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数量技术才是王道：理解中国核思维对战略稳定的追求

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威慑（deterrence）是核战略中最为核心的概念，甚至也是常规军事领域的重要概念。

长期困扰中美两国核专家的一个问题是，双方对核威慑的褒贬经常不一样。美国学者一般认为核威慑是恰当的，而中国学者往往认为核威慑具有较强的威胁性。这说明一个问题，中美双方对核威慑含义的理解常常是不一样的。

是威慑还是强制？傻傻分不清

按照美国学术界的定义，威慑（deterrence）属于一种强制性（coercive）的行为，其含义是通过威胁要采用惩罚手段，迫使对手放弃它想做的事情。

另外一种强制性的行为是驱使，其含义是威胁采用惩罚手段，迫使对手做它不想做的事情，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ing）将其称为“compellence”。

之所以将这两种强制性的行为分开，其原因在于，二者成功的机会差别很大。在相同的惩罚手段下，驱使对手去做一件它不想做的事情比迫使它放弃一件事情更加困难。

区分威慑和驱使的基本方法是：一个强制性的行为是否试图改变现状。威慑是迫使对手放弃一个行动，结果是维持现状；驱使是强迫对手采取一个行动，结果是改变现状。核威慑就是用核武器作为惩罚手段，迫使对手维持现状；核驱使就是用核武器作为惩罚手段，迫使对手改变现状。

上述的定义十分适合描述孤立的、大型的国际冲突，例如，突然爆发的核战争。当一个国家试图发动突然的核攻击的时候，这种核攻击就是一种改变现状的行为。其对手用核报复来慑止核攻击的则是维持现状，因此，后者属于核威慑。如果一个国家以核打击作为惩罚手段，迫使对手让出大片领土，这就是核驱使。

美国学者的总体看法是，核威慑和核驱使是可以区分的；与核驱使比较，核威慑更具有正当性。因此，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乐于将自己的核政策称作核威慑。

问题是，国际社会中常常出现的是小型冲突，一些大型冲突也往往是从小型冲突升级而来。在小型冲突中，判断谁首先改变现状是非常困难的。有些领土争端、地区性摩擦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追溯谁首先改变现状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威慑和驱使就十分困难了。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在这种情形下发挥核武器的作用，就很难说这时核武器的作用是驱使还是威慑。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两步升级的例子，以理解为什么有时候核威慑和核驱使难以区分。

第一步，一个国家使用常规武器侵占了对手的领土。

第二步，对手准备发起常规反击，夺回被侵占的领土。

占领了对手领土的国家这时威胁使用核武器，试图慑止对手的常规反击。如果我们只看第二步，会认为这个国家在实施核威慑，因为其目的是维持占领这样一种状态。

如果我们把第一步和第二步结合起来看，则这个国家在进行核驱使，迫使对手接受领土被占领。

上述分析表明，在小型冲突和逐步升级的冲突中，判断谁首先改变现状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学者用关联的眼光，重视冲突的升级现象，认为核威慑和核驱使常常是难以区分的。

因此，中国学者往往不着意区分核威慑和核驱使。中国学者使用核威慑这个词语的时候，往往包含了核驱使的含义在里面，相当于美国学者使用的nuclear coercion（核强制）。

中国学者常常批评核威慑，其实是在批评核强制中的驱使成分。核威慑与核驱使难以区分，其主要原因在于冲突升级中难以找到首先改变现状的一方。

如果核武器的作用仅仅限定在大规模冲突中，如用于慑止核打击和毁灭性的常规打击，那么，就能够实质性地排除掉核驱使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政府声明会批评“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

想当霸主的美国需要多少核武器？

对美国学者而言，中国在核武器数量发展上的克制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在中美两国的核对话中，美国学者对中国核透明的一项指责就是，不知道如何根据中国的核战略原则（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推导出中国对核武器数量的要求。

