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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根本没说过中国是“睡狮”?
“吾爱吾祖国,吾爱吾同胞之国民。”1902年,梁启超写下这样一句话时,“同胞”这样一个原先代表血缘关系的词语,在这里却转变成为国族的象征,即“同国之民”。
同样,中国原本不产的狮子在近代却成为中国的国家象征,而有“睡狮”“醒狮”这样的说法,甚至传言连拿破仑都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千万不要叫醒它,否则世界将为之震动”。
12月28日,在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科技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分野与融合——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荣退学术研讨会”上,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瑞松对“同胞”、“睡狮”这两个塑造了中国人国族认同的关键词的起源进行了分析。
杨瑞松认为,“同胞”和“睡狮”二词被赋予国家民族的内涵,既有中日文化相互影响的大背景因素,又都与梁启超这个关键人物有着因缘际会的瓜葛。“同胞”的现代意涵被梁启超从日本引入中国,而“睡狮”则和拿破仑没有一点关系。
一本日文畅销小说启发了梁启超
在今天,我们很习惯于使用“同胞”来指称同一国之国民,比如香港同胞、台湾同胞。但是,它原本只是指同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所谓“一奶同胞”。由此衍生出同国之国民的意涵,杨瑞松认为,首先是在19世纪的日本出现,而后经由梁启超引入到中国。
“呜呼,我三千五百多万的同胞兄弟啊!若兄弟们以与吾人同感同情,为何不前进而只肯望国会的开设?为何不奋起而只欣慕民权的伸张?为何不誓言而只企盼国权的扩张?……”像这种用“同胞”来形容国民,至少在1870年代末期的日本已相当普遍,成为代表国民意识的关键词。
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在匆忙搭船逃亡日本的途中,梁启超偶然间从日本军舰舰长那里得到一本当时日本畅销小说,小说原名叫《佳人之奇遇》。
在杨瑞松看来,二者之间显然存在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在《佳人奇遇》这本书里,现代意义的‘同胞’一词出现了8次。”杨瑞松认为,开始引入现代意义的“同胞”一词,并非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表示梁启超开始思考,除了过去所尝试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外,是否还有另外一种通过呼唤民族同胞觉醒的自下而上的方式。
梁启超从《清议报》第一期就开始连载汉译本《佳人奇遇》。误译产生的“睡狮”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甚至在遭遇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时,很多中国人仍然深信中国是厉害而强大的,具备实力,只是还没有发挥出来,甚至认为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中国巨大的潜力,而称呼中国为“睡狮”。
甚至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拿破仑曾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千万不要叫醒它,否则世界将为之震动。”但是,杨瑞松研究发现,关于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并没有任何确切的文献证据。这个说法在中国影响甚巨,被普遍接受,这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他们遍查有关拿破仑的档案文献,结果证实这个说法完全是谣传。
实际上,西方当时的言论中,常常提到的是“中国沉睡”这件事,其重点是说中国处于昏睡不醒的状态,而并不是说它醒来以后可能展现的威力。
曾国藩长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对此回应说,中国是先睡后醒。但1898年在澳门发行的《知新报》里一篇题为《日人大泽龙论中国情势》的日文文章里,可能因为语境或翻译的问题,曾纪泽的说法变成了“曾纪泽尝比支那于眠狮”。于是,曾纪泽——支那(中国)——眠狮第一次发生了联系。
曾纪泽1899年4月30日,梁启超在《动物谈》一文中提到,“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之睡狮,又谓先睡后醒之巨物。”这样一来,曾纪泽提到的先睡后醒在梁启超这里就转成了“睡狮”。
杨瑞松对这种转变给出的可能性假设是,梁启超听过曾纪泽“先睡后醒”的说法,但大概只是知道这个文章大意,并未读过内容。不过他与《知新报》的关系非常密切,很有可能他从那里得到所谓曾纪泽说中国是睡狮这样的说法,然后化为寓言故事写到了《动物谈》中。
梁启超此文发表之后,睡狮的说法逐渐流传,比如1902年蔡元培在杭州筹组明强学社,公告就有“我国睡狮不觉,尚未进入民族主义之时代”之句,黄遵宪在1903年作诗赠梁启超则有“散作枪炮声,能无惊睡狮?”而后邹容、陈天华的《革命军》和《猛回头》中都有睡狮、醒狮的说法,并在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乃至有《醒狮》杂志的出现。
但是,无论如何,同胞、睡狮成为塑造中国国族认同的符号,在当时确实凝聚和鼓舞了中国人的勇气。甚至到20世纪八十年代,当听到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中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唱出“岂让国土再遭践踏,这睡狮渐已醒”时,不是仍然能够唤起中国人的共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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