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眼︱晚年汉武帝与汉朝的“守文”转向

【编者按】

2015年，辛德勇教授的《制造汉武帝》出版，该书是由其论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发展而来，从这两个标题就可以看出辛教授的问题意识所在。那么，关于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历史学者们是如何论述的呢？本期“史家之眼”就聚焦于此，将各方观点一一呈现。

民国以来的学者如何评价汉武帝的晚年

张荫麟先生的名著《中国史纲》主要完成于抗战前夕，他在“武帝开拓事业的四时期”一节中说道：

武帝对外的第四期——包括他最后的十五年（前101至前87年）。在这一期，匈奴巨创稍愈，又来寇边。而中国经了三四十年的征战，国力已稍疲惫，屡次出师报复，屡次失利。……祸不单行，是年武帝又遭家庭的惨变，太子冤死。次年，有人请求在西域轮台国添设一个屯田区，武帝在心灰意冷之余，便以一道忏悔的诏书结束他一生的开拓事业，……又二年，武帝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197页）

张先生使用了“心灰意冷”、“忏悔”、“结束”等词，可见他认为武帝晚年是有一个转变的。

唐长孺先生在《秦汉史讲义·武帝事业的结束》一节中首先介绍内忧外患的局面——内有人民起义，对外则战事累次失利，雪上加霜的是宫内发生了巫蛊之祸。在这节的末段，唐先生总结道：

人民起义给武帝一个教训。前八九年(征和四年)，他对群臣说道：“我从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妄无理，使得天下困苦，现在后悔莫及。”因此他遣散了方士。这一年，有人建议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附近）设立屯田，他下了一纸诏书说明他不愿意再烦扰天下(这是有名的轮台之诏)。从此以后，他不再出兵。（《唐长孺文集·讲义三种》中华书局2011年版，87页）

看来，唐先生也是认为武帝晚年有了转变。

汉武帝雕像

由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于改革开放后，在涉及武帝晚期时，历数弊政导致的社会动荡，于是：

面对连年征伐造成海内虚耗、社会动荡的局面，武帝晚年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悔征伐之事”，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诏”标志着武帝末年政策的转折点，改正自己的过失，停止连续三十二年的大事征伐。从此不复出军，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转变到重视生产、减轻民众负担、恢复民力上来，因而出现了社会安定的转机。（《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34-336页）

在这段论述中，“转折点”一词已经很好地概括了作者的态度。

综合以上三种论述可以发现，大家都注意到了武帝晚年停止对外的军事行动，转向对内的发展。田余庆先生的专题论文更加详细地说明了武帝晚年的这个转变。

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过程中开边兴利，但也因此耗费了大量民力，使得民怨沸腾，所以田先生指出：

政策的转折出现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也就是汉武帝死前二年。这一年，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那为什么要到这一年才出现转折呢？由于史料不足，田先生推测道：“一个原因是，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田先生认为，汉武帝一边要开疆拓土，一边又担心秦亡的历史教训，所以选择了“吾当其劳，以逸遗妆”的道路，希望由“生性宽厚”的卫太子继位后来改变政策。与此同时，在武帝和太子身边逐渐聚集了两拨政见不同的大臣。但经过巫蛊事件，卫太子一系被清除；随后更为吊诡的是“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得功封侯的全部五人，他们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两年内，又全部被杀或被逼自杀”。

田先生随后分析了西汉进军西域的军事步骤——先是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是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据此，田先生点明了“轮台诏”的军事背景：

征和四年轮台诏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请求于渠犁、轮台设置屯田以外，还请求把盐水亭障再向西方的乌孙延伸。按照上述汉军西进程序，这意味着将要在更西的某个地方实现第三阶段、第三步骤的战争。这就是轮台诏颁布以前西域军事形势的背景。正是针对这种形势，汉武帝下轮台诏，才清除了这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最后，田先生总结道：“论轮台之诏既竟，觉得古代史籍叙述汉武帝改弦易辙原委，比较翔实严谨的要算《资治通鉴》。”因为《史记》“记事不及轮台之诏”，《汉书》则“忽视了汉武帝改弦易辙这一重大历史向题”，而出自刘攽之手的《通鉴·汉纪》“集中写了卫太子始末，武帝与卫太子关系以及武帝告诫后世等内容。他的目的，显然是突出‘亡秦之迹’可鉴，突出改变统治政策的必要，并把它与卫太子的升降生死结合在一起”。司马光“理解刘攽的思想”，“非常欣赏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不过，学界关于武帝晚年的讨论并没有就此打住，以下是三篇相关的论文，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

