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反对堕胎、同性恋、控枪

【编者按】2月12日晚（一说13日凌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在得克萨斯州西部一处度假农场逝世，享寿79岁。酷爱打猎的斯卡利亚，在打了一天的鹌鹑之后在睡梦中去世。

自1986年接受里根总统任命进入最高法院以来，斯卡利亚是美国最高法院在职时间最长的大法官，他同时是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最重要的保守派人物，强烈反对控枪、堕胎、同性恋等议题。随着斯卡利亚的去世，美国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平衡暂时被打破，而奥巴马总统在其任期的最后1年中，如果提名一位自由派大法官，势必将会引起共和党和保守派的强烈阻扰，甚至可能将任命延期到新总统上任之后。2016年是美国大选之年，除了谁将入主白宫这场大戏，谁将顶替斯卡利亚的大法官位置，更可能深刻影响美国今后几年的政治与社会。

本文节选自《誓言：奥巴马与最高法院》第七和第八章，重点涉及斯卡利亚的最高法院故事，以及他强烈的保守主义政治倾向。该书作者图宾为《纽约客》作者，他曾预言奥巴马总统会提名Sri Srinivasan进入最高院，如果真是他，将会诞生一名亚裔（印度裔）大法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他（斯卡利亚）生于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市，在纽约市皇后区的艾姆赫斯特社区长大成人。他父亲工作的地方位于另一个区，老先生是布鲁克林学院的罗曼语教授。（他父亲将一些意大利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他的妈妈是小学教师。尼诺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学业优异。他在哈佛做法律评论的编辑。在法学院读书期间，尼诺遇到了未来的妻子莫琳，她当时是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本科生。他们养育了九个孩子。其中一个做了牧师。

斯卡利亚曾短暂地在克利夫兰市的一家律所工作过，随后即成为美国顶级法学院的教授。（他先后在芝加哥、斯坦福、乔治城法学院任教。）和布雷耶一样，斯卡利亚的首要兴趣在于行政法，但总体上来看，斯卡利亚对行政管制的反对来得比布雷耶更为强烈。他的观点引起了华盛顿保守派高层的注意，于是得以在福特总统任期内就职于司法部。里根总统1982年提名他担任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法官，那年他年仅46岁，并于四年后做了大法官。斯卡利亚的意大利出身和天主教信仰，非但没有构成障碍，反而成为他在罗伯特·博克提名挫败后获得提名的决定性因素。

从某些角度来看，斯卡利亚占据了两个世界的优势，即便他本人不这么看。迄今为止，他仍是投身文化战的战士们——宗教团体、联邦党人协会——最喜爱的法官。他以“世故世界”和“法律职业文化”等言词反映并鼓励了文化战士们对世事的嘲讽。与此同时，他也赢得了那个圈子的崇拜。他在法学界的前同事们就算并不认同他的司法哲学，也承认他在美国宪法的核心问题上植入了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人们不应低估斯卡利亚成就之宏大。最高法院进入现代时期后，大法官中将自己的司法哲学引入最高法院的世界和事业的，仅有斯卡利亚、奥利弗·文德尔·霍姆斯，或许还要加上威廉·布伦南。

那一点在2006年表现得很明显，当时斯卡利亚眼睁睁看着首席之位旁落他人、永远离自己而去。11月，哈佛法学院举办庆祝仪式，祝贺斯卡利亚任职联邦最高法院二十年。庆典为期两天，出自斯卡利亚母校法学院院长埃琳娜·卡根的创意，卡根是克林顿班子的一员老将，却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法官的提名上受挫。在坎布里奇，人人都知道，卡根并不认同斯卡利亚的政治观点或司法哲学，但正因为此，卡根及其同事如此郑重致敬，才让斯卡利亚颇为受用。“他对文本主义和原旨主义所持的观点，他对法官在我们的社会中所起作用、对裁判实践的理解，切实地改变了我国法律辩论的方式，”卡根在演讲中说，“作为大法官，多年来他对我们如何思考、如何谈论法律发挥了最重要的影响。”

考虑到斯卡利亚的背景，在作为文化战试金石的堕胎和同性恋问题上，他持反对立场并不令人奇怪。他与枪支问题也渊源颇深，但那方面的立场并不符合人们对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客的预期。

1986年，斯卡利亚（右）与里根。

喜爱打猎的斯卡利亚与枪支权利

斯卡利亚在十几岁的时候，往返于皇后区和位于曼哈顿区的泽维尔高中之间，那是一所耶稣会的男子中学，坐落于第十六大街。即便在当时——斯卡利亚是1953届的学生——泽维尔也显得很不寻常，因为它要求自己的所有学生参加青少年预备役军官训练营。高中毕业后，年轻的安东宁参加了在一座兵工厂举行的军事训练，并随身携带他的来福枪（一把0.22英寸口径的卡宾枪）乘地铁，无疑，这很有创意，在当时也并不违法。长大成人后的许多年，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斯卡利亚无暇虑及枪支世界，但最终他还是回归了。

