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诫》编剧：全欧洲的电影都在变坏

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去世已有二十年。他在盛名之时骤然因心脏衰竭去世，死前常念及的是自己的退休计划和“迫切需要重新建立一些基本价值观”，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波兰一个省的导演”。

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个矛盾而复杂的人，一如他的影片。纪录片导演出身，却发现镜头离被拍摄对象愈近而他们愈远。“镜头不可能在卧室拍人们做爱，因为做爱需要不被打扰”。而他渴望探知更深的人性，所以转而拍摄电影，让人们在屏幕上假笑假哭假装死去，以假作真。

他悲观又乐观，或者说总试图用乐观打败悲观。在基氏电影中，结局通常不是太好。即便是开放式结局可以由观众的意识自然流向一个内心的结局，也是悲多喜少。他曾说过，人内心里的爱和外部环境总是不相容，因此往往产生悲剧。

但是他又并非全然冷酷。尤其是后期作品《三色：蓝色，白色，红色》（Three Colours） ，他在每一部里都安排了一个佝偻的老人，每次都在街头费力地扔一只瓶子。最后一部中，女主角帮了她一把。基氏用一生探知人性，触碰人生的无望，刻画了那么多被爱和命运所苦的人，“生了又死，生生不息”。

仿佛是最后的皈依，他皈依了博爱。“蓝白红”系列之末篇《红》（1994）中天真无邪的女主角比他此前几乎所有的角色都健康、勇敢、善良、正义。她劫后余生，从茫茫大海被投向未知的命运。

人们喜欢把基氏的作品分为波兰时期和法国时期。尽管他在国际上的扬名主要来自法国时期的“蓝白红三部曲”，更多人真正热爱的却仍是其波兰时期的代表作《十诫》（The Decalogue, 1988）。

十个不到一小时的短故事，在波兰走向第三共和的历史转变时期拍摄。这是一个政体转型而文化管理较松的时刻，因此基氏自认自己赶上了幸运的时代。因为审查制度和在电视台播放的限制，十个故事没有明显的“政治”，亦简洁易懂，毫不晦涩。

拍摄《十诫》是基氏电影世界中另一个重要角色——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茨（Krzysztof Piesiewicz）的建议。二人相识于早年基氏欲拍摄一部关于法庭的纪录片，经人介绍认识了律师皮耶谢维茨。原本设想半小时结束的咨询谈话变成数小时的长谈，又在此后基氏的一生中变为无数个小时的谈话。他们无话不谈，妻子、邻居、一切。在拍摄“蓝白红三部曲”的三年中，二人住在一起，是对方最亲密的好友。

基氏曾言对自己影响最深的是莎士比亚、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而不是电影人。因此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文学性，深信故事蕴含的古老哲学性。

影片粗粗围绕“摩西十诫”而来，所有的故事发生于同一片华沙的居民区，铅灰色外观一模一样的公寓楼压抑而同一，每一扇窗里的人却正度过完全不同的人生。相信神还是相信科学，相信法律还是相信人性，相信爱情还是折服于命运，相信生命的价值还是屈从于恐惧，相信亲情还是屈服于金钱……对与错、命运与机遇、忠诚与背叛、归属与流离，两位克日什托夫在日日夜夜的讨论和烟雾缭绕中想出的这十个故事囊括了不可思议之多的人生难题。

它们自然地发生，不为人力控制，不知走向何方。观众好像影片中众多的跟踪者和偷窥者，不自觉地被别人吸引，痴迷虽然最终能解，但是雁过留痕，声声不息。

此后，法国时期的“蓝白红三部曲”依然是两位克日什托夫的携手之作。彼时波兰已经成为共和体制，共产主义急剧向资本主义转型，原有的价值体系崩溃，从死亡、尊重、到爱都可以被定价出售。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基氏曾说过：“在波兰，人们只想着今日或者今晚。”在一个电视纪录片中，他亦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波兰人不想共同的未来，只想为自己多争到一点未来；人们不希求公平，只希望自己能比邻居们得到多一点公平。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非常短视。波兰已历经许多灾难，这些灾难毁了我们。”

