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40周年|谭企坤：规划“新唐山”的上海方案

【编者按】

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

1976年，那个特殊的时代，尽管那是一次官方通报7.8级，实际为8.2级的大地震，但当时拒绝一切外援，也拒绝一切人民群众自发的内援。参与抗震救灾的人不许拍照片，因此，那段历史显得尤为珍贵。

在唐山大地震40周年之际，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主持下，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联合上海文化出版社，共同出版了《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课题组历时半年，采访了近百位参与唐山大地震救援的医疗、工业、建筑、规划及解放军指战员，讲述他们救援唐山的过程及亲历的多次余震。此外，也采访了众多当时地震中的幸存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罗英在回答编辑这套书最大的体会时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面对生命的态度是什么？唐山人民，上海救援者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人性的光辉是生命高于一切。

金大陆在后记中写道：唐山一震，举国惊叹。上海的“工农兵学商”戮力同心，众志成城，前赴后继地奔向唐山——为救死扶伤，为重建家园，奉献出了上海人民的大勇和大爱。

然而，四十年了，属于上海人民的光荣和骄傲的这一页，却因种种非常的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和整理。今天，我们以城市记忆志愿者的身份站出来，通过口述采编、史料选编、影像汇编等，不仅为这座城市留驻这段特殊的历史，更为发现当年的感动……

以下口述选自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

口述者简介：

谭企坤，1940年4月生。1963年参加工作。曾担任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上海市土地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地铁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1976年赴唐山参与城市重建规划工作。

采访人：金大陆 孟艺婷 张鼎

整理：张鼎

时间：2015年12月18日

地点：上海市政大厦28楼 市建交委会议室

一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上海医疗队承担救死扶伤的任务，早于我们赶赴唐山。

8月中旬，建工总局(建设部)的领导到上海来，希望上海能派出一支城市规划专家队伍赴唐山，帮助唐山做震后恢复的规划工作，报纸上称是“建设新唐山的规划”。于是上海城市建设局革委会就组织了一个13男2女共15人的专家队伍开赴唐山。其中，有10位是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当时叫上海城市建设局规划室)的技术人员，有2位来自上海市城市建设局建筑管理处，还有3位来自上海市政设计院。当时因为我年龄比较小，是作为普通的技术人员去唐山的。我们的领队是孙平(后来担任市规划局副局长)，副领队是周镜江。

我们15人在去唐山之前做了好几天的准备工作，因为所有物资都要从上海带去。我们每人统一带了一个很大的布袋，里面装有被子、大衣，还包括理发工具，就是准备时间长了自己动手理发。因为当时唐山通讯中断，建工总局(建设部)来的时候跟我们说，唐山处于很困难的境地，没有货币交易，实行供给制。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带钱，只带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及开展规划工作的工具。

我记得应该是8月20号左右出发的，就是大地震发生的两三个星期以后。我们是做火车去的。先抵达天津市规划局革委会，再由他们派大巴士送我们到达唐山。当时路况很差，一路上花费了很长时间。到了唐山市丰南县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变得很沉重，眼泪都快要掉下来。因为我们看到整个丰南县城全部坍塌，只剩下一堆建筑垃圾堆在那里。后来我们驱车开到唐山市。实际上当时唐山市也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建筑了，即使有，也只是残垣断壁。

我们被安排住在飞机场里面，那是一个小型的军用机场。当时国务院派来的工作组也住在里面。我们带了两个人字形帐篷，一大一小。我们15人住一个大帐篷，大家都睡帆布床，中间拉一块帆布，把13个男同志和2个女同志隔开。另一个小帐篷住着建工总局(建设部)过来的四五个人，其中就包括著名规划设计师上海人周干峙(1930-2014，中国工程院、科学院双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和时任规划室室长的赵洪涛。

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把“新唐山”的总体规划做好。除了我们这支规划队伍外，辽宁省也派来了一支十几人的规划队伍，主要做唐山郊区煤矿的规划。做“新唐山”的总体规划，从我们的专业角度说，首要条件就是要了解情况，了解唐山市的地质、矿藏、水系和历史、现状，以及规划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于是，我们首先展开了现场调查，为期大约一个月。开始的时候条件很艰苦。飞机场里面情况还好一些，有自来水，老百姓那里基本上没有自来水。

我们在去唐山之前，由于通讯中断，很多有亲戚在唐山的上海家属，因挂念亲戚的安危，托我们带过来很多信，要找到并交给唐山这边有关人士，根本找不到，因为当时唐山什么都没有了。最典型的是唐山医院，那是一幢八层楼的建筑，地震后就只剩下一排残壁矗立在那里。我们去了当地的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就坐在废墟上办公，条件之凄惨、艰苦，难以想像。我们去现场调查的时候，经常碰到已经装进袋子里，但还来不及清理的尸体。

