，布朗肖大概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也不是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布朗肖在面对空无时，他不能止步，而总是会接着问，空无是什么，“文学什么也不是（就是虚无）。但什么也不是到底是什么（虚无是什么）？”（《文学与死亡的权利》）他面对“另一种夜”时，则会说，“只有在白天之中才会觉得听到它，把握住它。……只是在白天，另一种夜才将自己暴露出来”（《文学空间》）。这也给他重返巴黎以及更远之后的面对重构（文学）共同体埋下了伏笔，而这恰恰也是布朗肖黑夜般的复杂和深沉的表征。

1958年，隐士布朗肖重返巴黎，定居于沃日拉尔路上的一间小公寓。此时爆发于1954年的阿尔及利亚反法战争愈演愈烈，这一年9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12月，持强硬立场的戴高乐再次担任法国总统。1960年，政治活动上再次出现了布朗肖的身影，不过这一次，他彻底走到了自己30年代的对立面，这一年，布朗肖发表《不屈服权利声明书》，并在萨特发起的《121宣言》上签字，加入到了反战知识分子阵营，之后他还与早先分道扬镳的萨特见了面，并写信与其讨论《国际评论》的创办，但布朗肖在另一处阐述了《国际评论》的主要目的，却依旧直言拒绝“萨特式的介入”，布朗肖写道，“作为一名作者……他肩上担负着一种从写作者的唯一真理而来的责任……这份刊物不能让自己直接地参与到政治现实之中去，而总是要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战线》）布朗肖的政治介入以1968年的再次归隐为终结，以后他连寄给朋友的信件多只有寥寥数语（再加上越来越多的朋友离世，而巴塔耶和列维纳斯分别逝世于1962年和1995年）。不过在那一年，他仍积极参与到五月风暴之中，他匿名发表了一系列支持学潮的文章，也就是在此间，（据布朗肖说）他遇到了崇拜自己的福柯，“在索邦大学的校园里，可能是六月或七月，就是那次，我有幸与他（福柯）交谈了几句，而他本人根本不认识我这位攀谈者。”（《我所想象的米歇尔·福柯》，收入《来自别处的声音》）

布朗肖的小说创作因此而停滞了吗？《等待，遗忘》1962年出版之后，布朗肖又出版了1949年的旧作《白昼的疯狂》（1973），这以后，布朗肖最终只有在1994年他87岁生日出版的一个叙事片段《我死亡的瞬间》，简短地回顾了致死的那一瞬间。不过，重返巴黎之后的布朗肖将重心转移到了评论之上，先是出版一些文论和小说的合集，而后则直接消弭了文类之间的差别，不再区分，让所有的写作都变成了写作。此前，布朗肖集结出版的评论不多，有《失足》（1943）《火之作》（1949）《文学空间》（1955）。重返巴黎的第二年，他出版了《未来之书》（1959），开篇是布朗肖用以表喻文学的两个希腊神话之一的塞壬之歌（另一则神话是在《文学空间》谈论的俄尔普斯）。此后还有《无尽的谈话》（1969）《友谊》（1971）《灾异的书写》（1980）《从卡夫卡到卡夫卡》（1981）《不可言明的共同体》（1983）《来自别处的声音》（2002）等文论集。

这些文论集清晰地勾勒了布朗肖“作者之死”之后的路径：中性——对话——共同体。在经历了强烈的自我之后，布朗肖开始试图面向他者，首先转移到的是作为伪他者出现的书写及随后的物，之后才是真正作为他者的人本身，而当布朗肖试图向他者敞开时，自我——主体是脆弱的，而并非像萨特所认为的那样互为对象，互相侵害。布朗肖经过列维纳斯，认为他者过度出场，远远超出我对他的认识，而且反过来，他者取代了我。作为一种妥协和治疗，他转而投向了“关系”，也即是试图构建一种伦理学，一种文学的共同体。时过境迁，布朗肖撤销了他在《田园牧歌》中对他者所进行的惩罚，他者此时得到了颂扬——扰动以提出更多的可能性正是作为他者的文学的重要品质，而一个共同体之为一个共同体，也必须具备不断被扰动的能力，毕竟，“我们时代的任务毫无疑问是要走向一种完全他者的确认。”（《友谊》）

2003年2月20日，布朗肖以96岁高龄于伊夫林省的梅斯尼尔-圣-德尼去世。布朗肖度过了他沉默而漫长的一生。汇集了他晚年几篇重要文论的《来自别处的声音》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在其中的《最后的演者》（1984）的开篇，他引用了柏拉图的名句，“对于死亡，任何人都一无所知。”再早些，在他勾勒完成“文学空间”的1955年，他宣称“勿读我的书”，他还探讨“根本的孤独和世上的孤独”，他写下的是：

“当我独自一人时，并非是我在那里，我远离的并非是你，也不是其他人和外界。我并不是那种孤独之感，那种我的限定之感，那种是我自身的厌烦降临于我的主体。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并不在那里。”

在最后，当双重死亡降临，布朗肖得到了那种他和卡夫卡所追寻的“满意的死亡”了吗？

——“现在，死亡，满意的死亡是艺术的报酬，它是写作的目标和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