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方性生产的深圳湖贝古村保护

深圳有个湖贝古村？它在深圳的什么地方？

近一个月，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上述问题，湖贝古村保护的讨论已然日益热络。曾经默默无闻的湖贝古村，越来越受深圳年轻人的重视，他们迫切想了解这个身边的古村。

随着湖贝片区城市更新的临近，早在5月底，深圳的一群建筑师、规划师们，就建立了湖贝古村保护的微信群，开始讨论，在推土机进村之前，为抢救湖贝古村做点什么。他们当中，有多年研究湖贝古村的学者，也有关注深圳城中村发展的年轻规划师。

经过一个多月线上线下的激烈思想碰撞，7月2日、3日，湖贝古村保护的先行者们举办了持续的公众活动，邀请众多建筑师、规划师、市民参加湖贝古村工作坊、湖贝古村对话，并以“湖贝保护120城市公共计划”的名义，发表了《湖贝保护共识》。一两天内就收集到近500位市民联署签名。深圳多家媒体先后进行跟踪报道。湖贝古村保护行动全面进入大众视野。

与上海公益坊、北京白塔寺、北京大栅栏等地的城市更新保护实践不同，前者多有本地土生土长者的声音，而发起“湖贝保护120城市公共计划”的城市研究者，几乎都是深圳的移民。虽不是深圳原住民，但因其专业背景、职业属性使然，他们对深圳文化充满热爱，敏锐挖掘出湖贝古村作为深圳本地文化基因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其集体发声，不能被简单粗暴判定为深圳知识分子的对抗，而应从文化濡化的角度，将其视为深圳“地方性生产”的历史性阶段。

湖贝古村的保育价值

在7月3日“对话湖贝”工作坊上，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在当天上午实地走访之后指出，湖贝村的古建筑具有独特的建筑研究价值，而月末烧香拜佛等民风作为深圳民俗的一部分，具有极其珍贵的保育价值。

固然，媒体记者经过实地采访发现，湖贝村民烧香习俗多来自于租住于此的潮汕人家，但这反而更加佐证其可贵之处。笔者认为，依然可以将其视为深圳的文化肌理的一部分，即客家文化、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的交汇地。

曾在文化部门工作的廖虹雷先生，作为罗湖本地人，以“讲古佬”的形式，在这次论坛上讲述了湖贝古村的起源：最初是由深圳大鹏叠福村的张氏一族迁徙到水贝，繁衍3代人之后，移居到现在的湖贝古村居住；随着深圳不断发展，在湖贝经营水产生意的潮汕人，逐渐成为古村的主要租客。

作为深圳古墟的一部分，湖贝古村历经500多年，依然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提供空间资源。湖贝及其周边的深圳墟如何出现、发展和延续，湖贝村里的潮汕民俗如何迁徙与保存，这些都是中国文化遗存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深圳及其周边文化迁徙、交汇和凝聚的具体个案。以深圳墟为核心，洞察深圳湖贝、东门片区的经济文化密码，更能为探索罗湖乃至深圳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位深圳原住民（第六代移民）认为，湖贝古村和深圳其他古村一样，都有诸多海外移民的血脉连接，湖贝村可成为深圳作为“一带一路”桥头堡的重要资源。位于深圳龙岗的鹤湖新居，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得以保存；而谁也未曾想到这里还有潜在的经济价值。鹤湖罗氏家族中有一位牙买加美籍后人罗笑娜，成为美国通用电气副总裁、NBC电视台高管。她退休后，从美国辗转加拿大、非洲各地寻亲，最后回到深圳鹤湖新居祭祖，并和罗氏族人创办新的家族企业，展开中美贸易。湖贝古村理应也存在类似的海外纽带。如果湖贝古村被拆除，湖贝张氏的海外后人，即便有心回家祭祖，恐怕也找不到落脚之处，更不用提与罗湖本地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各种可能性了。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而言，湖贝古村作为深圳特区内仅存的有500年历史的古村落，很可能在罗湖区的城市更新、城市升级过程中，成为极具分量的竞争优势牌。

深圳各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竞争砝码。蛇口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日益显现出类似上海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s）多国文化聚集地的特征，南山则主打科技和教育牌，福田文创、会展牌独树一帜，大鹏新区主打生态、环保旅游牌，在深圳东进政策的支持下，发展潜力充沛。相比之下，罗湖作为特区内最早开发的城区，显得相对步履沉重、优势不足。亟待重整雄风的罗湖，一定不能轻易失去湖贝古村这张关系着罗湖再出发的、至关重要的历史文化牌。