二

唐山的特点是地下有煤矿资源。唐山分为路北区和路南区，其中，路南区下面有煤矿，路北区距离煤矿区域稍微远一点。我们为调查矿产、地貌、水的来源、电的来源，还到过一个电厂，虽然震坏了，但还在发电。可以说，整个唐山95%的房子都没有了。我们调查中间还要研究讨论马路情况，河流情况，地下有没有矿产，电力情况怎么分布等等，目的是要把唐山市的基本情况弄清楚。其实，我们不只是考察唐山市区，还要考察郊区，考察有哪些地方适合做新的建设地点。我们调查应该说是很深入现场的，开始的时候没有车，都是走路。我们从飞机场出来大概要跑三十里路才能到市区。后来公交公司派了一名驾驶员开着一部车子过来，这样去郊区调查就比较方便了。

当时的老百姓一个月只供应二两油。飞机场里有三个食堂，对我们饮食上的照顾还是不错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就开始着手研究新唐山应该怎样规划建设。我们队伍的技术人员是很全面的。有关于城市总体规模研究的人员，有关于工业布局研究的人员，有关于交通系统研究的人员，包括将来铁路如何建设，有关于市政工程研究的人员，包括防汛如何布置，污水如何处理，还有关于城市管理研究的人员等等。我是负责整个城市布局和人口规模规划的。

经过调查，我们提出了一些规划观点。首先，我们认为，唐山老城区还具备较好的城市发展基础，不能把老唐山全部弃用而改用新的地方。因为平地建起一个新唐山，成本大，时间长，何况老唐山有对外的铁路和公路系统，原来的基础条件相对是比较好的，废墟清理完成还是可以利用的。关键的问题是，不能够把城市建在地震带上，也不能够把地下的煤矿都压住。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分析，我们认为，路南区距离地震震中近，地下也有丰富的煤矿资源，不适宜在此发展整个唐山的恢复建设，但是也可以在这里建一些包括公共绿地等人口少一些的设施。城市的主要发展应该建设在路北区。即在老唐山的基础上进行恢复重建，是完全可行的。第二，按照唐山大城市的布局，单单只有城市，没有郊区作为依托也不完整。我们认为，以建设老唐山为主，同时在郊区建设卫星城，比如在丰润。这个卫星城可以起到疏散唐山产业和人口的作用，为以后唐山的发展留有余地。第三，我们提出了唐山建设发展应当具备的人口规模、土地规模等等。第四，作为唐山的主要产业，煤矿产业还是应该得到不断发展。我们这方面的规划和辽宁省规划队结合起来，并由辽宁省规划队来负责主要规划。

事实上，当时我们提出的观点和河北省建委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他们希望完全另造一个“新唐山”。后来，我们多次向他们汇报我们的想法，同时也跟建工总局(建设部)周干峙、赵洪涛商量沟通。几经沟通后，我们的规划后来获得了河北省建委的同意，通过建工总局(建设部)上报国务院，并最终获得批准。这是国家第一个批准的总体规划。

我们在帐篷里一直住到当年冬天。因为规划设计需要画图，在帐篷里面铺展不开不便操作，于是就到以前苏联专家住过的花园洋房里去画图。这里有一个故事，当时号召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兵相结合，开滦煤矿派了大约30多位工人来和我们相结合，他们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搬到花园洋房里去画图的时候，他们很不希望我们去。他们认为那时天天发生余震，住在里面很不安全。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不进去，图纸摊不开就无法操作。大约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画图工作差不多结束的时候，真的发生了一次7.3级余震，那是一天晚上九点五十几分，震得很厉害，台子上的所有东西都倒在地上。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逃到外面，在花园里站也站不稳。另外有三个人来不及跑，就躲在台子底下，没有从房里出来。住在帐篷里的其他工作人员很担心我们的安危，拼命赶过来，看到我们还在，就放下心来。那时候的情景简直不可想象，太可怕了。

其间我们还和开滦煤矿的工人一起开车去北京部委汇报过一次。汇报的时候，我们都住在建工总局(建设部)的招待所里，他们煤矿工人不愿意住在房子里面，情愿住在车上，就是怕房子塌下来。可见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人的心理状况，相当紧张和敏感。

我们在唐山工作了前后100天，规划设计完成后，河北省建委的领导想让我们休息几天，就安排我们到承德避暑山庄。我们在承德住了六七个晚上，同时也换了六七个地方住。因为那时人们说承德有可能也会发生大地震。我们知道，地震后最容易导致死亡的情况是没有水，因此我们几个人中间就放一个装水的面盆，每个人都靠在面盆旁边睡觉，万一地震压下来，我们还有点水喝，每天晚上都是如此，很紧张。

