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制造司马光

辛德勇先生近出的《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来自原题《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的长篇论文，至于其主旨，由前后两个题目已略可窥见。只是我检读之下，并不觉得司马光“制造”了汉武帝的政治形象，倒觉得是辛先生“制造”了司马光的学术形象。

辛著篇幅无多，但颇引起学界注目，亦不乏争议。针对原论文所见的种种疏失乃至硬伤，李浩先生有《“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一文（原载《中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基于汉史基本文献已作了扎实的辩驳和澄清，在史料层面已相当充分，只是在逻辑层面似未达一间。他以为“《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事的记载出自刘宋王俭的《汉武故事》，司马光采录该书刻意构建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完全不可信据”系辛氏立论的根本，仍嫌未中要害。以下仅就其要点申论一二，以作补遗。

辛说的根本逻辑，其实相当简单：其出发点，是认为汉武帝的轮台诏只代表军事策略的局部调整，不代表政治路线的全盘改易；由此引出其结论，武帝的晚年政治形象——也即改变政治路线之举——只是出于司马光的虚构。但问题在于，辛对轮台诏的看法，还只是相当孤立、生硬的一家之言，只是一个明显缺乏史料支撑的假设，在第一章里，还只是用了“与其说……倒更像是……”这样的揣测语气；但到了第四章，他却将自己对轮台诏的假设当作了无需证明的前提，改用“不难看出……显而易见……”这样的确定语气，进而径指司马光臆造了汉武帝晚年改变路线的史实。也就是说，辛对司马光史学的严重指控，仅基于一个假设之上推衍出的另一个假设，而且，这两个假设都缺乏真正的文献证据支持。

说到这，辛先生的支持者或许会跳起来：辛著第二章“《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出自《汉武故事》”、第三章“《汉武故事》所记史事初不足以凭信”，那不是文献证据吗？对此，我是这么看的：

司马光确实参考、利用了《汉武故事》，但绝非无所节制；比勘辛著第二章提供的两造文本，司马光直接袭用之处，也只“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一句而已。同时，就《汉武故事》的文本来看，并未特别突出武帝、太子两者的政见歧异，何以见得《资治通鉴》就是根据《汉武故事》而建立起“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路线分歧”的描述呢？此其一。

更重要的是，武帝与太子的路线冲突是一个问题，但武帝晚年改变政策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就算证明了司马光据伪史虚构出前者，也绝不等于证明司马光同时虚构了后者啊。换句话说，对辛的根本结论来说，司马光引证《汉武故事》的问题根本游离于外，无论此问题的论证成立与否，都只是一个不切题的论证，也即无效论证；辛著费了最多的功夫讨论《汉武故事》问题，并将这个论证（第二、第三章）置于其假设（第一章）与结论（第四章）之间，只是有意无意地造成一种已作出详实论证的假象而已。此其二。

辛先生一贯的撰述作风，是以“史料”见重，那么，我且从逻辑层面转到史料层面。

前面已说过，辛的立论，只是假设之假设，而更致命的是，这前后两个假设之间，实际上是无法衔接的——即使将轮台诏不代表武帝全盘改变政治路线这一假设作为前提，也并不能得出司马光“制造汉武帝”的结论；因为，要证明司马光有意编造了武帝晚年政治形象，首先得证明，在司马光之前，从未有人“构建”过汉武帝晚年改变政治路线这一历史叙事。易言之，这实际上可归结为一个“言有易，说无难”的史料学问题。关于此问题的“说无”方面，辛根本未作任何论证，而“言有”的论证，却是我很容易作出的。

最早指汉武帝晚年在政策上改弦易辙者，本就近在眉睫，正是班固——作为轮台诏唯一权威的史料提供者！就辛著第一章所引的《汉书·西域传》，已可见这样的描述：“上既悔远征伐”，“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这还不算武帝改变其军事冒进策略的证据吗？“既往之悔”，是不可能仅指个别军事战略的。好吧，再看《食货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再看《西域传》末尾的赞辞：“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这样还不够吗？李浩在商榷文章中已拈出这两条史证，并特别指出，“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八字足破辛说，是很确切的。所谓“下哀痛之诏”，足证轮台诏是针对全盘性的政策而言的，“哀痛”云云，对象明明是天下生民，怎么可能只限于一二战役呢？

当然，在逻辑上，我们可以保留一点疑虑，东汉人的记录并不等于就是西汉时的历史真相，《汉书》并非真正的“原始史料”（此语见田余庆《论轮台诏》），已包含了“重构”成分，《汉书》的文本证据并不能绝对证明武帝晚年的政治转向。可是，别搞错了，这是《汉书》的问题，不是《通鉴》的问题；就算是“重构”，问题也在班固身上（就现有史料来说，当然也无法证实），不在司马光身上呀！就是说，即便辛先生关于轮台诏的看法尚有一点薄弱的理由，他也完全找错了鞭挞的对象，这一错，足足错了一千年！

