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浪漫的民国师生恋：北大教授丢饭碗，知名出版人遭通缉

杨栋林、韩权华：北大教授恋上校花，被迫引咎辞职

对于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的韩权华而言，她似乎一直生活在聚光灯之下。出身天津八大家之首的“天成号韩家”，姐夫是清华校长梅贻琦，这一系列显赫的身份使得她甫一入校便受人瞩目。

不过，韩权华受到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出众的外貌。许君远在《读书与怀人》一书中回忆称：“乙部（文预）女同学较多，最漂亮的是韩权华，长身玉立，洒然出尘。” 被目为“校花”的韩权华，自然不乏追求者。来北大求学以来，韩收到“不认识人的来信不知凡几”。在众多来信追求者中，有一人身份颇为特殊，便是北大教授杨栋林。

杨栋林，字适夷，贵州毕节人，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1923年年初开始，杨栋林便向韩权华释放爱意。或许是自矜身份，杨的爱情攻势较为含蓄，不过是写写明信片，抄录英文小诗寄给韩。1924年1月12日，杨栋林发表启事，为其兄代聘家庭教师。次日，杨特意私下将启事转寄韩权华，希望其能就聘，以此增进两人关系。

不料此事不胫而走，校内开始传出两人关系的谣言。有好事之徒还在厕所内张贴启事，大肆渲染。而北大学生裴文中则以“明华”为笔名，将二人之事添油加醋写成报告文学，以《厕所内的婚姻问题》为名投稿《东方时报》副刊。文章刊出后，在北大校内引起骚动，师生热议。

在风言风语尘嚣甚上之际，4月26日，杨栋林再度写信给韩权华。信中一方面转述坊间关于二人的诸种传言，另一方面则言辞暧昧，颇似亲近之人商讨如何处理。表面上看似在澄清谣言，实则试探韩的真实态度。正如《两性间一桩习见的事》一文在事后所分析：“原信全篇都引外界如何如何的话，作成功自己婚姻的圈套。”

不料韩权华却将此事写作文章，以《一封怪信》为名投至《晨报副刊》，并将杨栋林的长信全文转发。行文最后，韩权华不无愤慨地说：“不意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对本校女生——素不认识的女生竟至于如此。我以为此等事匪但与权华个人有关，实足为中国共同教育（co-education）之一大障碍。我北大女生，我北大全校皆足引为不幸。”

此文刊出后，舆论一阵哗然。被推至风口浪尖的杨栋林赶忙写文辩白，但也无济于事。北大学生发起“驱杨”运动，有人张贴皇榜，发檄文，指其为北大全校之不幸，全国女子之不幸，又有人称杨先生的信是教授式的强盗行为，是威吓欺骗渔猎女生的手段。整个北京社会的舆论，俱斥杨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人。就连远在上海的《妇女周报》记者奚明，都收到不相识的人从北京写来的信，请他们一致声讨。

与此同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写信给杨，叫他自行辞职。而其余杨所授课的学校也纷纷要求他辞去教职。5月10日，杨栋林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通告，无奈辞职离去。而韩权华也受此事之累，转学女师大，后赴美留学，回国后嫁与卫立煌为妻。

回望此桩风波，杨栋林尽管声名受累，但至少性命无虞。彼时却另有一人因师生关系暧昧受到通缉，险伤性命，累及好友受牢狱之苦。此人便是民国著名出版人舒新城。

舒新城、刘舫：一个被全城通缉、一个被勒令转学

1924-1925年间，舒新城任教于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期间，舒结识了高师的预科学生刘舫（又名刘济群）。舒新城爱好摄影，经常随身带有相机，刘舫对此颇为好奇。因摄影之由，他们开始了频繁的交往。舒刘二人的交往，慢慢由摄影转向学业。舒新城指视刘舫为私淑弟子，往来日多。

在成都高师里，刘舫因成绩优良，面容姣好，是校内颇有名气的“红人”，追求者甚众。而舒新城也因经常在校内外发表演讲，在当地风头颇劲。二人皆为校内焦点人物，其关系自然也被放到聚光灯下。舒新城事后回忆说，“在当时，我与刘君既为大家所重视，当然不免有人作为谈话资料。”关于二人的风言风语开始在师生间流传开来。