我们在唐山的100天，主要的工作成绩就是帮唐山做出新的城市规划方案，以后唐山城市建设就是按照这个方案来实行的。在唐山大地震20周年的时候我去看过一次，城市都是按照我们的规划方案建的。在交通上，我们把唐山的马路基本上维持了原来的宽度，主要解决一些与铁路、城市交通不连通的问题。

河北省建委和唐山市的领导都认为我们的规划做得不错。当时省建委有一位姓郭的副主任评价我们的规划做得很好很实在，为帮助唐山尽快的恢复发展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安排。

三

当地老百姓讲到解放军，都感受很深。所有最危险的地方，最需要抢险的地方都有解放军。地震时是夏天，人死后会很快腐烂，都是解放军在抢救处理。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多人，还有包括手脚残废在内的重伤病人8万多人，当时抢救转运病人都是通过飞机操作的。从飞机场到城里的四五里路旁，到处都是坟堆，没有工具就草草处理。但是，当地老百姓真的很克制，很多人都坚守在原单位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真的很了不起，抗震救灾都靠他们。特别是在震后两个月左右，大家看到唐山钢厂恢复生产了，大家都非常开心。虽然从现在的角度上看，污染很严重，但是当时看到烟囱冒烟了，二氧化硫飘出来了，老百姓看到恢复了生产，就是看到了希望。

这里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当时有一名住在唐山郊区的公交公司驾驶员，地震后房子倒塌，有三个木头压在他身上，他慢慢地将木头移开爬了出来。出来后他首先救的是这个村庄的年轻人，然后发动救出的年轻人继续抢救别人。当然，救人是需要时间的，很可能几个小时的努力才能救出一个人。他救完年轻人以后，去救被压在房间里的祖母，但很不幸的是祖母没有生还。

后来他看到马路上有很多伤病员往郊区送，但没有车子。他就跑到部队汽车连去借车。汽车连的士兵一开始不让他开，问他原因。他说：“我是公交公司驾驶员，要开车救伤员。”事实上，这个部队汽车连的全体官兵都在地震中牺牲了，就剩下这一个士兵。士兵当时说：“我做主了，你开车去吧!”驾驶员就开走了车，开了三天三夜，奋力抢救伤员。

后来我们住的地方进驻的队伍越来越多，有个防化连队，他们带有淋浴的设备，我们就可以洗澡了。当地老百姓用水极度匮乏，自来水中断，救灾这几天把游泳池的水都喝完了。据我所知，上海还用万吨轮将一万吨水运往唐山。其他物资方面也有。地震时交警则是北京方面派过去的。飞机场里有自己的供水系统。我们都让那个驾驶员去洗澡，他身上脏得连衣服的颜色都已分辨不清，但是怎么劝说他都不肯去洗。他说：“现在老百姓喝水都成问题，我洗了澡回去，如何交代?”

在解放军的保护下，当地的银行里没有少一分钱。解放军救灾完回到石家庄时，当地老百姓看到解放军的车子是要躲开的，因为车上有味道，再消毒也没用。

原来我们的建筑都是预制板，地震的时候预制板可以摔到几十米外，所以当地老百姓又把预制板称为“杀人板”。之前提到很多有亲戚在唐山的上海家属托我们捎信过来，我们通过很长时间才找到了一家人家，震后他们住在帐篷里面，丈夫从帐篷里出来，妻子睡在里面，因为地震时她的骨盆被压碎了。他们有一个小孩，震前一个星期来到唐山上学。地震时，预制板摔下来把小孩压死了。当时夫妻俩怕余震，就抢一些东西顺着窗口放下去，放下去后东西就被坏人偷走了，等返回的时候，不幸又有一块预制板掉了下来，把妻子的骨盆压碎了。后来丈夫没有力气埋小孩，就在自己的房子前面草草埋葬，命运非常凄惨。

因为有很密切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东北对唐山的帮助很大，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们把最好的设备拿过来，最好的人才派过来，全力以赴，他们彼此之间是熟悉的，特别是同行。当时飞机场基本上每天都有慰问演出，观看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发生地震。上海医疗队在当地建有三个医院。当地老百姓谈到上海的医院和医生的时候都纷纷跷起大拇指。

刚才提到当地老百姓对地震非常恐惧也非常敏感，只要听到“地震”两个字，马上跑到院子里面去，我们没有体会所以在房子里面画图，当地工人就不跟我们去，从来不敢跑到我们房子里。

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们都在唐山。当时，在唐山机场也召开了粉碎“四人帮”的庆祝会，我们也参加了写大字报、写标语等活动。实际上，上海很早就开始出来游行了，揭批“四人帮”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

我们去唐山100天，15个同志没有一个人中途回来。我们在唐山跑的地方很多，可以讲，唐山所有地方都去过，我们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把唐山的总体规划做好，并且得到了批准。而作为个人来讲，通过参加救援唐山大地震，我对我们的国家、党的领导和解放军的感情更深了一步。

（原题：“上海方案：为了规划‘新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