1991年，斯卡利亚接替拜伦·怀特成为负责第五巡回法院的大法官，管辖范围包括南方的好几个州。斯卡利亚开始经常前往那个地区，而那里的友人们也邀请他前去打猎。斯卡利亚极其喜欢打猎活动，尤其热衷于追逐火鸡这样的鸟类动物。然而，没过多久，斯卡利亚就成为美国最出名的猎鸭者。2004年1月，斯卡利亚邀请迪克·切尼同去路易斯安那州猎鸭。碰巧，有关副总统能源行动小组的一宗法律诉讼正由大法官们处理，尚未结案。斯卡利亚备受质疑，理由是他与一方当事人进行社交活动。斯卡利亚作出以牙还牙式的典型回应，起草了一份长达二十一页的备忘录，证明这次猎鸭之旅的正当性。“副总统和我在猎鸭的时候从来不埋伏在一个地方，我们并未讨论过本案，”他写道，“华盛顿的官员们了解规则，明白与法官讨论未决案件——无论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是被禁止的。”不管怎么说，比起其他同事，斯卡利亚对枪械的宪法地位都更有个人兴趣，而那是一个最高法院已多年不曾触及的话题。

枪支权利与“家庭价值”、反堕胎斗争一起，成为1980年代保守主义议程的基本纲领，该议程把里根推向了总统之位，让共和党成为参议院的多数派。犹他州共和党人奥林·哈奇就任宪法小组委员会主席后，委托相关人士完成了一份报告，名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The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他在前言中写道：“宪法小组委员会的发现是很明确的——长期以来已被人遗忘——它证明第二修正案的立法意图是，美国公民享有以和平方式持有和携带武器的个人权利，用以保护自身、家庭以及个人自由。”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是哈奇的幕僚斯蒂芬·马克曼（Stephen Markman），后来成为里根班子中司法部的一员。在那里，马克曼遇到了一位年资较浅的同事，他就是塞缪尔·阿利托。

1990年代初，犯罪率飙升，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克林顿班子在成立之初制定了《布雷迪法案》（The Brady Bill）。法案是以詹姆斯·布雷迪命名的，他是罗纳德·里根的新闻秘书，在总统遇刺时身受重伤。这项复杂的立法规定了一个过渡性条款，要求州和地方官员对潜在的手枪买家做背景调查。该条款在1997年遭遇挑战，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判定这一临时性的规定违宪。斯卡利亚代表法院为普林茨诉美国案（Printz v. United States）撰写判决书，其结论是该规定构成了联邦对州权利所作的不被允许的侵犯。

2008年3月18日，在罗伯茨就任大法官第三年之际，最高法院听取了双方的辩论，这个引人注目的案子现在名为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

奥巴马与斯卡利亚（右四）

斯卡利亚的原旨主义与海勒案

斯卡利亚有理由感到高兴，因为就算案件还没有判决，辩论本身对他来说就代表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胜利。在斯卡利亚成为大法官前，在一个像海勒案这样的案件中，律师在辩论中会泛泛而谈，怎样将反映在第二修正案中的价值观适用于现代世界。大法官们则会去探求宪法的当代意义。与此相对照，斯卡利亚常说，他所信仰的是一个“死的”宪法——其含义在创立的那一刻就已永久性地尘埃落定。海勒案中的辩论表明，斯卡利亚的原旨主义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开始主导最高法院。二十年前，在斯卡利亚被提名担任大法官时，法庭辩论绝无可能如此不厌其烦地纠结于第二修正案的文本、或制宪者的意图。斯卡利亚将原旨主义带到了最高法院，终于由他来界定辩论的方式方法，就算不总是能赢。

海勒案的投票结果是司空见惯的5∶4，史蒂文斯、苏特、金斯伯格和布雷耶照例属于输的那一方，但这一次，首席大法官的表现令人惊奇。罗伯茨并未按部就班地将执笔判决书的机会交给肯尼迪，而是安排斯卡利亚来写多数意见。斯卡利亚做大法官二十多年了，很少有机会在重要的多数意见上署上自己的大名。起初，他的观点在伦奎斯特看来太古怪了，伦奎斯特不相信他能整合好多数意见。然而，联邦最高法院乃至美国已往斯卡利亚的方向偏转，现在是他品尝胜利果实的时刻了。

