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事业先驱南丁格尔：“提灯女士”还是“复仇天使”？

生前身后，众口铄金

对今天正在欢庆护士节的人们来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这个名字无疑如雷贯耳。以无畏的胆识与悲悯的博爱，这位生于1820年5月12日的杰出人物决定性地改变了英国战地护理业，最终又在英国文化的强势推动下成了世界范围内公认的护理事业先驱。国际红十字会将南丁格尔奖章作为护士最高荣誉，她的生日则成为国际通行的护士节。

提到南丁格尔的别称，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提灯女士”（Lady with the Lamp）。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她手持油灯巡视英军设在伊斯坦布尔的斯库塔里（Scutari）军医院病房，无微不至地关照伤兵，依靠严格的管理有效降低了伤病员死亡率，从而赢得了这一不朽称呼。战争结束时，人们甚至将她描绘为手执油灯与柳叶刀的不列颠尼亚女神。

然而进入21世纪，一些不算友善乃至令人发指的词汇开始与她的名字一同出现在传媒上。2001年上映的BBC纪录片《弗洛伦斯·南丁格尔：铁姑娘》（Florence Nightingale: Iron Maiden）将她描述成“擅长操纵他人、神经质的、性压抑的女人”——几乎可以肯定这是男性视角中的女强人印象！片中甚至声称正是因为她“才让成百上千的士兵无辜死去”。而在2008年，BBC声称据其书信与私人日记改编的另一部纪录片《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则以看似温柔、理解的笔调徐徐抛出观点：“对她照管下数以千计的人们而言，这位圣洁的护士是死亡之吻。”

这些可能令医护人士倍感不适的词句，倘若穷究根底，能够追溯到1998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复仇天使》（Florence Nightingale, Avenging Angel）。令人惊讶的是，该书作者休·斯莫尔（Hugh Small）事实上对南丁格尔秉持着相当正面的看法。“复仇天使”一名事实上并非贬义，它描绘了这位战争结束时仅有36岁的女士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人际关系与实干能力，在其后五十余年里以近乎死硬的顽强向草菅人命的医疗卫生体系乃至英国政府“复仇”。今年四月，在刊登于《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斯莫尔表示：“（南丁格尔制作的）玫瑰统计图引领了卫生水平的提高，将英国预期寿命提升了二十年，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这两种观点相去何其遥远。

争议源于斯莫尔摘引的斯库塔里医院史料，它们颇有说服力地表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军设立的军医院里，南丁格尔掌管的这座虽然僻处后方，死亡率却长期高居榜首。由于军务部门选址时的玩忽职守，这座医院的公共卫生状况非常糟糕，排水问题尤其恶劣。因此，就算南丁格尔尽己所能，动用一切资源让医院变得更加干净、整洁、温情，在她新官上任的几个月里（其职务对应军衔在少校至上校之间），死亡率不降反升。她于1854年11月抵达时，该院死亡率仅为8%，到了次年2月，死亡率竟骤然蹿升至50%左右！甚至连并未受伤的病人也大量死亡——在此期间，南丁格尔却听信旁人误导，认为这是士兵缺乏营养所致。尽管她的学识远远优于多数政界人物，在公共卫生知识上却依然有所欠缺。此后，在专业委员会的指导下，排水设施得以改善，死亡率最终降至1%以下。

由于这一教训，南丁格尔日后很少主动提及斯库塔里医院旧事（警示世人的玫瑰图是个典型例外），同时也非常重视公共卫生问题。可以说，斯莫尔在书中对南丁格尔表现出了“同情之理解”。然而在通俗历史盛行的当代，若干写手如食腐兽般闻臭而至，断章取义乃至故意歪曲，最终竟从“复仇女神”偏移到“死亡之吻”之类的谰言。

被记载的历史与被遗忘的历史

对撰写历史来说，遗忘和记忆同样重要。而记忆——和后续的书写——是有选择性的，它像一束细细的光线，让被照亮的一小片场景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光束以外的广大世界，却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保持着沉默。