根据2008年国务院发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各级地方部门都有资格向地方文保机构申请，使名镇名村成为文保单位。虽然湖贝古村尚未列入文保名录，但其申请成为文保单位的资格，依然受到现有文保法规的保护和支持。对湖贝而言，据南方都市报7月5日的报道，湖贝片区拆迁进场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年底（“据透露，湖贝更新项目一期已于今年一月启动签约，签约进展顺利，现签约率已达92%，预计今年年底将启动一期的清拆工作。同时，湖贝旧村按照计划也将于今年底启动签约。”）。这意味着，相关方面仍可做出应有的努力。

今年4月，习近平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并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16字方针。这更是在供给侧改革语境下，给城市管理者的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提出了要求。因此，深圳各级城市主管部门需要更加细致、深入考察湖贝古村的文化保育价值，以做出恰当的城市规划和治理决策。

7月6日的罗湖区城市更新局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指出，湖贝古村里的怀月张公祠已纳入规划保护范围。在笔者看来，这可以视为湖贝古村保护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饶小军教授对罗湖区的回应表示欣喜。他认为：“‘南坊三纵八横格局将保留’，湖贝古村保护行动终于有了众望所归的成效。尽管在保护范围和技术细节上还有待协调，尽管古村未来的活化利用还有待讨论……但无论如何，保留下来这确实是所有深圳人的骄傲。”

湖贝保护中的“深圳人”身份认同

湖贝古村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典型特征，湖贝古村保护的网络行动也呈多元形态。其中，不仅有“湖贝保护120城市公共计划”的专家、学者的集体发声，也有建筑师段鹏发起的“不拆湖贝”民间影像行动，最早由身在重庆的艺术家李一凡先生提出、后由建筑师张星与媒体人蒋荣耀等推动的“每个人的湖贝”拍摄计划，以及艺术家沈丕基的“每个人的湖贝·弹古琴”的行为艺术作品，还有行动者开辟的“湖贝保护QQ群”专注湖贝相关研究文献的整理和共享。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饶小军教授，将罗湖更新办对湖贝保护行动的积极回应视作“所有深圳人的骄傲”。从中可见，湖贝保护行动已是促成更具象、更有凝聚力的深圳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湖贝古村成为关注深圳本地文化、关心深圳人生存发展的新深圳人对深圳身份认同的一种载体。“每个人的湖贝”的观念的提出和落地，更是深圳市民认同湖贝、认同深圳本地文化的直接体现。

因为，这场由文化学者率先开展的、对于深圳本地空间的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挖掘和生产，由普通市民接力，借由互联网展开“口耳相传”式的本土知识横向传播，已经形成一种原生意义上的文化濡化景观。

所谓濡化（enculturation） 是说，在历史发展的长久过程中，由长辈言传身教、或本地经典记载等方式，一代代本地居民从小展开讲述，让文化新成员不断吸收、传承本地或本族文化，以从前人的经验传承中来学习适应周边环境的现象。就如同上海人耳熟能详的上海名人故居的八卦故事，或是武汉人都知道的贱三爷“细伢无腰”的典故，这种对本地知识的了解和传承，一定不是通过城市宣传标语习得的——作为一个新入籍的深圳市民，笔者还不敢称自己是“深圳人”，因为无法向外地人讲述深圳的典故。

Victor Turner在《文化仪式》一书中提出，真正具有身份象征意义的不是community而是communita。Communita指的是，社群成员形成一种共享的文化认同，这也是文化得以巩固传承的重要指标。在湖贝保护行动中，我们不仅看到建筑师、学者这些知识分子群体的奔走相告，更看到更多普通民众的关注和参与。透过此次行动，深圳已不仅是由多个移民社群拼凑而成的、多文化中心的深圳，其共有的文化身份逐渐形成。“来了就是深圳人”，从一句由上而下的口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原生态的文化濡化现象。笔者认为，这个正在发生的文化事件，对深圳这个城市深具价值。

人类学家Arjun Appadurai在《弥散的现代性》一书中提到“地方性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locality），这也是文化濡化的具体表现之一。针对地方性的研究，关于武汉，有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关于成都，有王迪的《茶馆-程度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等书。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也能成为这些城市文化濡化的主要资源。

但在深圳，由长辈口耳相传的文化濡化机会，被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以及高度的流动性冲散。而深圳本地历史文化的相关研究，整体上研究人数有限，研究机构不足，研究经费少。另外，城市更新中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往往是商业项目的研发内容，从而也无法迅速转化为公共知识。本地文化濡化的资源欠缺，而新深圳人又来自全国各地，这也使得深圳的地方性生产相对缓慢和零散。

