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首师大讲座：必须反对资本主义的疯狂螺旋

2016年6月16日，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杰出教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邀请，在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大厦国际报告厅发表了一场题为“资本的空间与时间”的主题演讲。讲座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首席专家陶东风教授主持，吸引了来自首都各大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数百名听众到场聆听，现场座无虚席，场面十分热烈。

讲座伊始，大卫·哈维首先对“资本”进行了定义。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维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将“资本”界定为“处于变动之中的价值”（value in motion），而价值则是投入到商品创造之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哈维接着精炼地勾勒了资本运动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产，财富会转化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资料会产生商品，这是《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价值的实现过程，通过商品的销售，价值转化成货币，有很多方式可以实现这种转变。在《资本论》的第二卷，马克思就考察了价值实现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人们对商品并没有欲望和需求，或者没有足够的货币来购买商品，那么，商品就没有办法实现价值。所以，价值既取决于生产，也取决于实现。哈维强调，我们必须要理解生产与实现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因而，对价值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资本论》的第二卷。可问题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阅读第二卷，因为那是一部读起来比较乏味无趣的著作，但麻烦在于，如果你不读第二卷的话，就难以理解马克思在从事怎样的工作。

第三个阶段是分配过程，在市场上所实现的货币会通过多种政治权力结构进行分配，有些会转化成工人的工资，有些会转化成老板的利润，有些会转变成地主的地租，有些会转变成金融家的利息率。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讨论了这些问题，第三卷是很艰涩的，因为它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且写得比较杂乱。哈维指出，马克思关于分配的问题，有一个未获探讨的环节，那就是税收。马克思没有讨论价值如何通过税收的形式进入到国家的领域，哈维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分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缺失。

当货币流入不同的人群，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人如何使用这些货币。拮据的工人主要将工资用于那些可以维持生计的商品，富裕的商人则不仅购买必需品，而且还购买奢侈品；剩下的货币会持续不断地流动，进而投入到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在这里，银行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把不同人群所持有的过剩货币集中起来，通过不同的渠道将其投放到再生产的领域。这就是资本运动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价值增殖的过程。

哈维总结道，资本的运动是一种循环运动：生产-实现-分配-价值增殖-生产-实现……这样的话，资本可以展开无限度的再生产。其中的驱动力在于追逐利润，在于追逐剩余价值。这种循环运动与其说是“圆周”过程，不如说是“螺旋式上升”（spiral）的过程。

哈维谈到，螺旋上升的形态是一种不易处理的形态，在英语里就有“螺旋失控”（spiral out of control）这样的短语。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脱胎于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区分了“善的无限性”和“恶的无限性”：“善的无限性”是某种像圆周一样的无限性，可以无限循环下去而不会发生失控；“恶的无限性”则是那种会导致“螺旋失控”的无限性。

哈维指出，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这必然导致一种恶的无限性，那是一种没有极限的积累，为了积累的积累。哈维指出，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可生产的商品量也是有限的，而资本采取的一种没有限度的形式就是货币。当前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不断增加货币供应，但这会导致一个难题：在这样的货币供应条件下如何完成价值增殖。

在哈维看来，这种积累过程供奉于复式增长（compound growth）的系统，这造就了指数式增长的曲线。在18世纪、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当商品生产的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复式增长还没有产生严重的问题；但从1970年代开始，复式增长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导致了诸多的危机。

在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哈维对“螺旋式上升”的空间和时间展开讨论。在时间问题上，利润驱动的竞争性的资本追求持续不断的加速运动，而生产的加速迫使价值实现也随之加速，因而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在消费市场创造出对于商品的需求和欲望。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阶级生存在温饱线上，其要求还只是简单而基本的衣食住行；而从彼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伴随着不断拓展人类消费欲求的过程，消费的时间周期也随之大大地缩短了。

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出很多快速报废的商品，驱使你不停地更新换代自己所使用的商品，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19世纪，时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如今已经充分大众化了。产品的性质也由此发生变化，为了尽可能地缩短消费时间，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消费形式：景观（spectacles）的消费就是其中一种形式，如世界杯、奥运会、大型展览等；再如媒体消费，也是一种即时的消费。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时代涌现出很多关于消费主义的社会斗争。哈维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会更关注生产过程中的斗争，这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状况有关；而如今时移世易，我们应当对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斗争予以比过去更多的关注。现在的普遍趋势是，资方在生产过程中有所妥协，可以给劳工开出不低的工资，却在价值实现过程中进行回收。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地考察生产和实现之间的对立统一。

