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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曲家布列兹去世:他改变了整个音乐界的生态环境
没有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现当代音乐会黯然失色,事实上,整个音乐世界都无法想象。
当地时间1月5日,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布列兹在位于德国巴登巴登的家中逝世,享年90岁。消息一出,业界哗然。柏林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尔发文说,“布列兹改变了音乐,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改变了整个音乐界的生态环境。”
与布列兹情同手足的指挥家巴伦波伊姆则说,“布列兹彻底改变了音乐本身,以及它的社会接受度。他知道他是激进的,因为这是音乐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他从来不教条主义,但总保留着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能力。他的发展基于对过去的深入了解和尊重。一个属于未来的人必须知道过去,于我而言,布列兹永远是未来人的典范。”
用心来谱曲布列兹1925年出生于法国蒙布里松,最开始学的是数学,后来才转向音乐。1940年代在巴黎音乐学院求学期间,他拜作曲家梅西安为师学和声;又随勋伯格的弟子莱波维茨学十二音技法,进入序列音乐领域;随作曲家奥涅格的妻子沃拉布尔学对位。
从事创作之初,布列兹就是无调性音乐家。他创作出序列音乐标准的管弦乐配器法,在写出《第二钢琴奏鸣曲》(1948年)和《无主之锤》(1954)之后,他的作曲家身份获得承认。他成了先锋派音乐的顶尖人物之一,其作品成为各地先锋派作曲家争相传阅的教科书。
作为作曲家,布列兹将自己定位为以勋伯格为代表,倡导“十二音体系”的第二维也纳乐派的作曲家。早在1950年代中期,他便与施托克豪森、路易吉·诺诺并称先锋派三大代表,尤其是在序列音乐方面。
在布列兹等人的领导下,1960年代的作曲家纷纷拥护整体序列音乐,他们不仅在音符的组织上使用序列技法,还在时值、音色、强度、速度和力度各方面都序列化。当时,仍有不少作曲家在坚持使用较为传统的创作技法,比如本杰明·布里顿、肖斯塔科维奇,他们的作品仍在上演,而且比新派音乐的代表作上演得更多。但先锋派的音乐总是占据报纸头版头条,制造了许多躁动的激情。
在部分评论家看来,序列音乐是现存音乐中最有秩序的一种音乐,虽然它们听起来有些杂乱无序,混乱不堪,但音乐中的每一个要素都经过了作曲家严格精心的组装搭配。而在另一部分持传统、严肃观念的音乐家看来,序列音乐将音乐史置于一个古怪的荒漠时期,那些特立独行的现当代音乐是捉弄人的游戏。
针对此,布列兹1965年接受乐评人巴里·霍尔采访时(原文《布列兹谈布列兹》,唐若甫编译)坦言,“确实有与大流不符的思潮。”他说,曾几何时,在1920年代的巴黎,也有诸如萨蒂和其他人的音乐闹剧——乐队中的打字机,甚至是乐队中的飞机。这很荒诞,但更肤浅。而在另一方面,韦伯恩却鲜为人知地在有目的地进行全新曲式探索性的应用,“时间很快就会证明究竟哪些是迎合观众的浮躁之作,哪些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和鲜活的艺术生命力。”
还有人认为,继勋伯格之后,每事每物都被序列化了,这些序列化的音乐更像计算机的产物,如何谱写?“用心来谱曲。”布列兹以自己为例说,他采用序列主义手法编织强有力的曲式结构,他和类似作曲家的这类尝试,就像中世纪音乐家严谨的乐风一样具有科学性,“他们在那个时代就在探寻音乐中结构的奥秘,如今,我们在探索一种全新的曲式结构的力量。”
指挥纯属偶然1950年代末,布列兹开始指挥生涯。早年,他曾被问作曲、指挥哪个先进入他的生活,他回说,“作曲才是我的主要职业,指挥对我而言纯属偶然。”因为找不到太多指挥家愿意上演他的作品,他干脆亲自上阵,从指挥自己和其他当代作曲家的作品开始。
他的指挥生涯相当辉煌,在诠释第二维也纳乐派和其他重要现代音乐作品方面堪称专家。他比任何在世音乐家都勇于演绎现代音乐,亦有意选择那些与自己的音乐个性有显著联系的作品,譬如,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他将他们视为现代音乐里的5位伟人。
“韦伯恩在我年轻的时候尤为重要,贝尔格也有很多东西让我出神。当然,早期我也深受德彪西影响,对我而言,他是法国造就出的最伟大音乐家。”布列兹说。
起初,布列兹并没有指挥古典音乐的打算,因为已经有够多人指挥这些作品了。但与乐团共事时,他常常发现排练时间有限,所有的现当代作品都需要大量时间来排练,而团员们早已耳熟能详那些古典曲目。基于此,布列兹开始涉足古典音乐。
转向古典音乐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布列兹想让听众听到以他的方式演绎的古典音乐,“我总是感到有太多的浪漫主义倾向融入了维也纳古典乐派。而我,想把海顿的作品处理得毫无浪漫主义情结。”因而,在布列兹的手下,人们也能听到巴赫、海顿、贝多芬等人的经典之作。
身为指挥家,布列兹与世界最优秀的管弦乐团合作过,包括柏林爱乐乐团、克利夫兰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巴黎管弦乐团、伦敦交响乐团。1971年到1975年,他担任了BBC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1971年至1978年又任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1976年还应邀指挥了拜罗伊特瓦格纳《指环》系列百年庆典演出。
作为一位能言善辩者,布列兹也以特立独行闻名,语不惊人死不休。譬如,“任何没有感受到十二音体系必要性的人,都是徒劳的。”“对于歌剧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或许是炸了所有的歌剧院。”“那些歌剧游客让我想吐。”他甚至不屑肖斯塔科维奇,认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玩陈词滥调”,同时认为古典音乐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为一个巨大负担,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摆脱它”。
巴伦波伊姆与布列兹相识于1964年的柏林,52年来,巴伦波伊姆鲜少和其他音乐家发展出如此亲密又重要的关系。在他的印象里,布列兹的大脑运行速度比普通人快约200倍,“虽然他的音乐内容很复杂,但它的音色绝对是法国式的。对我来说,那毫无疑问是法国音乐。” 在他的作品里,法国音乐的抒情性和理智逻辑融为了一体。
在乐评人唐若甫看来,布列兹一生最大的成就还是在作曲方面:他打破了十二音体系对作曲界的束缚,颠覆了勋伯格和维也纳第二乐派的影响,让先锋音乐回归到了法国音乐的自然流露。
2015年3月,萨尔茨堡音乐节对布列兹做了一次采访,布列兹的一段话像是对自己一生的盖棺定论,“我希望把之前互不兼容的结构性与叙事性结合在一起,这两者一度渐行渐远。维也纳第二乐派及十二音体系的结构性有时会成为作曲的负担,而以德彪西为代表的自然流露,既与生俱来也或不可缺。作曲家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结构中创作,有时候也要强调叙述性。所以我认为,把这两者揉捏在一起,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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