1925 年4 月24 日，高师校长傅子东找刘舫谈话，称有多位女学生反映她与教师舒新城恋爱，为学校安宁计，清除师生恋爱的恶劣影响，强令其转学。学校的做法令一部分有新思想的学生十分愤慨。4 月27 日晚，这些学生集中百余人要求校长收回成命。迫于压力，校长只得照办。

学校强令刘舫退学未果，转而把目标放在了舒新城身上。4 月28 日上午，学校以教职员全体名义召集学生开会，以“诱惑女生、师生恋爱”为罪名，缉拿舒新城。校长傅子东率领教职员学生代表至军署请兵，斋务长秦某则指挥一些教职员工、学生到舒平时往来的友人处及街上寻捕，明令捕得即行殴毙。

当日中午，舒新城正出校访友李劼人和陈岳安，得知学校要缉拿他，赶忙易装躲避。军警抓捕舒新城未果，只好将李劼人抓去关押做替，至5月8日才释放。

据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中记载，当时场面颇为紧张：“易装甫毕，即闻门外人声嘈杂，劼人乘酒兴出，与大闹，我乃由岳安乘间引至劼人舅氏后院短墙边，扶我逾墙跳至邻居，邻人初以为盗，大声呼喊，岳安告之，且同逾墙，始获无事。劼人之闹，则为故延时间，使我能安全逃出，经过半小时之争辩，劼人卒令督署宪兵及学生代表入室搜索，不得，乃将劼人捕去。”

为了抓住舒新城，军警一方面发布通缉令，在四川全省悬赏缉拿务获，另一方面将舒新城平日过往的一切地方与教堂洋行全部派人查访。而此时的舒新城，则在成都友人居所不断辗转藏匿，躲避追捕，并抓紧计划逃离成都。

经过一番周密策划，5月10日晚，舒新城改西装革履为长袍布鞋，戴墨镜，操蓝青官话，剪掉长发，剃成光头，留胡须，改姓名为余仁，扮成京华书局主任身份，11日凌晨趁守城军士睡眼朦胧之际，混出城外，经10天旅途，于5 月20 日到达重庆，逃离了是非之地。

有趣的是，这桩意欲拆散舒刘二人的“恋爱风波”，反而促成了二人的良缘。经此一劫，舒新城对刘舫的了解更进了一步，对其无视他人诬害并时时关心别人的表现甚为赞赏，认为其勇气“似乎不是一般青年尤其年未二十至女子所能有。平时我们的思想本多相通，此次结成生死之交，人格上之感应力更大，在当时我们固然说不上恋爱，但自此而后，彼此的潜意识中都有爱苗在滋长”。后来，随着两人通信的频繁，接触愈来愈深入，于1931年终成爱侣。

“《辞海》之父”舒新城

“师生如父子，万不可有结婚之事”

回看杨栋林、舒新城身陷师生恋爱风波的悲惨境遇，似乎与今人关于民国的浪漫想象不同，但却是彼时实相。

近代中国，男女之防破除，社交公开、自由恋爱之风渐起。随之而来的是在自由解放的大旗之下，师生恋爱之事时有发生。《中国摄影学会画报》曾有文称：“新华艺专师生爱，已成一习气。每一教员，大有非恋一女生不可。”此报道虽言一校，但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同类事件发生，报章之上也多以艳史之名进行报道，已成坊间热议话题。

师生恋在彼时舆论之中，多以负面形象示人，时人也对其负面影响多有思考。《觉悟》曾载《男女同学前途上的大障碍》一文认为：“在男女同学的各专门以上学校里——无论私立或国立——常常发现的，并且为男女同学前途上障碍的，并不是同学和同学之间的事情，却是教员和学生之间的事情。这种事情的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不止一校了。”此言一则表明师生恋爱并不乏见，另一方面则视师生恋爱反而妨害了男女同学、社交公开。本为社交公开产物的师生恋爱，反而成为其前行之障碍，颇为吊诡。

当时社会舆论对师生恋爱的容忍度不高，与传统中国的道德观念相关。传统中国社会，为人师表者有着严格的道德操守，师生关系与伦理关系相关联，男老师与女学生往往界限严明，不得越雷池半步。

正如彼时《妇女周报》上的《成都的恋爱狱》一文中所言：“师生如父子，是中国社会里不刊的定论”，师生之恋，干犯名分，社会舆论多有抨击。昔日罗素携学生勃拉克女士来华演讲，公然承认二人夫妻关系。这不合社会习惯的恋爱关系颇受国人非议。只不过是因其为外国人，“以中国的道德观念去批评他，总觉不甚吻合，所以攻击他的，也就不十分激烈。”

