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南大“男神”教授张一兵：现在是中国哲学发展最好的时期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异宾（笔名张一兵）专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兼涉欧陆哲学和后现代思想，不过南大师生们更喜欢叫他“男神”或“兵哥”。

5月13日，张一兵以学者身份接受澎湃新闻专访，就福柯、哲学在当下中国的境况娓娓道来：“现在中国社会居主导性的是商品价值尺度，一切都被功利化，遇事一定要问‘有什么用’。但哲学的无用就是它最大的用处。”

“男神”两鬓已有些许白发，自有一股儒雅之风。他说：“哲学遇冷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往后在物质富足之后，当国人的精神、灵魂需要有所依托的时候，国人便不再仅仅去追逐空空的大别墅。”

当天下午，张一兵还做客同济大学，围绕福柯展开同济大学人文学院70周年院庆演讲。今年5月，他所著《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柯启发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世界

张一兵不止一次说起，如果福柯站在今天的讲台上，福柯最可能讲的一段话会是：“我不是一本《圣经》，而是一个范式工具箱，更奇怪的是，这个工具箱却会幻化为一个个不断扔向自己的手榴弹。”

“他不希望人们接触他的时候像我们读《圣经》一样，每句话都是必信的。他的文本之间是发生断裂的，第二个文本否定自己的第一个文本，第三个文本否定前两个文本……每一个文本都是投向他自己的手榴弹。他是一个工具箱，这个工具箱让我们更富创造性地思考。”

“我们成长于正常人的一个知识和教化过程，但福柯从懂事开始，就生活在一个被我们判断为不正常的世界，比如被贴上‘性倒错’的标签。他看待世界和我们不一样。”张一兵说，我们通常接触到的是直观的、被认同的东西，但福柯观测到的很多是无法直观的。比如，看不见的奴役。

“福柯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权力不是可见的杀戮和强迫，而是微观的，如毛细血管般的权力力量。今天，资本对人的奴役来自于看不见的细节支配。”

张一兵举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描述的全景监控主义。“现在很多人的办公环境都是大通间，员工在做什么，管理者都能看到。从空间上说，现代工厂和现代公司里的管理模型就来自福柯此书讨论的边沁那个全景监狱。”

“我们讲平等、公正，马克思讲剩余价值的剥削，这一切都是可辨识的。但福柯说的看不见的奴役，是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公正的东西。”张一兵由此感慨，福柯之存在给人最重要的启示是，看见不可见之物。

“在我们民族旧式的文化传统中，同一性和同质性是最核心的部分。大家特别想去趋同，教育孩子也是如此。在幼儿园，都是听话的孩子有大红花。应试教育把大家的标准答案变成一样。而福柯，让我们有可能从另一个非同一的异质性角度观察这个世界。”

哲学遇冷，中国文化尚未跟上经济快速发展步伐

在国内，读福柯的年轻人并不多，网上也有不少“福柯晦涩难懂”的评价。

而在法国，福柯于1960年代出版的《词与物》及其后来的著作都是热门畅销书。张一兵甚至形容福柯作品受法国文化界欢迎的程度“像我们中国老百姓抢那个马桶盖一样”。

张一兵直言，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知识接受层和法国不一样。

“中国高中生不怎么读哲学。但在法国，像萨特这批最好的哲学家的第一份工作全是高中哲学教师。法国规定，你做哲学研究，第一件事是到中学当哲学老师。所以法国孩子从中学开始就接受很好的哲学、艺术训练。那么福柯的书写到再难懂的地步，法国人也还是可以读懂。”

“就像法兰西学院系列演讲是面向公众的，不是局限在大学里，街上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听。福柯、布尔迪厄、阿隆这批法国思想界大师，他们讲的内容能被法国受众接受，能够得到传播。”

身为哲学系教授，张一兵对于中国当下的“哲学遇冷”深有感触。他向澎湃新闻坦言自己担任南大哲学系主任时，以哲学系为第一志愿的学生数量，曾连续三年为零。

“我经常会开玩笑说，大概全世界只有中国的金店中有手指头粗的金项链，这在马克思那里是非常明显的拜物教表征。实际上，一个人越是没有内在东西，就越需要外在东西来表示富有。就像我们现在追求开豪车，还有富二代开四百万、六百万的车然后随意在路上撞坏它。拜物教在中国达到了一个很恐怖的地步。”

“在一些欧洲民族几百年现代化的进程里，它们的文化存在和经济过程是一致的。经济水平到一定程度，它的心理、文化、知识、传统也积淀到一定程度。”他告诉澎湃新闻，“我们是用三十年做了人家三个世纪做的事，这在物质财富的积累上是可能的，然而我们所有的非物性存在状态仍然是旧的和畸形的。”

现在反而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好时代

张一兵还告诉澎湃新闻，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境况并非一直爆冷。“1977、1978、1979年，那时高校文科的最高分都在文学、历史和哲学系，那时南大还没有商学院和法学院。”

在他看来，哲学的冷热和时代密切相关。“毛泽东既是哲学家，也是诗人、历史学家，他治理国家时更关心的是人和生产关系。在那个时代里读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出来容易进机关，被关注和提拔。”

“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要的社会发展模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是务实的、创造财富的，因此‘工具性’成为人才培养最主要的部分。”这种工具性延续到现在：中学里的高分学生往往优选理工科，即便文科生的最高分也倾向于商学、法学、外语之类的工具性强的专业。“文史哲加上艺术，毕业后都不能直接成为饭碗，就被边缘化了。家长们不能理解，花几万块钱送孩子去哲学系，出来后却不知道干什么。”

“但这只是一个民族特定的历史阶段。哲学、音乐、艺术，这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达到富足阶段之后，人们才可能去享用和追逐的。”张一兵举例自己有一次去法国，咖啡厅里坐对面的老太太如果听说你是哲学系教授，会马上来兴奋地与你聊天。“为什么呢？她有话题。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人们在一起并不是谈股市追逐时尚。而且家境最好的孩子首先选的是神学、艺术、哲学或者音乐。因为他们不必去忙吃喝，这些学科和人的心灵相关，和我们对存在的生命的理解相关。”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正常的。在大家还在为生计忙碌的时候，你让大家去学哲学，这是很奇怪的事。但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现在反而是中国哲学发展最好的时期。”

他说，因为像哲学、艺术这样的学科，如果和权力中心或金钱利益搞在一起就一定是伪科学。“你想姚文元、张春桥当时写的文章，那个哲学是什么哲学啊，它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像今天，越在聚光灯下的，越可能是伪科学。为什么呢？它在某种利益的关联中，怎么可能真正去说真话？不可能的。”

在他看来，哲学的学科个性像冬天的腊梅，在严冬中才会开放。“当真正和权力、物质利益脱离关系的时候，哲学这个学科才有它的个性，形而上学这种特质才能表现出来。如果你成天满脑袋想的是钱和权，你不可能真的进入到哲学的思考中。”

令张一兵欣慰的是，学校里真心喜欢哲学的人现在又一点点进来了。“我觉得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富足，一个历史时段后哲学会回归民众的精神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