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事件80周年︱中国留学生怎么看日本政府事后调查

八十年前的1936年2月26日凌晨，驻扎在东京的香田清贞（大尉）、村中孝次（大尉）、安藤辉三（大尉）、野中四郎（中尉）等一批受到“皇道派”思想影响的日本陆军青年军官，在“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的口号之下率领日军近卫步兵第三联队、步兵第一联队等部共1483名下士官兵，趁着雪夜突然袭击了首相官邸、陆军省、参谋本部、警视厅等地，斩杀各路高官并一举占领了日本帝国政治、军事中枢的东京永田町、三宅坂一带，试图凭借这种暗杀政变的极端手段，抹杀元老、重臣、高官，让天皇出面亲政，实现“一君万民”的法西斯体制，以扫除政治的腐败，解决农村贫困、贫富悬殊的经济问题，并进一步扩大向海外的膨胀发展。史称“二二六事件”。

警视厅对中国留学生的调查

虽然此次事件从26日到29日仅仅持续了四天时间便告结束，叛乱士兵随后相继归顺投降，带头军官也得到了相应的处分，但其象征意义和造成的影响却是十分重大深远的,甚至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了日本1945年的战败之日。尤其在当时国际局势动荡，中日关系敏感微妙的情况之下，这一事件更是受到了日本政府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为此，他们在事件结束之后不久便迅速指派警视厅的相关人员，对当时正在日本（特别是东京地区）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了情况和思想调查。其目的是希望在探知中国人内心想法的同时，尽量避免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中国人和朝鲜人发起“暴动”的倾向再次出现。

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至今仍保存着与此相关的情报文件。这些文件，主要是由1936年3月5日的《外秘第433号》、3月10日的《外秘第472号》，以及3月16日的《外秘第500号》三份调查报告组成。报告人是警视厅的警视总监小栗一雄和石田馨。它们能够充分地证明，在“二・二六事件”结束后的一个月内，日本警察曾受命对中国留学生至少进行过三次大规模调查，掌握了他们对事件的感想与看法，并秘密汇报给了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的内务省、外务省，驻北海道、神奈川、爱知、京都、大阪等地的地方官员，驻上海、哈尔滨的日本内务书记官等人，更是在第一时间收到了报告并展开了分析。

笔者统计，这些报告一共记载了十三名中国留学生的所思所想，并详细标注了他们的姓名、籍贯、驻日身份、驻日地址等个人信息。从下面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到，在这十三人中，南方出身者占据了绝大多数，共有十二人，比例为92.3%。其中又以浙江、江苏、四川人居多（浙江5人，占38.5%；江苏2人，占15.4%；四川2人，占15.4%）。

虽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对日警戒心理陡然增强，反日情绪日趋高涨，但终究因为距离较近、成本较低、审查宽松等原因，仍有不少人赴日留学。其中除了单纯的留学生之外，也不乏像吴汝勋、何乃贤、徐上珍、池步洲、章鹏若这样的，受中方政府或媒体单位派遣前往东瀛，一边学习一边执行工作任务的人。他们的思考与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很多中国人对“二二六事件”的反应。

留学生对事件起因的分析

警视厅在这些报告的开头曾指出：“（当时，）留学生们在听取报刊、广播的报道之后感觉有些恐怖，晚上大都尽早就寝了……且，由于各学校目前正值期末备考阶段，大家都在忙于学习，故情况总体算是平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次事件没有想法。尤其对于事件的起因，留学生们曾提出过不少的见解。

在现在的历史学界，我们一般将“二二六事件”的起因归结于：“（日本陆军内部）统制派和皇道派之间争权夺势的矛盾”（吴廷璆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页）。但在当时身处日本的留学生看来，其原因似乎应集中于日本军、政矛盾的问题上。他们认为：“日本军、政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徐上珍）。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重臣和冈田内阁对于一般民众，尤其是救济贫困农民的事情颇显冷淡，这激起了青年军官们的不满”（杨汉辉）。而且，“军部对于政党政治、弱势内阁也是颇为反感的……内阁的这种弱势，本身就起因于军部与内阁意见的不统一”（陆思杰）。而这种不统一的情况，又体现在“外交问题所形成的对立”之上（赵如晏），因为“青年军官对于日中、日俄问题的现状极度不满……所以希望以暗杀的方式推翻内阁，进行国家改造”，同时又由于“他们不把世界形势放在眼里，行动颇为盲目，所以终究无法将国家引向积极的方向”（张显之）。