现在我们能够了解的历史事实，不是过去的全貌，而是在或长或短的时光中幸存下来的碎片。在这个“筛选”的过程中，种种互相竞争的力量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最终将“曾经发生的历史”一点点塑造成“我们眼里的历史”。所以，“为什么被记载下来”这个问题，有时候同“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样值得深思。

南丁格尔的成就和相应的社会影响，就是“历史的选择性记忆”的极好例证。她“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声望的建立，不光得益于自身的坚持和付出，还同家族可以动用的政治及宣传资源密不可分。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战场的另一边，也有许多人以不比她逊色多少的勇气投身于救护工作，甚至走得更远、血洒疆场。但是或有意或无意地，她们没能得到那束光线的照耀，只能湮没在厚重的历史尘埃里。

南丁格尔家境优裕，双亲均出身望族，父亲威廉·爱德华·南丁格尔毕业于剑桥大学，知识丰富、颇有修养，同许多社会名流过从甚密。这样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深远地影响着南丁格尔，她在政界、社会改良界的几位朋友，对她以后的事业也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克里米亚战争开始前，南丁格尔在哈雷（Harley）街上的伦敦患病妇女护理会（Hospital for Invalid Gentlewomen）担任主管，积累了一定程度的医护经验。她同军务大臣、俄国通西德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一家私交甚好，赫伯特出身政治世家，外祖父系俄国前驻英大使谢苗·沃龙佐夫（Семён Воронцов），在政界颇有声望。

决定奔赴战场后，南丁格尔致信赫伯特夫人，请求招募一队护士进行伤兵救护工作。就在书信发出的同一天，赫伯特致信南丁格尔，请求她组建医疗护士队。由此可见，南丁格尔的医护工作自最开始就获得了英国上层社会的关注。在那个资讯传播渠道相对有限、主要为文化精英所垄断的时代，她能够赢得的大量宣传、赞赏与重视，也就顺理成章了。

由于南丁格尔的事迹，我们对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在战地医护方面的进步耳熟能详。然而，其他参战方的表现不遑多让，甚至更胜一筹。

克里米亚战争初期，英军在伤病员救护上同法军有着显著差距。法军设在克里米亚前线与伊斯坦布尔的医院以整洁、秩序井然而闻名，英军官方刊物《武装部队联合杂志》（The United Service Magazine）在1854年12月刊登了如下内容：

“他们的床更好，他们的安排更有序。通风状况非常好，据我们所知，这里不缺乏任何东西。一些较为危重的伤员主要由仁爱修女会（Sisters of Charity）看护……这些优秀妇女的勇气、活力与耐心超出一切褒扬之辞。在（英军的）斯库塔里，一切无趣而沉寂，冷漠和可怕这样的形容词似乎都美化了那里的状况。而在这里，我看到的是生机与活力。”

事实上，法军不仅在战地急救、医疗组织上优于英军，在护理上也取得了领先。依靠天主教会圣樊尚•德•保罗（St. Vincent de Paul）慈善女子修会的有序组织，相当数量的优秀女护士在法军中服务。追根溯源，南丁格尔之所以能够开拓英国女子护理事业，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她在游学欧陆期间曾学习女子修会的护理组织方式。

俄国女护士在克里米亚的表现也相当出色。以圣十字慈善姊妹会（Крестовоздвиженская община сестёр милосердия）和塞瓦斯托波尔驻军家属为代表，诸多俄国妇女勇敢地参加了战地救护。

“俄国的南丁格尔”叶卡捷琳娜·巴枯宁娜（Екатерина Бакунина，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堂姐）写道：“我读到法国女护士们前往军医院，南丁格尔小姐和若干女士、修女随后也前往英军医院。至于我们呢，难道我们一定要坐下来，什么都不做？”