在美国，对核武器数量的要求是根据需要打击的目标的数量推导出来的。需要打击的目标越多，需要的核武器数量就越多。实际上，这个原则是似是而非的。

第一，一个国家首先发动核攻击还是进行核报复，自己可用的核武器数量有所不同，能够攻击的目标数量也不同。这说明，目标数量不是一个刚性的指标。

第二，经过多次美苏（俄）双边战略核裁军，美国部署的战略核武器数量与苏联（俄罗斯）大体对等地减少了一个数量级。这说明美国需要针对的目标也是可以大幅度减少的。所谓由目标数量决定核武器数量只是一个程序性的现象，实质上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影响美国对核武器数量的选择。

美国核武器大致有三个作用。第一，慑止核进攻；第二，打赢核战争；第三，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中国和美国的核武器都有上述第一点的作用。按照经典的战略稳定性理论，为了慑止核进攻，核报复需要给对手制造不可接受的损失，大约上百枚生存下来的核武器就能够发挥这一作用。

如果一个国家核武器仅仅发挥慑止核进攻的作用，这种核态势称作最低核威慑。中国核武器数量没有超出最低核威慑的要求，而美国战略核武器的数量长期远超这一要求。这说明导致中美核武器数量差别的主要原因不在上述的第一点，而可能是第二点和/或第三点。

从道义上来说，打赢核战争和维持霸主地位并不值得夸耀。因此，美国对第二点的表述是慑止非核的威胁，同时表示这种作用有实质性下降；对第三点的表述是慑止对盟国的威胁。

用核武器来慑止非核进攻，这就意味着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对手也有核武器，这会招致对手进行核报复。除非将核武器当作自杀性武器，用来报复对手致命的常规进攻，否则，以核武器慑止非核威胁需要有办法来应对对手的核报复。

美国显然不会将核武器当作自杀性武器，因此，为了用核武器来慑止非核进攻，美国必须采用打击对手核武器的做法，以削弱对手的核报复能力。这种做法一般称作“限制损失”（damage limitation）。

如果能够基本摧毁对手的核武器，就能把对手的核报复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减少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样一来，美国就能够随心所欲地用核武器慑止非核进攻。

问题是，这需要非常准确地探测对手的核武器的位置并有足够多的核武器去摧毁它们，这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尽管美国有“限制损失”的需求，但很难全面达到这一目标。由于一枚核武器最多只能摧毁一枚核武器，因此，为了实现“减少损失”的要求，美国的战略核武器必须比任何一个对手的核武器数量都要多。

实际上，往往需要几枚核武器才能摧毁对手一枚核武器，因此，美国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必须数倍于对手才能真正做到限制损失。

美苏（俄）双边战略核裁军一直是大体对等的，由此可见，美国无法指望对苏联（俄罗斯）能够彻底地限制损失，解除对手的核报复能力。

在针对中国的核报复能力的问题上，美国不同流派有不同的看法。一派不愿意接受中国的核报复能力，声称不能接受美国的脆弱性；另一派认为，这是事实，不能由美国做出选择。

可以看出，在限制损失这一问题上，美国从未放弃努力，但不能达到彻底全面地限制损失的目标。限制损失是美国维持核武器数量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真正影响美国核武器数量的因素是为了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对美国而言，核武器数量是美国领导地位的象征。美国不能接受自己的核武器数量少于俄罗斯，不能接受自己的核武器数量与中国相当，尽管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会降低美国与中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性。

让美国一些政府官员和安全问题专家忧心忡忡的事情就是中国核武器在数量上与美国持平，即使是美国的裁军派也希望维持美国对中国核武器数量的优势。

对这一问题，美国的表述往往是：如果美国核武器数量削减过多会使得它无法向其盟国保证，美国能够保护其安全。这实际上是维护美国领导地位的委婉表述。

中国的核武器数量能保持战略稳定吗？

中国对自己选择少量核武器的表述两种：（1）精干有效；（2）中国绝不与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