汉武帝与匈奴战争示意图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辛德勇先生在该文摘要中回顾了“论台诏”的学术史：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30年代出版的《东洋史统》中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旨在罪己悔过，体现了其治国路线的转变，正是依赖这一转变，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在《秦汉史讲义》中述及相关问题，亦持有同样看法。至1980年代中期，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更系统地论述说，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这一重大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

但辛先生认为“上述论断不能成立”，原因在于：（1）见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所谓“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2）市村瓒次郎、唐长孺和田余庆诸人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而《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刘宋王俭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是刻意构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4）进一步追溯，可以看到，王俭在《汉武故事》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对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之间政治斗争的感情倾向，有意而为；（5）《汉武故事》中的汉武帝形象，虽属艺术创作，但在西汉的历史上自有原型可寻。

在辛先生看来，轮台诏不宜过度解读，“轮台诏所针对的内容，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是因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受挫所做的策略性调整 ，而不是朝廷的根本性大政方针”。那么汉朝的“守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辛教授指出：

事实上，不仅是前面第一节谈到的汉昭帝前期，整个昭帝以至宣帝两朝，尽管在某些具体施政措施上，曾经略有调整，但从总的方针路线上来说，都在一直坚定地执行武帝以来的内外国策，即“以霸王道杂之”的所谓“汉家制度”。……直到后来元帝继位以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样的指导思想，纯用儒家理念治国，从而真正转向所谓“守文”之路。

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李浩不认同辛德勇教授的观点，他反驳道：

一是武帝末年的政治转向体现在悔过、劝农、休兵等一系列见诸《盐铁论》《汉书》的实际行动里，《通鉴》叙事与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构现象；二是遍检《通鉴》全书，叙事绝不采《汉武故事》，温公仅将其作为史料异文和批判对象列入《考异》，原书俱在，不容置疑；三是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通鉴》之叙事、议论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重构历史；四是《汉武故事》作者、年代迄无定论，辛文以刘宋比附西汉系悬拟之辞。

不同于辛德勇先生将昭帝、宣帝视为武帝扩张政策的拥护者，李浩认为昭帝是跟随了武帝晚年的政策调整：

汉武帝晚年改辙易途之举已见上文，考之《汉书》，昭帝朝沿续了武帝晚年的战略转向。始元元年(前86)春二月，昭帝亲耕于“钩盾弄田”以劝农，……霍光虽然不喜欢儒生，但在反拨武帝朝过于有为的政治、轻徭薄赋上与儒家士大夫仍有共识，异于代表武帝中年政治倾向、坚持扩张主义的桑弘羊。随着桑弘羊、上官桀元凤元年(前80)被诛，霍光更得以贯彻武帝遗志。

杨勇：《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杨勇提出要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从武帝朝政治态势及思想背景出发，并具体结合武帝之后霍光主政时期的政治格局及嬗变，主要在汉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框架内再进行正面探讨”，那么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杨勇概括为：

汉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对外持续的大规模征伐、对内实行各种兴利政策以及严刑峻法的酷吏政治，三者前后相续、迭为因果，构成了武帝政治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因此论及武帝晚年政策转折必须以这三者为主要考察对象。

所以：

由此具体分析我们即可知“轮台诏”并没有达到武帝经济、司法等政治要素的转折。田文虽然也注意到了“开边、兴利、改制、用法”是武帝“事业发展的高峰”，但其转折之说恰恰只注意到了开边一项，而对兴利、用法两者较为忽视。以对外政策的变化来统论武帝的整个“政策转折”，笔者认为这是田文最大的可商榷之处。

那么杨勇认为汉朝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向“守文”了呢：

武帝去世六年后的盐铁会议才真正开启了政策转折及“守文”的有力呼吁。而从进一步对武帝朝后的霍光主政时代诸项内外政治方针转换的详细考察中更可以看到对武帝统治方略的调整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我们既不可否认《轮台诏》有重民生的调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但也要看到其远未完成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