哈维指出，一般研究者往往只着眼于阶级斗争与生产的关系，但事实上在价值实现领域，中产阶级、无产阶级、流浪汉是有可能构成同盟的。哈维表示，问题在于，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很多人宁可选择相信正统，而不是直面现实。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今日世界的很多斗争都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斗争，例如，土耳其因盖齐公园遭强拆而引发的抗议运动，巴西因公交地铁涨价而引发的抗议运动。面对这些新形式的运动，我们需要探寻新形式的政治过程，把这些社会运动与传统的劳工运动整合起来。在哈维看来，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应该是生产斗争和价值实现斗争的结合。

在空间问题上，随着螺旋的旋转，它会逸出自身的空间，寻求以“空间修复”（spatial fix）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哈维指出，这是一种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当资本无法在一个区域内实现积累和增值的时候，它就要寻找另外一片区域，通过多种机制来吸纳和消化过剩的资本。哈维以19世纪中叶发生在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历史过程为例，当时，英国贷款给阿根廷，供阿根廷修建铁路；而作为条件，阿根廷必须购买英国的钢铁、火车、轮船，以消化英国的过剩产能。这是过剩资本从一个区域流向另一个区域的经典方式，在20世纪，美国、日本都是这样行事的，198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是如此。

然而，这个螺旋式上升的系统是充满内在矛盾的，矛盾激化的时候就会爆发危机。新近的一个例子是2008年在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而在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当美国发生区域性的危机，全世界就都会陷入危机。当金融链条断裂、住房市场崩溃的时候，美国政府选择营救金融机构，而不为失去房子的普通人提供住房；而当中产阶级沦为无家可归者，他们也就丧失了消费能力，美国的消费品市场一旦崩溃，全世界给美国供货的地区也就随之陷入危机。多数国家试图通过紧缩政策来走出危机，但在哈维看来，这不过是加剧了贫富分化。

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陷入困境。面对危机，中国尝试将生产性消费作为解决方案，动用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展开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高铁、房地产等领域因此获得了惊人的投入，并且强有力地推动了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这不仅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是一股强劲的刺激，也对全球资本主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些为中国建设提供原材料或技术的国家，经济都迅速复苏。

哈维指出，中国目前所做的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很多对照。例如，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通过重建巴黎来解决失业问题；二战之后，美国通过冷战的军备竞赛和大规模的郊区城市化（suburbanisation）进程来消化过剩的产能。在哈维看来，中国如今是在做类似的事情，但规模又要比当年的法国和美国更为巨大。哈维列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数据对比，中国在2011年到2013年这三年时间里消耗的水泥量（65亿5100万吨），要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一百年的时间里消耗的（44亿500万吨）还要多。

鉴于当今世界面临的经济危机形势，哈维重申他的基本立场：资本主义的螺旋式上升已经失控了，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这样的立场，哈维在美国饱受攻击，被斥责为“疯狂”。但他坚持这一立场，并且解释道：反资本主义既不是他的DNA因素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的奶奶是一个“疯狂的社会主义者”，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直到35岁才开始阅读马克思；反资本主义是因为，纵观当前的世界形势，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这是他认定真正理智的立场。

哈维以城市空间为例予以说明。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当前的城市化进程是为了那些投资者而建设城市，而非为了民众宜居；人们进行不动产投资，是为了增值，而不是为了居住；全球各地都存在库存住房难以消化的问题，少数人占有大量的房产，却又有数不胜数的流浪者无家可归；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数以百万的中产阶级流离失所，金融机构却仍在牟利，而政府的干预也是服务于资方，导致大量财富从多数的贫困平民流向极少数的富裕精英。哈维强调，资本主义的动态机制才是非理性的，我们必须设法控制住资本主义的螺旋，否则就将被过剩的水泥淹没。

哈维倡导，必须要开展社会运动来抵抗资本主义的剥夺机制。但他又清醒地意识到，由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往往是异化的政治活动，正如我们所见证的，这样的活动会产生特朗普这样的人物，或者是欧洲的新法西斯主义，因而，当下是一个异常危险的时刻。

哈维最后说道，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分析让大家认识到：问题不在于民众是愚蠢而懒惰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但我们又不被容许批判资本主义。哈维表示，他并不属于那种认为资本主义一无是处的反资本主义者，他并不否认资本主义也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资本的疯狂的螺旋，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将马克思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纳入到我们的政治结构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新型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运动，来努力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