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政协会议上的人和事

赴全国政协会议，严肃的议程之余，还有着一些闲章，当时当地不觉得怎么，过后却会想起来，并时有温习。

还是第十届的会议期间，一日，餐桌边轻轻落座一位清俊的中年男子，并不起身检取食物，也许等候什么人。服务员给他斟茶，他道谢了，然后手指从桌面上试探地移动，触到茶杯，握住了。我不由感到意外，脱口问道：完全看不见吗？完全看不见，他答道。静静喝了一会茶，就有一位女性端了饭菜来到，将手中的碗碟放在他的手边，一一报告碗碟中的内容。应该就是中年男子妻子的她身材高大结实，面容开朗，说话响亮，始终带着笑音。吃饭间，我知道他是社会福利界，之前，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界别。他叫夏荣强，是中国盲协的副主席，来自福建，原先在军中，患眼疾失明，回到地方上从事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大约是后天盲症，夏委员没有人们惯常所说的“盲相”，眼睛甚至比一般人清澈，更可能是心境的纯净。

从第十届到第十一届，人员多有变动，新的编组里，我们文艺二十六组有两位年轻的组员，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团长邰丽华以及她的手语指导李琳。我很高兴会议工作组没有将她们编进社会福利届，不是对社会福利界有偏见，而是因为倘若那样我就没机会认识她们了。小组讨论时候，每看见她们安静地坐着，就觉得有一种美好的心情。相映之下，我们这些所谓正常人的世界显得很喧哗。

邰丽华曾经发言，谈到艺术团去特拉维夫演出，当地有一个残疾孩子的博物馆，馆中针对每种残障性质而设计特殊环境，比如说，聋孩子的沉寂馆，那里的一切都提供于视觉，相反，盲孩子的黑暗馆则全依仗声音与触摸——邰丽华说，为体验盲孩子的处境，听力障碍的她走进黑暗馆，顿时被恐惧攫住，她好像进入到海伦博士的世界，看不见，听不见，和外界所有的通路都隔断了，此时，她忽然明白为什么盲孩子那么爱说话，声音给他们安全感。她的经验无疑拓开了我们单一型的认识空间，对存在的观念有了多种可能性，其实涉及了哲学的命题。她虽然分在文艺组，但她的提案多是关于残障人士的社会公益，有一件是关于导盲犬合法搭乘公共交通，如今，这项提议已经开始渐渐实现，我很感谢邰丽华邀请我在她的提案上签名，使我有机会表达我们共同享有这个世界的向往。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团长邰丽华（左）以及她的手语指导李琳（右）。  视觉中国 资料

社会科学界的赵园，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有几次我们同住一个酒店，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因人多话杂，未必能有机会好好聊天。事先，赵园会和我约定，吃完饭别走，然后，找一张空桌坐下，其时，餐厅里的人稀了些，嘈杂声也平息下来，聊天的气氛就变得郑重起来。赵园曾经研究知青文学，无论创作主体还是文本，我都可作为现象，充当她的材料。所以，我总是积极回答问题，听取意见，有时也会起些争执，争执的结果就难说了，我想我们都不是容易被说服的人，当然，态度上她比我温和，也是有底气，心情自然从容了。

但有一个批评我却记忆至今，谈到《长恨歌》，她说到关于题材的差异，她的意思是，差异是存在的，大的事物与小的事物不能等量齐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可说是在艺术创作的要害，我从政协第十届会议思考到第十一届。十一届最后一次会议，我们约好饭后聊天，梁晓声也参加进来，谈到时下流弊，不由心绪翻腾，激昂时，不由起身挥臂，慷慨陈词，至最高潮处戛然止住，拂袖而去。可是他的演讲却引来另一张桌上的一位先生，移座过来接着发表言论，一发不可收拾。我和赵园插不进话去，只有洗耳恭听，面对询问的目光，就要点头称是。

餐厅这地方就是一个公共空间，不相识的人在这里相聚，相识的人也在这里离开，找人是在这里，找不到人也是这里。有一回，韩美林为我带来礼物，在餐厅逢人就问：看见安忆没有？隔一时来到，几乎老少男女，包括餐厅服务员，纷纷告诉：韩美林找你。都知道韩美林和我挺“哥们儿”。真是有面子！

政协委员王安忆与范小青。  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发表于2013年3月《中国政协》杂志，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