叶连娜·帕夫洛娃女大公先后组织并挑选了140名女护士前往塞瓦斯托波尔前线，在战地外科的划时代人物皮罗戈夫（Пирогов）指导下工作。皮罗戈夫将她们分为三组，分别负责护理伤员和协助手术、分发药品、管理医院内务，甚至还有不少护士兼职代写家书。在漫长血腥的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中，先后有17名护士殉职，几乎所有人都曾罹患伤寒或热病，但她们坚守职责，病愈后立刻投入轮岗工作。

皮罗戈夫在1855年12月6日写道：“她们在医院昼夜工作，协助包扎和手术，给病人分发茶与酒，监管仆从、看守乃至医生。这些妇女装束整洁、富有同情心，她们的出现让眼泪和痛苦消失。”

女护士亚历山德拉·斯塔霍维奇（Александра Стахович）在家书中这样描述她亲历的截肢手术：“我参与了皮罗戈夫的两台手术。我们在其中一台截掉了一只胳膊，另一台截掉了一条腿。上帝垂怜，我才没有晕倒，因为在第一台里，当我们截断胳膊时，我得顶住这可怜人的脊背，然后替他包扎伤口。出于大胆，我现在可以这么写，向你们保证我什么都不怕了。就算你们知道帮助这些受苦的人们有多么令人愉悦，你们也无法想象医生们对我们的出现有多么赞赏。”

帝国扩张进程中的无奈偶像

关于南丁格尔，人们津津乐道的主要是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事迹与奉献，对之后的活动着墨不多。事实上，直到晚年她依然在公共卫生事务方面积极发声。

19世纪50–80年代，她的注意力转向了印度（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的农村卫生状况，希望改善那里的医疗和生活条件。然而，可能是由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养成的注重环境卫生的思维惯性，她坚定地主张，危害无数印度民众健康的霍乱不是一种传染病，因此不需要浪费公共资金对它进一步开展研究，也不需要施行隔离检疫程序以控制它的蔓延。

鉴于南丁格尔已经成了整个国家的偶像，陆军部、印度事务部、驻印政府的负责人都不敢小看她的影响力。在20多名负责印度公共卫生事务的主要官员中，她的看法引发了激烈的讨论。驻印政府给出的最终回答是：在描述印度农村的恶劣卫生状况对人口健康的危害时，南丁格尔的备忘录“使用了夸张的语言”；印度农村的高死亡率更多是由于“人口的种族构成”，所以人居环境的变化未必能有效地预防疾病，发展经济的优先级远远高于改善卫生条件。南丁格尔对此的答复相当无力，年近八旬的她似乎意识到，在这个前行速度越来越快的世界里，自己的所思所为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南丁格尔在科学认识上的局限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霍乱的现代实验研究的发展，对改善农村卫生条件的呼吁也没能争取到足够的重视。此后数十年里，霍乱像噩梦般缠绕着英属印度，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对这位极富道德感与责任感、却受困于名望的女性而言，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黯淡的结局。

南丁格尔一生中的第一场和最后一场“硬仗”，都同英帝国在全球的扩张息息相关。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帝国扩张进程中应运而生的“偶像”，南丁格尔这个名字的象征意蕴早已超出了她本身。所以她会被置于“众声喧哗”（性别、阶层、医疗、殖民……）的历史语境中，自不同角度、在不同时代被反复评说，有些关注点或许连她自己看到，都要苦笑摇头。

南丁格尔的重要功绩，可能不在于具体拯救了多少伤兵的生命，而在于开风气之先，提高了护士的社会地位、让更多中高阶层的女性积极参加这项工作。此前由于人身安全和尊严缺乏保障，若无教会介入，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社会声望的家庭大多对让女儿从事医护工作持反对、犹疑的态度。在她不遗余力的推动下，不管是在海外战场还是英国国内，医护人员（特别是女性）的素质都有了明显进步，这不光改善了病人的处境、整体医疗状况，还给以后的历史发展打下了基础。

对她突破时代局限做到了的事情，敬佩而激赏；对她由于时代局限没能做到的事情，批评却体谅——或许这就是近200年后，我们对这位“提灯女士”或“复仇天使”比较公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