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探望权”被法院限制高消费，四川女子成了“精神老赖”

“我没欠别人钱，也无经济官司在身，又不是‘老赖’，法院凭什么对我‘限高’（高消费）？ ” 成都单亲妈妈蔚女士对此感到困惑。

2016年5月1日，蔚女士在探亲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身份信息无法购买到动车票，随后得知原因是“未履行离婚协议中让前夫每月探视两次孩子的约定”，被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由此，她的一切高消费均被限制，包括乘坐高铁。

而她认为，“探视权”是一种精神权利，法院因此对她采取的“限高”措施已经延伸到了经济层面，“于法无据”。

但负责该案的法官却解释，在人们通常的观念里，“老赖”一般为欠钱不还的人，但在法律上，指的是所有“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被执行人。

对此，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平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夫妻离婚因孩子探视权而被“限高”虽不适合，但也并非毫无依据。这起执行案件的关键在于，女方是否履行了协议约定。

离异妈妈被“限高令”困扰

蔚女士发现，她于4月15日就被列入了最高法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但到5月1日才发现。她说，4月初购买了今年“五一”回家探亲的机票和到转火车回去的单程票，但等到需要返程时才发现，她的身份证已经买不到火车票了，她因此没能按时回单位上班。

蔚女士认为，法院对她执行的这项强制措施已经给她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若“限高令”不解除，接下来，她将面临无法购买机票、申请房贷，以及孩子就学择校等诸多问题。她现在最担心的是，被单位安排出差需要坐飞机或高铁怎么办；她想购房，父母已经帮着把首付准备好了，可是办不了房贷。而她现在和父母住在出租屋里。

但蔚女士说，这一切问题的“症结”根本就不在她这里，“我积极履行了相关义务，但对方（申请人）自己不来探视，却要我履行探视约定，我如何履行？”

据蔚女士介绍，她与前夫宴男（化名）于2012年结婚，两年后有了孩子。2015年，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无法调解，协议离婚。

据成都市武侯区法院2015年7月30日出具的《民事调解书》显示，双方当时达成的协议是，孩子随女方蔚女士生活，男方每月向蔚女士支付孩子生活费4500元，教育及医疗费双方各承担50%，直到孩子独立生活为止。同时，男方每月探望孩子两次，每次不超过48小时；春节期间，每两年探望一次，时间为整个春节法定假日期间。孩子上学后，寒假、暑假各有一半时间的探望权。

“不到一个月，男方就向法院提出‘探望权’强制执行申请，8月31日法院就立案执行。”蔚女士说，实际上，这一个月里男方已经在她的邀请下探望了三次孩子，“简直无中生有，我对他这样做的真实目的表示怀疑。”

蔚女士向澎湃新闻记者出示了2015年7月30日至8月31日期间，宴男每次来探望孩子与她联系的微信、短信以及父子俩一起玩耍的照片，以证明自己的确履行了相关协议。

承办法官：“履行协议约定就可以撤销”

“强制申请立案之后到现在，男方再未主动和我联系过来探望孩子的事，他自己不来，这个也算我不履行协议吗？”蔚女士坚持自己没有不履行协议约定。

对此，记者联系了蔚女士的前夫宴男，他对澎湃新闻记者说：“相关证据都提供给法院了，法院已经做出了认定，法律是公正的，详细问题去问法官。”

据成都武侯区法院负责该案的法官张绍忠介绍，2015年8月，男方向武侯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男方称，调解书生效后，女方一直拒绝履行协助义务，请求法院依法予以强制执行。

在男方申请了探视权执行后，蔚女士亦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蔚女士称，离婚后，男方一直拒绝支付孩子生活费、早教费、医疗费用共计20433.6元，请求法院强制执行。

该案执行法官张绍忠说，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自动履行的，人民法院均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将这些被执行人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并且这一规定在2015年作了修订，明确了“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以后，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以及其他动车组一等座以上座位”。

张绍忠称，男方在认为探视权未得到保障之后，将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每月支付4500元的生活费减至2000元，因此，男方也因拖欠抚养费被法院列入“失信”人名单，但在法院的协调下，男方给付了拖欠的抚养费，法院就撤销了。如果女方也如约履行协议，法院也会依法撤销，并且对以后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

该法官说，在人们通常的观念里，“老赖”一般为欠钱不还的人，但在法律上，指的是所有“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被执行人。

法学专家：探视权与给付生活费不应混同

蔚女士的代理律师郭刚说，虽然蔚女士和孩子的父亲已经离异，但作为孩子父母这一身份永远变不了。终究也还算是一个家庭的纠纷，无论是男方还是法院方，明显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这根本不利于矛盾的缓和。

而一名要求匿名的的律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这是一个不好评价的问题。在他看来，“探视权”是因为亲属关系而产生，不具有财产执行内容，采取“限高”手段还是欠妥。可不这样又面临着另一个问题：法院用什么手段来敦促或者强制当事人履行这类生效的法律文书？

对此，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平。他说，“探视权”被限制高消费看上去不合适，但既然最高法有这么一个司法解释，所以也还是有依据的。就这个案子，给生活费与探视权本身是两码事，不应该扯到一起。

目前，蔚女士对成都武侯区法院将其列入“失信”名单一事提出了异议。成都武侯区法院称，执行组已将此案卷宗转交审理组，是否中止执行“限高令”，需等待进一步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