可以看到，当时绝大多数的留学生认为，日本军、政之间的矛盾乃是“二二六事件”的主要原因。这一判断，从事件中军人向政府重臣、内阁高官发起猛烈袭击的表象来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是，为什么在此后的评价中，“二二六事件”又同时成为了日本陆军内部“统制派”与“皇道派”相互对立抗争的标志性事件呢？

显然，军队内部的矛盾与军、政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着密切关联的。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实际上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譬如，吴汉祺就曾提到：“此次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军队内部存在的分裂迹象。”而在日后的中日战争中成功破译过日军作战密码的池步洲，也在其发言中提到：“目前虽然成立了广田（弘毅）内阁，但该内阁若不满足军部的要求，则仍旧无法长久维持下去。可以认为军部在对内政策上要求的是对国家进行统制。”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碰触到了事实的真相。即，当时日本军、政之间矛盾的核心在于，军队试图对政府加以干预和控制，以便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全面推进军国主义化，实现所谓的“国家改造”。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陆军的“统制派”和“皇道派”在具体的手段上确实出现了分歧。前者希望通过军部的统制，凭借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实施改造；后者则希望采用暗杀、政变等自下而上的“非法”手段直接颠覆政府，从而实现军队对国家的控制。而“二二六事件”，正是军队内部围绕这一具体手段所进行的较量，同时也是“统制派”借“皇道派”之手削弱政府力量，进一步强化自身实力的军、政斗争。众所周知，其结果最终导致“统制派”坐收渔翁之利，日本的军国主义化、法西斯主义化的步伐被大大加快了。

留学生对中日关系的观察

由于当时的中国仍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中日关系亦自“九一八事变”之后颇为敏感微妙，所以作为滞留日本的中国人，留学生们在观察“二二六事件”的同时自然也会联想到中日关系的前途问题。

然而从报告中的内容来看，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却明显存在着一些分歧。尤其围绕“此次事件对中日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一问题，其见解大致分成了三派。

以何乃贤为首的一些人对中日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以镇压此次事件为契机，（日本）政界的力量将会比以往更为增强，甚至可能会出现一股牢固统一的势力，故在将来的对华方针上，以往文交武攻的二重外交将会得到清算，正确的一元化外交能够最终实现，为中日关系带来好转的迹象。”

与此相反，以杨汉辉、赵如晏为代表的一派却颇感悲观。他们认为：“现在接班的广田内阁实际上与此前的冈田内阁大同小异，即便拥有政党的支持，也仍旧被军部所左右……所以俄国与中国并不欢迎，且只要军部肆意妄为，则无论由哪个内阁接班，对华关系都将无法让人期待”（杨汉辉）。进而，还十分担心地强调：“万一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军部开始推进积极的对华政策，那么可以想象，将会造成极为糟糕的结果……若导致两国付出的努力化为泡影，那将是令人悲叹的事情。”（赵如晏）

此外，还有申屠、云爱民为首的第三派表示了观望的态度。他们分析认为：“此次事件让人最感危险紧迫的地方在于日俄间的对抗（将会加剧），即俄满边境（的冲突）……因为无论由谁来组阁，都不可能忽视军部的要求，故预测不出数月，两国将会开战。且由于日德之间存在秘密协定……德法关系最近也开始好转，故在日本对俄宣战的同时，德国势必也将参战，从欧洲向俄发起进攻，使其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届时，中国政府除保持中立之外别无他选，也将陷入难局。故可认为受二二六事件最大影响的，乃是日、中、俄三国在东亚的相互关系”（申屠）。“这是令人关注的焦点，期望中日关系不要遭到破坏”（云爱民）。可以看到，他们虽然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但其中显然是带有担忧之情的。

从这些内容来看，可以认为，在“二二六事件”爆发之后，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对于中日关系的走向是抱有消极、警戒心理的。而此后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些判断的正确性。在此之后，日本陆军的“皇道派”解体，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进一步加速、强化了国家的法西斯统治，在各个领域迅速推进了军国主义改造。同时在对华问题上不断挑衅，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最终将日本引向了侵略战争的不归路。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