经斯卡利亚之手，海勒案成为展示文本主义和原旨主义的绝佳文本。斯卡利亚动用了所能找到的制宪者们留下的一切资料，逐字逐句地按照字面意义，分析了第二修正案的含义。他追溯至17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去发现该项宪法权利的起源。“当然，斯图亚特王室曾试图对政敌所做的，也正是乔治三世试图对殖民地居民所做的，”斯卡利亚写道，“在狂暴的1760和1770年代，王室开始解除大多数起义地区的居民的武装。那就引起了美国人的抗争，他们主张，自己作为英国人，享有拥有武器的权利。1769年4月发表于纽约的一篇文章指出，‘拥有武器、用于自卫是人民自己保留，并经《权利法案》确认的一项自然权利’。”斯卡利亚穷尽了这段历史的细节，据此得出结论：“第二修正案权利是由个人行使的，属于全体美国人。”

海勒案的判决于2008年6月26日宣布，那是2007—2008年开庭期的最后一天。就像每一个开庭期的末尾那样，大法官们精疲力竭。斯卡利亚的声音打一开始就很嘶哑，但他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我们的意见书长篇大论，详尽地检视了第二修正案的文本与历史，”他在鸦雀无声的法庭里说，“我将要做的概括无非是结论而已。如果你们想要对照异议方的相反主张来检查结论的有效性，你们将不得不把约154页的意见书读完。”

不久以后，人们确实读完了斯卡利亚的这份意见书。原旨主义观点所导致的一些问题成为焦点。

斯卡利亚的原旨主义进路根本不能解决海勒案中的所有问题。最高法院的结论是，第二修正案保护个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但那仍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何种武器？真正的原旨主义者会去确定制宪者所要保护的是何种武器，并找到它们在21世纪的对应物。但斯卡利亚在此碰到了一个难题。18世纪，民兵组织要求平民设法获得军事武器。根据1792年《统一民兵法案》（Uniform Militia Act），国会强制要求民兵队员去购置火枪、刺刀以及军事战斗中用得着的其他武器。可以设想，真正的原旨主义者会主张，美国宪法保护的是个人拥有军事武器的权利。但斯卡利亚在代表最高法院所作的判决中将武器限定为手枪。他说，哥伦比亚特区无权禁止手枪，因为“手枪和是美国人出于在家自卫目的、所选择的最常见武器，完全禁止使用它们是不合法的”。

18世纪的拥有军事武器的权利，在斯卡利亚这里，转换成为21世纪的拥有手枪的权利。他从未对自己的理路作出过解释，但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允许个人购置坦克、火箭筒、“针刺”防空导弹及其他现代战争武器，那将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于是，斯卡利亚未作任何解释，便把这些武器排除在第二修正案之外。他确认了“禁止携带危险而非同寻常的武器的历史传统”，并进一步指出，“重罪犯和精神疾病患者不得拥有武器，法律禁止在诸如学校和政府建筑的敏感地区携带武器，并对武器的商业销售进行规定和限制，我们的法律意见不应被用来质疑这些禁令”。

附加了这些限制之后，海勒案还剩下什么？它要求联邦政府，不得禁止在家拥有手枪。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不甚了了。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虽然斯卡利亚在修辞和历史问题上援引了许多资料，但他的判决书与第二修正案的原初含义无关。它是一个急就章，意在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而并非偶然的是，那目标在现代的共和党议程中是最为优先的之一。

说到底，海勒案与保守派最痛恨的判决同出一辙。在罗伊诉韦德案中，布莱克门发现，（在他看来）隐私权保护女性的堕胎权，除非胎儿已可自行存活。在格鲁特尔案中，奥康纳说，（在她看来）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可以再延续25年。在海勒案中，斯卡利亚发现了这样一种第二修正案，（在他看来）该修正案允许人们拥有手枪但不允许拥有机枪。这种见解与巴拉克·奥巴马在竞选之路中所支持的观点惊人地相似。斯卡利亚和奥巴马都认为第二修正案保护个人权利，但对更危险的武器作以限制。区别在于，唯有斯卡利亚假借制宪者的名义，说这一结果是他们规定的。

海勒案代表了一场涉及政治、法律、公共关系的攻坚战的巅峰时刻，多年来它一直在积蓄实力。学者、律师、政治家及社会活动家创设了对第二修正案的新解读，并最终在联邦最高法院获得五票。尽管斯卡利亚本人不承认，但他的确精准地表明：宪法根本没死，它是活的，而且活力四射。换句话说，原旨主义革命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猛烈。原旨主义也不比解释宪法的其他路径更讲原则、更值得尊敬。正如海勒案所揭示的，原旨主义不过是大法官们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另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