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春秋︱“大海里捞出土地”：1960年代的崇明围垦纪事

崇明岛位于长江入海口处，是中国的第三大岛。这是一片会生长的土地。1949年崇明岛的面积是600多平方公里，如今的崇明岛面积足足大了一倍有余。崇明不断生长的自然成因是由于万里长江所携带的巨量泥沙不断淤积，而如今我们看到的大量良田，那是有潮涨潮落的芦苇滩涂人工开垦而来，那承载了一部滩涂围垦史。

据上海围垦的史志上记载，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崇明岛上曾开展过两次大规模的围垦，第一次是从1959年的冬天到1960年的春天，基本是由崇明岛上的居民和农民近万人进行围垦，共围得土地6万多亩。而第二次围垦则是从1960年的秋天到1961年的春天，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举全市之力，围垦崇明岛上的海滩荒地，建立上海的副食品生产基地。全市各区的干部、工人、教师、学生、店员和社会青年、里弄居民等3万多人响应号召，渡过长江，奔赴崇明，参加围垦，历时半年，共围得土地11万多亩。

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当时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当年的中国面对的现实是，粮食短缺、供给困难。民以食为天啊！中央号召要“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对于像上海这样一座大城市来说，解决上海老百姓的吃饭、吃菜问题，是当务之急。当年上海造出了第一条“东风号”万吨巨轮第一次航运就是去天津和青岛抢运大白菜，供应上海市场。上海的柏油马路上种不出庄稼，要产粮种菜养猪，于是上海市委市政府紧急动员全市人民，大规模地围垦崇明以及南汇、宝山、奉贤等地的滩涂荒地，向大海要土地，让荒滩变良田，建设农副产品生产基地。

当年有部纪录片，详细地记录了1960年秋天的大围垦。从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崇明海滩上有一股潮流正由远而近滚滚而来，似是大海涨潮，不过那是人潮，大批的围垦大军正在向滩涂进发。

参加这次大规模围垦的几乎全是上海市区的居民，当年的青壮年围垦者如今都已年老。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回忆起当年报名参加围垦和渡江奔赴崇明的情景。

当年担任徐汇区区长的李守咨是自己报名参加围垦的。他说：“自己报名参加，经过批准之后感觉非常光荣，能够为国家去围垦土地，多打粮食，多作贡献，感觉非常光荣，没有其它想法，就是要打着铺盖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 他担任了第二次全市性大围垦的副总指挥。

陆华田老人如今已年逾80了，去崇明围垦前，她是长宁区一名风华正茂的团干部，回忆往事说：“全市一共3万多人去崇明围垦，我们长宁区大概也要有几千个人了，我记得有机关干部、教师，工业、商业系统，全部都抽人出来的，大家都自觉报名，像我那个时候在长宁区团委，一般来说，去的都是比较年轻力壮的，大家报名。”老人当年是团干部，她记忆犹新的是，当年出发去崇明是跟大部队出发的，那是1960年的10月14日，凌晨五点多钟登岸，要等潮水的。当渡船靠南门港码头的时候已经是拂晓了。大家背着背包，拎着装脸盆的网袋，一路唱歌给自己鼓劲，一共走了五六个小时到驻地，精神面貌真的是好，可以说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廖发永老人连半个世纪前哪一天去崇明参加围垦的都记得很清楚。“我走的那天是1960年的9月15日，应该说是最早的一批，到崇明去的第一批，当时因为响应党的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那时候积极报名，还写了决心书，我记得好像是在长宁区花园村饭店集中的，集中以后就到崇明去了。”

这些围垦人来自于全市的各行各业，在1960年的秋天，像大海的排浪一样涌向崇明海滩。政府号召，他们响应，国家有难，大家担当，这就是他们的共同记忆，也是上海的光荣历史。

有一种苦难叫光荣

1960年代的崇明大围垦是上海市的一项重大工程。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宋日昌同志担任了围垦领导小组组长和围垦指挥部总指挥，市里面相关的区、委、办、局的领导兼任副总指挥，而李守咨这个副总指挥是全职的，用他的话说，是一直守在围垦工地上的。

翻开当年的围垦地图，崇明大围垦是由上海的一些区、局分段包干的，当年的黄浦区、吴淞区和高教局围垦新安沙，当年的卢湾区、长宁区、徐汇区、普陀区负责合隆沙围垦工程，当年的杨浦区、闸北区、静安区和南市区则在百万沙围垦。