在这个意义上，湖贝保护行动，成为深圳本地文化濡化的重要事件。城市移居者将移入地的本土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认同，借用这些文化资源，作为自己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这便是深圳人身份认同的具体表现。在此，“深圳人”不再是口号中的概念，也并非指涉拥有深圳房产的人。深圳各界人士对以湖贝为载体的文化身份共享，可视作深圳地方性生产的里程碑式的历史新阶段。

我们看到，对湖贝的保护，已不仅是学者的情怀表达与专业宣导，更成为一种深圳人的文化仪式而贯穿线上线下。通过湖贝本土知识的生产、共享和传播，不断打破人们对湖贝原有的想象。比如，媒体在租户属性等细节上深入探访，填补了专家工作坊知识点上的不清晰之处，促成更加新鲜、实在的具象化的湖贝认知的呈现，让更大范围的民众了解到湖贝的情况。

随着媒体不断报道，湖贝研究资料、湖贝影像的不断上传、分享，湖贝越来越成为更多深圳市民所共享的象征资本；湖贝古村作为象征价值的符号载体，促使城市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凝聚增强，将带来巨大的推动城市发展的力量，这股力量不是简单将声音放大，这股力量可以更加增强来深建设者对深圳的信心，更加促成他们对深圳的价值认同，从而做出更大的经济和文化的贡献。

这股力量越强大，就越能为深圳快速发展保驾护航。湖贝作为共享的象征资本，越快地让更多民众共享，就能越快获得留下湖贝古村的现实可行性。呼吁保护湖贝的建筑师和学者们，在专业宣讲之外，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在有限时间内，通过多元形式、多种渠道，与深圳各类基金会（包括社区基金会）、民间团体、公益机构联动，将湖贝的象征资本价值在深圳各阶层的市民中放大，从而真正拥有可实操的议价能力。

网络建言如何纳入城市数字治理？

湖贝保护者发端并传播于网络的建言，如何被有效纳入政府城市规划的决策依据，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参与规划，也是湖贝保护行动面临的制度性瓶颈。

《裸城》一书的作者左京（Sharon Zukin）教授，于6月在同济大学所做的“构想历史：20世纪和21世纪的纽约”的讲座中谈到：即便纽约这样的城市，过去也曾面临整条街区的建筑被开放商包下拆除重建；当下的纽约城市更新工程的决策采用政府、开发商、市民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多轮协商的方式，但由于利益交错复杂，这种公众咨商的决策，虽然能最大程度地达成各方共赢，但投入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也相对繁重。

如何使网络建言、联署等顺利进入决策程序？这不仅是湖贝古村保护者面临的难题，也是在国家近年来不断强调信息公开的背景下，各级治理者们所面对的挑战，更是全球各国建设“数字政府”需解决的制度性痛点。

2016年6月，第17届国际数字政府研究会议(dg.o 2016)于复旦大学召开，在其中的“中西方电子请愿”工作坊上，韩国和美国的学者讨论了韩国官方与白宫的电子请愿平台的使用情况。这两国政府视网络电子请愿为民众发声的合理形式，采取开放和接纳的态度。而来自中国本土的学者、美国的华裔教授与英国的学者，对同一个英文词汇“Petition”做出了不同阐释：本土学者提及国内市长信箱的电子政府个案，美国华裔学者研究访民上访的网络请愿书，英国学者研究政府、商业和非政府组织三类不同电子请愿平台上用户的请愿意图和对请愿的态度。可见，各国处理网络建言的方式均有不同。

美国在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方面有较好的实践经验。作为旧金山湾区九个县交通规划和拨款机构，旧金山湾区的大都会交通委员会（MTC）在2014年11月7日发布了《公众参与计划》的初级草案，该草案包括英语、中文和西班牙语版本，在两个月中，公众可提交书面反馈意见。

该草案强调，公众参与是一个动态过程，要求大都会交通委员会各级成员团结合作，并为保证公众参与持续有效地进行，要求MTC与各个利益相关方及咨询团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草案还约定，公众参与相关交通规划项目，可以通过网络参加MTC的交通规划会议，MTC会议前一周在网上发布会议议程，并持续挂网6个月，若公众无法通过网络获得资料，可与MTC图书馆联系，获得邮寄资料。