精干有效的含义是，中国选择恰当的核武器技术和部署方式，使得中国的核武器足以慑止核进攻，除此之外，中国的核武器没有其他目的。中国不会试图打赢核战争或者用核武器称霸。

军备竞赛实际上有不同类型。一种类型是源于安全困境。相关国家担心对方的军备发展会削弱自己的安全，被迫发展自己的军备。在担心自己安全的动机驱动下，双方按照安全困境的模式进行军备竞赛。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有可能卷入军备竞赛。

例如，如果美国持续发展具有战略能力的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担心自己的核报复能力被削弱，会加强突防措施，其中一个选项就是部署更多的进攻性导弹。

双方如果出现这样的导弹数量竞争，那就是一种安全困境模式的军备竞赛。中国承诺不搞军备竞赛，并没有排除这种形式的对安全困境的回应。

另外一种军备竞赛是争霸型的。如果两个国家都将自己看作世界领导，都将核武器数量当作自己领导地位的象征，那么，它们就会在核武器的数量上，尤其是在战略核武器的数量上，出现争霸型的竞赛。

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总体上是争霸型的，有时是安全困境型的。双方都试图在战略核武器的总数上压倒对方；在发现不可能在总数上压倒对方之后，双方又设法保持不少于对手的数量。

这种争霸型的军备竞赛与安全困境型的军备竞赛有很大的不同。安全困境型的军备竞赛并不一定表现为数量竞争。即使一方核武器数量明显少于对方，只要这些核武器有较高的生存概率，其核威慑效力也是足够的。

因此，将慑止核进攻当作核武器的唯一目的的国家能够接受核武器数量少于对手。此外，针对对手的新型武器，如果存在着有效的、巧妙的技术回应手段，也不一定都靠增加本国核武器的数量来回应。例如，诱饵弹头是突破导弹防御的一个巧妙手段。

如果这个手段的有效性能够得到广泛接受，中国也没有必要通过增加核武器的数量来回应美国的导弹防御。

争霸型的军备竞赛则不同，双方都会对对方战略核武器的数量极为敏感。一旦对手战略核武器的数量有所增加，即使本国核武器的威慑力没有受损，也一定增加本国核武器的数量以作为回应。这是我们看到的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情形。

中国表态不参加军备竞赛，排除的是争霸型的军备竞赛，表明中国不为争霸而与其他国家进行核武器数量竞争。

上述分析的总结如下：中国核武器的唯一作用就是慑止核进攻，因此，中国核武器发展不需要追求数量。中国排除了将核武器用作争霸手段，因此，中国不会追求与美国核武器在数量上的对等。

战略稳定性并不要求两个国家核武器数量相等，只要求两个国家核武器具有足够的报复能力。中国促进与美国的战略稳定性就是要提高中国核武器的生存能力与突防能力，数量对等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尽管中国从不追求与美苏（俄）核武器数量的对等，但是，中国十分在意战略武器技术发展的追赶。中国自发展核武器起，就十分注意在各项核武器技术上缩小与美苏等技术先进国家的差距。在技术发展的问题上，中国的信条是“落后就要挨打”。

按照战略稳定性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容易挨打，就是战略不稳定了。按照中国从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总结出的理论，技术落后，尤其是出现技术上的代差，战略稳定性就很低，落后的国家就容易挨打。

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一个国家发展了新的技术手段并将这种技术手段应用于军事，其对手如果缺乏相应的技术，那么，两个国家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就会降低，表现为技术落后的一方就会挨打。

美苏（俄）专家在讨论战略稳定性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部署的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影响双方发动进攻的决心。尽管中国专家不一定采用战略稳定性的词语，但他们更关心新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国家之间发动进攻的决心，从而影响战略稳定性。

因此，即使中国不部署特定的武器，发展和了解相应的武器技术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发展中子弹技术，但是不部署中子弹；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会跟踪研究美国的反导技术。

（作者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本文为李彬、赵通主编的《理解中国核思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一书的序言，原标题为《中美核思维差异及其根源》，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载。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所以分两天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