数以万计的人们涌向崇明，如何解决衣食住行，都是大问题。

在长江浅流季节，海水倒灌，围垦滩涂附近的水源都是咸的，为了能喝上几口淡水，人们要从几里地外去挑水，这真是一滴水，一滴汗。而平日饮用水，也会有故事发生。廖发永老人当年是一个拖拉机手，他记得那时干活确实是没日没夜，有时候晚上还要开拖拉机，因为嘴巴干得不得了，就到沟里面去捧水喝，第二天早上一看，这水沟沟里全是蛆，全是虫，“这种虫，我看了很惊心。就后悔，就恶心，怎么把这么脏的水都喝下去了。当时一门心思想的是围垦。”

在记录崇明大围垦的历史影片里，可以看到很多围垦人在海滩上搭建芦苇棚子的镜头。3万多上海市民来到崇明参加围垦，为解决住的问题，就地取材，割下滩涂上的芦苇，作为建房的材料，用芦苇编吃饭的桌子，搭睡觉的窝棚。

围垦人当年睡在芦苇棚里，常常会看到有螃蟹出没：“当时刚去那几天，记得就是搭了一个很大的像剧场那样的房子，其实全是芦苇搭出来的，里面要住600多个人，也没床的，就是割下来的芦苇铺厚点，铺好之后大家都睡通铺，人挤人，所以每个人都要侧着身体睡觉，就像一条条黄鱼一样睡着。睡到半夜，甚至螃蟹也会钻上来，因为我们本来就睡在地上。”

李白诗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年行走在滩涂上，也非易事，滩涂上芦苇的根部是很坚硬和锋利的，把鞋子扎烂、把脚板戳破的事时有发生；而在海滩的淤泥里行走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海滩上全是淤泥，人一踩就陷进去了，有时候烂泥深的地方，整个人都会陷下去，发生过参加围垦的人陷到泥潭里而牺牲的事情。所以人要趴在淤泥上，趴着面积大了，就不会陷下去，所以不是走路，而是在爬着前进。

陆华田老人还记得，他们当年在合隆江的淤泥上匍匐爬行时，她还创作过一首歌曲，她回忆道：“我看到很多人在淤泥里陷着、爬着、跌倒，浑身是泥浆，都像泥鳅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间想到了战争年代‘跌倒怕什么’这个主题思想，脑子里一下子即兴创作了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作词作曲的，我一面爬，一面高声在唱，‘农业要大办，粮食要过关，围垦的大军进沙滩，天大的困难我们来担，要叫那荒滩彻底把身翻，要叫那龙王乖乖听使唤，要叫那大自然服从安排，要叫那合隆沙献出粮菜。’我唱这首歌是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

在那年代，食品尤其匮乏，吃饭要粮票，吃肉要肉票，所有物资都是计划供给，而短缺是最大的问题。崇明大围垦虽然是上海市的一项重大工程，但是市政府没法提供更多粮食和猪肉，让劳动强度到极限的围垦人享受特殊待遇。

“围垦当中，干活不管怎么苦怎么累，也不增加口粮。围垦的人离开家时，把计划供应的肉票、鱼票、蛋票，全部留给家里，因为他们想要让家里的人吃得好些，他们就是拿着自己的粮票参加围垦的，干活这么累，肚子又吃不饱。参加围垦几个月以后，患浮肿病的人要占到百分之五六十，人都浮肿起来了。”

当天灾人祸降临的时候，当年的人们并没有怨天尤人、悲观失望，他们把艰难的围垦作为自己一种光荣责任。参加围垦的只有3万多人，而各行各业有更多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计报酬勤奋地工作着，还有干部和党员带头减少自己原本就很微薄的工资，上交自己节省下来的粮票，这是很多老年人对那个年代的记忆。

大海里捞出土地

围垦首先就是要围堤，要筑起大堤，挡住海潮，才能开垦土地。崇明大围垦历时半年多，共修筑了46.5公里的江海长堤和6座拦洪大坝。由于当年围垦的机械化程度很低，打的就是人海战役，拼的就是超强的体力和毅力，围垦中最累最苦的活就是挑大堤，全靠一根扁担，两个肩膀，一副泥筐，一担一担挑上去，即便在冬天里，冰天雪地照样做。在淤泥地里穿鞋没法走，大家就打赤脚，克服艰难困苦。