在MTC的公众参与策略中，草案要求MTC通过各类公众会议进行多主题的分组讨论，包括和社区群体、企业协会等联合举办座谈会、与规划师和政策委员会成员举行问答会等；还要求对重大规划行动，进行有统计学效力的电话、网络民意调查，包括在交通枢纽进行的街头访问，规划会议期间在公交枢纽、公交车辆上发布平面调查表等。

对重大的交通规划修订，MTC会在顾问委员会审查之外，给予公众45天的参与审查期。如果公众评议提议进行重大修订，MTC则将公众评议期延长到90天。此外，MTC官方网站公开了各类与湾区交通相关的地图、人口普查资料，交通运营商统计资料、出行模式资料以及相应研究文章。

在深圳湖贝古村保护的自发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MTC交通规划的公众参与模式的雏形。例如，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举办的以“城中古村的活下、活化和活计”的“酷茶会”，“湖贝保护120城市公共计划”发起的工作坊和湖贝对话，类似MTC官方主办的各类公众会议；“湖贝保护120城市公共计划”发起的网络联署，类似MTC在规划会议前进行的网络民意调查。这在国内城市规划领域是突破性的尝试，也为深圳本地的国土规划部门制定官方主导的公众参与规划决策流程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公众基础。

如果深圳相关部门能够参考旧金山湾区MTC的公共参与策略，整合深圳民间发起的各类公众会议，深入进行具有统计学效力的民意调查，并在现有民间行动的基础上，增加规划方案的公众审查、评议和官方反馈流程，对相关规划文件和数据进行公示，则不仅符合国家对国土规划工作的信息公开要求，也可满足深圳各界在类似湖贝古村这样的重大城市规划项目中的诉求，更有望以久负盛名的“深圳速度”，在各地积极开展数字化、信息化国土规划工作的背景下，开拓一种深圳模式。

评估城市更新的社会效益：城市规划项目的社会影响力评估

说到底，面对一个极具商业价值的城市更新项目，帮开发商和政府算算投入产出的账，才能更好地协调各方利益，从而兼顾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取得多方共赢。

万科、星海等房地产开发商，在创新创业的环境下，面对房地产开发增量转存量的现实，以及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需要，开始探索在已有楼盘中开辟创客空间，将存量房地产投入极具文化、社会效益的项目运营中。

而北京大栅栏有机更新项目以及白塔寺再生计划，均获得了相应开发商——广安控股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北京华融金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大栅栏有机更新项目在2014年入驻威尼斯双年展，并获得“中国城市馆特别促进奖”、“中国城市馆杰出成就奖”；白塔寺再生计划也进入了2016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共享·再生”平行展。这些历史街区的文化保育项目都给开发商带来了国际声望和商业美誉。

湖贝古村因其固有的丰富文化基因，蕴含极高的社会效益投资回报率，如果将其转变为文化创客的孵化器，则可凭借较少的修缮投入，激活由湖贝古村的保育及活化运营所释放出的诸如“大栅栏”、“白塔寺”这样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湖贝”文化IP。

湖贝作为日益显著的深圳市民的象征资本，房地产开发商一旦失去共享这一象征资本的机会，就很可能面临湖贝更新中象征资本的“收益悬崖”，从而错失相应的文化及经济价值。

房地产开发商作为上市企业，也有义务向股东发布自身在企业社会责任（CSR）上的投入。在刚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社会企业联盟年会的分论坛“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可行么”上，达能的社会企业项目负责人刘颗先生指出，传统企业做CSR很多时候是一次性投入，由于这类慈善项目不可持续，导致企业在CSR项目中重复投入却很难获得成正比的社会效益。而达能从传统的企业CSR项目转为对全球各地10个社会企业进行社会影响力投资后，不但优化CSR资金的精准投入，也可量化社会效益的回报产出，更令达能得以在其关注的公益慈善领域持续开展项目。达能在社会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尝试，也能为房地产开发商借鉴。

在“湖贝保护120城市公共计划”发布的“湖贝共识”中，建议全面进行城市更新、改造项目评估，呼吁“通过增加历史文化、城市系统和社会影响等评估机制，让城市更新项目实现综合和系统性的共赢目标”。

那么，评估城市更新项目的社会影响力，计算房地产开发商在社会效益项目中的投资回报比，则成为促成开发商投入资源进行文化保育的关键一环。

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早在1964年，美国开始执行《国家环境政策法》起，便要求开发项目提供相应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这是社会影响力评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的早期雏形。社会影响力评估的兴起，最早来自政府部门测量公共服务项目的影响的需要。1990年代以来，各类公益慈善项目兴起，社会影响力评估逐渐应用于可以与社会利益相关的各类项目。其主要通过对项目进行前测及后测，根据项目目标，建立改变理论（the theory of change），从而评估项目执行后带来的社会效益变化。这对项目的总结测评和预测规划，都有重要作用。