痛过之后仍是痛，法国时期的“蓝白红三部曲”却褪去了波兰时期坚硬的色泽。同样地使用滤镜，波兰时期的铅灰是现实，法国时期更加多彩的滤镜却像是艺术，美则美矣，却终究软弱了一点。

由上海师范大学电影研究中心策划，上海国际电影节、波兰文化中心、波兰电影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逝世20周年特别纪念活动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

6月14日，澎湃新闻记者与几家媒体一起与《十诫》、“蓝白红三部曲”、《两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1991）的编剧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茨作了一次茶叙。

皮氏已老，也认老。在他眼中，过去三十年中波兰“在结构、自由、前途方面变得更好”，但“亲密关系和创造力都没有了”。当年他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秉持的“意大利新实际主义”也已在波兰，乃至整个欧洲失落。“现在的波兰电影总是想评价历史，但很少表现百姓的生活。他们总是想在电影中美化实际生活，这是最遗憾的一点。”说完这些，皮耶谢维茨顿了一顿，说：“当然，我对现在的不满也可能是因为我老了。”

皮耶谢维茨健谈，每一个问题都能扯出多条头绪。他谈古，也思考现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已久，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世界。皮耶谢维茨说正与美国人合拍新《十诫》，“坚决不改剧本，因为他（基耶斯洛夫斯基）最初教给我的我仍然记得：剧本是一个方程式，掉了哪里都不可以。”

【以下为皮耶谢维茨口述】

和基耶斯洛夫斯基

他注意力集中，非常有想法，注重细节和人心。最重要的是他很直接。

和他认识之后，我们都意识到了镜头，乃至“隐形”镜头对法官的影响力。后来我让他在每次我辩护的时候来，即使不带摄像机和照相机，也会令法官的审判更加审慎和公正。

某日他来找我，问我要不要做艺术家。说完他自己笑了，因为觉得自己都不是艺术家。他确实一点也不像，像行政工作人员——准时到目的地，穿着很正式。

初识的时候他很悲观。当时他刚拍完上一部作品《机遇》（Blind Chance，1981），自己并不特别满意。政府也不喜欢，影片直到到1989年才上映。

当时波兰政局发生变化，影片虽然在波兰能看到，但报纸上会发布错误的上映消息误导观众。谁知这样一来观众更多。这部电影很重要，现在依然如此。

合作时他已放弃拍纪录片，这是道德方面的原因。他想拍更深刻的电影，但不想利用真正的人。不像现在，记者拿着相机去哪儿都行。

后来我们开始一起写《无休无止》（No End，1984）。这是唯一对波兰这段时期的描述。影片中没有坦克，没有武器，讲述的是人们的观念和内心。

拍完之后我开始喜欢这种工作，此时我们开始谈《十诫》的故事。故事写了一个月。这里要提到一件事：来中国之前，我开始了解中国的情况，比如孔子的哲学。孔子的五个原则可以拍五部很好的电影，非常美。

开始的两三年时间里他是我的导师，告诉我如何写剧本。他去世之后我依然记得他跟我讲的东西——剧本是数学的方程，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如今我开始跟美国人合作拍摄新《十诫》。他们每次都希望修改，我跟他们说这样不行。

电影和政治

拍完《无休无止》之后，与政府亲密的报纸对这部电影很不满；人民也不满，因为它不是告诉你跟要政府大战；教会也不满意，觉得它是没有道德的。但它讲的是真正的故事。我们不问政治，拍的是实际。

每一部讲实际情况的电影都会影响到政治。1970年代时很多波兰电影家联合起来遵循一个理论：给观众看实际的世界。他们通过水滴给观众看整个世界。

《医院》（Hospital，1976）、《工厂》（Factory，1970）、《电车》（The Tram，1966）。还有一部叫《初恋》（First Love，1974），他用两年时候关注一对情侣的生活。除去时代背景的不同，他们的烦恼与快乐与现在的人并无二致。