还要特别指出，辛对轮台诏的异见，上述“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那段赞辞，无疑是最关键、最有力的反证。而这段话，就见于收录轮台诏的同一篇《西域传》里，就见于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的开篇（田先揭此条，等于说明其立说的史源首在《汉书》，而非如辛所指的在《通鉴》），辛先生偏偏不见泰山，不加引录，这无法以疏忽来解释。我只能认为，他为了牵就其立论，有意回避了不利己见的关键文本，这在史料学立场是无法谅解的。

那么，对班固所“构建”的武帝晚年形象，后世的读史者是否认可呢？我于此虽无积累，但也不难举证。

我凑巧看到张九龄《开元纪功德颂》的序里有一段：“其负力者，乃堑山堙谷，尽境而筑长城；其黩武者，则挽粟飞刍，穷兵以耗中国。又失于下策，而悔在末年。彼王略之不恢，殆千余载矣！”这里说的，显然是秦皇、汉武；以汉武跟秦皇并举，跟司马贞斥武帝“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史记索隐·述赞》，据田余庆《论轮台诏》）、朱熹责武帝“去秦始皇无几”（《朱子语类》卷一三五，据田余庆《论轮台诏》）是相呼应的。那么，所谓“悔在末年”，自然说的是武帝。要知道，这些话本非专门批判秦皇、汉武，只是在议论“制夷”问题时，信手举之为反例；则由此更可见这并非张九龄个人的非常之见，而是可代表很多读书人的一般之见。

还有这样一例：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载，宋神宗欲对北方强敌实行强硬策略，苏辙表示反对，并以汉武帝比拟神宗，令神宗勃然大怒；苏辙辩解说武帝是明主，神宗不买账：“辙谓汉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此岂得为明主乎！”（据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卷第拾参“汉武帝”条）还有，辛先生自己也举了一例：孔武仲在其《论汉武帝》中总论武帝一生，唯有“末年愀然自悔，弃轮台之地，封丞相为富民侯”一事堪称“雄才大略”之所为（《临江玉峡孔公武仲文集》卷二，据《制造汉武帝》118页）。宋神宗、孔武仲两人与司马光约略同时代，他们说的话，当然不能认为是受了《通鉴》的影响吧。

可见从东汉的班固，到唐朝的张九龄，再到北宋的神宗、孔武仲，他们对汉武帝的认识是一贯的，无不认为其“末年”有痛心悔过之举。这样，问题就很清楚了，所谓武帝晚年下诏表示罪己、改变其对外扩张政策的看法，在汉宋间实属士人的常识，司马光不过是合理地承袭前人之见罢了，又谈何“重构”，谈何“制造汉武帝”呢？而辛先生因此指摘司马光“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率以己意取舍史料、”“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更是无端地厚诬古人了。

辛口头上以史料派自居，但他刻意贬低司马光及其《通鉴》的史料及史学价值，甚至将之拉低到欧阳修、王安石的层次（第四章），很显然地流露出一种史料学家所不应有的翻案心理，远远超出了他自称的“做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史料比勘”（语见其《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的范畴。是的，“良史莫如两司马”，若能将中国史学史上两大偶像之一推下神坛，是何等惊人的学术创获啊。司马光于史，当然未尝不夹杂“私货”——正如任何史家都难以做到绝对不夹杂“私货”——但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私货”是较少的，尤其相对于其时代，他处理史料之严谨，是古今公认的。无论如何，至少在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这个问题上，司马光恰恰并未夹带“私货”，而是贩卖了“旧货”。在指斥司马光时，辛更借朱熹的话以证司马光的主观，却不提很重要的一点：朱熹作为“哲学家”，其论史的主观实远甚于司马光，而且他出于正统论立场，对司马光的指摘还是带有门户之见的。如此片面地举证，就是“老老实实的史料比较考辨”（语见《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吗？

观天下书殆遍，而又能强记不遗，非人所堪，故史料方面的疏漏，有时倒不必厚非；但证明假设的逻辑、运用史料的规则若有悖谬，则事关大体，是不可不深究的。

最后，附带谈一下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据江湖传言，辛先生初始的撰述动机，就是因田著而起，但辛对并世的田余庆实际上已相当客气，倒是将戾气释放到早已是异代不同时的司马光身上了。

田先生此文，我过去未曾细读，这次因“制造汉武帝”公案才认真读过。感觉分析细腻，确有史识，至少可作一家言，非辛著所能驳倒，其高明处，亦非辛著可及。田最突出的见解，并非对轮台诏作为政治转折标志的解释，而是对武帝与太子两条政治路线冲突的解释，即突出了二者的政见之异，并将“巫蛊之祸”归因于此。而这一点，我怀疑跟田先生所身历的政治经验和时代氛围有关。须知道，田先生治学的年代，也正是官方最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年代，更何况他还曾被扯进“梁效”写作组呢？请注意，我不是说田先生意图藉汉武帝与戾太子之争，来具体影射现实的政治矛盾，比如毛与刘或周、林的关系；我的意思是，在他们那一辈人，“路线斗争”情结是深入骨髓的，田在阐释武帝与太子关系时，若是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此类情结，那也顺理成章。而田的处理，并未因此而超越史料的分际，正体现了他作为史学家有分寸的地方。

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田先生以为有史识，有“历史的深度”，而辛先生则以为“随心所欲构建史事”。我当然要站到田先生一边了。

（本文原载2016年3月1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