社会投资回报（SROI）方法由REDF在1990年建立，这一方法在传统的以定性研究为主的SIA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与投资回报率相关的定量研究，即借助投入成本及产出回报之间的换算,将企业经济价值和社会目标价值整合，形成一种混合式价值（Blended Value）。SROI评估可以适用于公共服务项目的社会效益评估 ,目前英美等国家多将SROI评估方法用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设计中。

例如：华盛顿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机构200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帮助333位无家可归者重获工作后，能获得超过480万美金的税收回报；英国伦敦的一个无家可归者避难所Highway House的SROI报告显示，此基建项目在5年内的社会投资回报为1：5.67，即该项目中每1英镑的投资在5年内可获得高达5.67英镑的投资回报。习惯使用SROI进行公共基础设施规划的圣克拉拉市议员们在审议城市更新项目时，态度已经倾向于把市政府的投资放在利于民生的公共服务项目上。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市场率先察觉到商业市场的发展面临社会问题的鸿沟。2013年的G8峰会上，时任英国首相David Cameron提议，将社会影响力投资作为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并促成G8各国在2015年成立社会影响力投资指导委员会。G8首脑会议2014年发布的影响力投资报告《看不见的市场之心》更是指出，目前主流影响力投资已超过45万亿美元。这些投资也大多用于极具社会效益的公共基建项目、社会服务项目的投资。

社会影响力评估，更是国际经济发展的未来风向标。中国经济放缓、供给侧改革的紧迫需要，为房地产发展、城市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是中国的城市更新引入社会影响力评估、对接国内外影响力投资市场的新机遇。

据悉，深圳市最新一稿的旧改新政中，要求重点更新单元内，需配建至少占用地40%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或城市公共利益项目。由此，房地产开发商需要有效地评估城市公共利益类项目的投入产出比，及其在整个更新项目中的成本比重。以湖贝古村为例，目前保留古村后文化保育的社会效益尚不可预测，但可从拆除古村后的负面社会影响力进行反向评估，从而预测开发商不进行古村保护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实际上，通过这一个多月的保护行动，湖贝古村已促成一定范围的公共利益，加上湖贝象征资本的市民共享价值，能为开发商节省相应的额外费用。如果开发商拆除湖贝，不但不能节省这些城市公共利益项目的成本，还要考量因大量建筑垃圾无处堆放可能导致的滑坡风险，更会损失湖贝古村文化保育活化的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潜在高回报率。

社会影响力评估目前遇到的最大挑战在于，评估所需的各类国民经济指标并非全部公开，虽然各级政府信息公开不断加速，但公开的数量、内容和质量仍然不够，导致无法全面展开社会公共设施、文化保护项目的社会效益投资回报评估。不论上海政府开放部分数据支持SODA项目，还是意大利高中生参与设计的Ubiquitous Pompei： the future of the city （物联庞贝：未来城市）项目，只有足够的数据公开和最大范围内的公众参与，才能使得城市设计数据、城市规划数据进一步共享共创。

深圳在此也有突破。“飞跃深圳VR”公共教育项目，是深圳市规划国土房产信息中心与公益机构、商业机构等合作，拿出小范围的空间数据参与公共教育的项目。这是深圳本土的城市规划数据公开的为数不多的尝试之一。这些都为更大范围的共享城市设计、城市规划数据，进行城市更新的社会影响力评估，提供了路径。

深圳是一个追求经济效益的城市，应保证以最少投入，精准预测和评估城市规划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投资回报，从而走上稳定持续的经济、文化共同繁荣之路。比起每年花大力气、如同办年货赶集一样的文博会，这里的投资回报率要大得多。

作为一个长期接受人类学训练、正在进行房地产社会影响力评估研究的城市学者，笔者希望看到，深圳能从湖贝古村的保护入手，从民间自发的文化保护行动，逐步扩展到联动各类社区基金和公益机构，以及政府相关部门，自觉开展深圳文化传承的日常濡化；从盲目的巨资投入，到精准评估城市更新的经济、文化效益上的投入产出比，将民间的发声，有机纳入公众广泛参与的数字化、信息化城市规划制度中来。

或许，湖贝古村保护行动，真能在拓展深圳地方性知识生产的深度的同时，也促成规范化网络民意收集、公众咨询的进程，以及兼顾各方、多方共赢的城市设计、城市规划、社会影响力评估等新机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