波兰电影与欧洲电影

现在的波兰电影让我最遗憾的是，它们说的都不是真话。当然不是每一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关乎的是真话和博爱。我们最喜欢的是那些幽默的作品，比如《十诫》的第十集，以及“蓝白红三部曲”的《白》。

幽默是看着别人的时候要爱他们，不是嘲笑。

我的遗憾是未拍更多委婉地讲人的故事。不判断好坏，仅仅讲述他们的故事，拥抱他们。

《两生花》

我们拍《两生花》的时候他已经有心理问题。这部电影是试验，试图通过画面讲更多看不到的东西，这可能有点冲突。

拍电影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让你看到画面看不到的东西。特别好的油画也能让你看到这种情况。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何这部电影到现在都非常流行，我们当时只是在玩。

这部电影在亚洲国家最流行，尤其是年轻人中间。在以色列的一个电影节，我出门的时候看到十几个姑娘，肯定出生于这部电影之后，看到我就激动地大声喊。

这部影片是关于寻找不存在的东西，寻找灵魂的伙伴，与神或者别的什么同行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必须是来自女性视角，因为女性可以更好地代表故事，给编剧更多的机会，矛盾和冲突更多。女性偏向直觉。男性有直觉的时候则非常危险。

波兰变好了吗

有一次他跟我说，当情况不太好的时候才好。

有好几层意义，有结构方面，有自由方面，有前途方面，总之这些有变好。但是亲密的人际关系和创造性的东西突然没有了，这是矛盾。

当时的电影也比现在好多了，理由有很多。其一是当时从波兰大学毕业的电影人特别好，因为他们的教授在实行共产主义之前拿到学位。

但波兰电影变坏不仅是波兰，全欧洲的电影都在变坏。

从前的欧洲电影个人印记明显，现在则分不清导演是谁。

现在这个时刻对全欧洲的文化特别重要。以前有波兰电影学的特色，现在在波兰拍的电影不少，但仅技术还不错。这些新电影都想给历史作评价，但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讲的，这样就没什么意义。

欧洲现在很少有电影在寻找百姓的实际生活。作品应该给人们介绍周围的世界，因为他们要上班，没时间看周围的世界。

还有一点，无论电影还是纪录片，很多导演喜欢改善实际情况。也许以后会改善，但其实我是悲观的人，我老了。

《无休无止》代表我上一个阶段的结束。这个阶段是团结和革命。后来的波兰破坏了这个情况，以后不会有了。

《十诫》

《十诫》最大的影响来自童年妈妈给我读的儿童故事，这些故事在我观念形成的时期深深烙进了我的脑海。

在28-31岁做律师时，我接过因为政治原因或者非常悲惨的事站上被告席的人。我不问他们到底干了什么，而是“你对自己做了什么”，“现在应该怎么办”。这就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每个人都有责任，或许是社会的错误。

《十诫》中公寓楼那种冷漠是事先就策划好的。现在觉得，当时拍得有点太过了。

《十诫》的第五集特别重要。有句话对我个人非常重要的话：已经做了吗？已经完了吗？你告诉他我从来不会说已经完了。

影片播出的三个月后死刑废除。

即使现在我也认为无论如何罪犯不应被判死刑。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他们做过的事，而是如果我能接受这样的方式，我就是我们同意杀别人。如果被侵害，我们可以保护自己。

新《十诫》

我们现在的空间受到科技的限制。到现在没电影讲述这个情况。坐电梯的时候有十个人，各自拿着手机。不知电脑是否让我们更亲密。

他去世之后拍的《地狱》，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可以给每一个人打电话，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与之聊天。我认识一个波兰诗人，某次他喝酒之后出门，跟我说，建筑那么多，但是他们无处可去。

最近三十年在文明方面变化特别大，可能要重新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