修筑堤坝最关键、最紧要的阶段就是大堤合拢的时刻，如今很多老围垦印象最深的是大坝合拢时筑起人墙搏击风浪的场面。当时风高浪激，投下的草袋土块被风浪卷走时，很多围垦者就会奋不顾身地跳到水中，筑起人墙，用身体去阻挡浪潮。

王国章老人回忆说：“我记得有一个叫李东如的人，是哪个区的区委书记，还有一个姓周的区长，跳到河里，那时候什么天啊，多冷啊，把水堵住，再把烂泥草包推下去，去填那个缺口，让大坝合拢。那时候我也跳到冰冷的水里，人就这样精神啊。很多领导干部，真的是冲锋在前。我就觉得，那个地方，那个年代，体现出一种党的力量，党员模范的力量，领导干部的力量，真的是感动人啊！”

陆华田的记忆总是那样激情和浪漫：“我看到的一幕我觉得是很激动的，好多女同志跳在水里，因为一段缺口，她们就跳下去排成人墙，是用自己的胸膛堵潮水，潮水凶猛到什么程度？一个浪过来就把你的人埋掉了，这个时候，我听到有一个共青团员就喊了：我是海鸥，我是海鸥。好多小青年跟着一起喊：我是海鸥，我是海鸥，海龙王你来吧，潮水你来吧。这个时候我也一起跳到水里，我马上就接下去高声喊：你潮高一尺，我高飞一丈，我们高高地飞翔。情绪很是激昂。”

一座座大坝就是这样合拢的，一条条长堤就是这样建成的。崇明大围垦，是一首和平年代的英雄史诗。有一位老围垦说，这大片的土地是我们从大海里捞出来的。

解决燃眉之急

这一次举全市之力，有3万多市民参加的崇明大围垦历时7个多月，共围出土地11万多亩。崇明围垦边围边垦，围垦人为了救城市农副产品供应的燃眉之急，为了不误农时，他们立刻就在刚刚围好的土地上割除芦苇，兴修水利，翻田播种。当年围垦当年生产，大部分的土地当年就种上水稻，水稻苗不够，从川沙、浦东、宝山、嘉定运过来，围垦种地正值大冬天，副市长宋日昌打电话，请农垦部把东北垦区的拖拉机调来翻地。开荒完成后就种粮食，种蔬菜，直到1963年一部分土地便开始提供粮食了。

大力发展养殖也是出路，差不多各个农场都发展了养殖。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展的两次大围垦中围出了大片的土地，从1961年4月起，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建立了很多的畜牧场。到了1963年，这些畜牧场又调整为国营农场。养猪的时候呢，崇明农场搞了个新式养猪法，叫“干饲料，自动食槽，大群饲养”，当年，国务院南方养猪会议到新安沙开现场会议，推广这个养猪法。

这片土地上所出产的粮食、蔬菜、肉、鸡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装进了上海老百姓的米袋子和菜篮子。

大围垦结束后，很多围垦人告别了崇明，回市区工作了，但也有人留下来了。李守咨没有再回去做区长，而是担任了上海农垦局的副局长，从围垦人变成了农垦人，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工作的转变：“我个人感觉这样很好，我热爱农垦，喜欢搞农业，把农场搞起来，这个成绩比较明显，看得见，抓得牢。”

半个世纪过去了，很多老围垦回忆往事遥想当年，还会激动不已，陆华田老人说：“这个是我一生当中刻骨铭心的这一段历史，不管对国家也好对人民也好，对我们自己也好，我觉得是不应该忘记的。”廖发永老人说：“我有时候很骄傲地说，这片农场的土地我是老祖宗，因为全是我们亲手围垦出来的，到现在成为很正正规规的农田了，当时确实是相当艰苦的。”

半个世纪前的崇明大围垦为上海创造了很宝贵的土地资源，如今崇明正在建设现代化、环保型的生态岛。同时崇明大围垦还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半个世纪前的崇明大围垦不仅仅是老围垦们的个人记忆 ，它更应该成为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

（本文由《档案春秋》杂志授权刊载，原题《崇明围垦纪事》，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