罗素是外国人，得以逃过一劫。但若当事人是中国人，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1923年，时任甘肃第三师范学校校长的高文蔚，因娶女学生为妻，遭到了当地士绅和教育界人士的激烈反对。地方守旧人士发起“维持纲常名教会”，对高文蔚群起而攻。结婚当日，群众散发传单，誓将高文蔚驱逐出境。还有人连打电报，请求政府惩办，而女学生更激烈，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高文蔚的老师、甘肃学界名流杨汉公也致函《时事新报》，激烈谴责高文蔚：“师徒之谊，在父子兄弟之间，为维持人道尊重师道计，万不可有结婚之事。”

高文蔚身处内地，传统束缚较多。但彼时北京之类大城市风气也难说开明。北京广安中学，就曾因所谓师生恋爱事件发生学潮，闹得满城风雨。对此，《每周评论》评论表示：“学生运动的对象，现在由文化及政治转到恋爱；这是现在中国腐化教育的一种严重病态。”

应否容忍师生恋，知识分子怎么看？

与彼时社会舆论对师生恋的苛责不同，知识分子的态度则相对宽松。尽管有所责难，但也多聚焦于别处，对师生关系着墨无多。如成仿吾、冯乃超批评鲁迅“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之语，更多还是着眼于鲁迅有妻，将其比作娶妻纳妾的老旧做派。

以前述韩杨事件为例，知识分子多认为杨栋林求爱实属平常。《妇女周报》的记者奚明就称杨栋林对韩权华不过是正常的人的感情，其错不在恋爱，而在于其没有掌握好方法，没有走对步骤：“对于不认识的女子突然写一封信去和伊讲恋爱，（杨君的信是否向韩女士讲恋爱姑且不说）这种举动即使不能说是对于女子的重大侮辱，但至少不能不说是冒昧或失礼，因为他还没有到了可以写信和伊讲恋爱的步骤的缘故。”

周作人也认为杨栋林的过错只不过是“向不认识的女生通信而且发言稍有不检点之处”，并没有触犯什么法律道德的界限。相反，“倒杨”的北大学生们反倒成了周作人的矛头所指。在周看来，这些学生们发动社会运动来维护传统礼俗，实在可悲：“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这一观点也得到孙伏园的认同，孙直接表示：“现在少年人维持礼教，我总觉得比老年人着实热心，着实负责任。”在呼吁自由恋爱多年后，青年仍旧未脱传统礼俗的窠臼，对于开启民智、倡导新知的知识分子而言，多少有些怒其不争的意思。

以今日后见之明观之，在现代化程度更高的欧西诸国，对于师生恋的容忍程度却要低上不少。以对待师生恋的态度来区别新旧，恐多有不妥。孙伏园也同样注意到，“少年人的礼教却从老年人间接得来，除了圣经贤传的糟粕都具备以外，还加了许多不知从哪儿来的新鲜条例。”学生的态度，尽管可能有传统礼俗的观念留存，但也有彼时社交公开下诸种流弊的反动之意。此中所涉颇广，非本文所能一一论及，便不再展开。

其实，近代以来师生恋的出现也有其历史合理性。在男女社交初开的近代中国，除了学校，两性并无太多交往场所。学校内，女学生的青春靓丽，男教师的沉稳博学，相互吸引，日久生情也属正常。哲生曾在《新女性》上撰文《两件师生恋的悲剧》，文中转述时人观点认为师生恋爱是“自然的相互吸引的现象”，因为“在男女同学或男女同教的潮流中，教授们不得能不暗中爱上了他的年轻漂亮的女学生，而女学生们发于英雄崇拜的心理，也不免倾心于教授们。”

但哲生此文也指出，“为师者如以深沉的世故，学问的权威，甚至以别种的计谋或诱惑而引人入阱，这简直是强暴欺凌弱者的行为，必得加以社会的制裁的。”确实，师生之间并非单纯独立个体，其中颇有权势关系纠葛，并不能单纯用自由恋爱来衡量。

但凡事皆有尺度，如若仅因师生之名，便彻底否决恋爱之可能，恐有矫枉过正。前述高文蔚事件中，张东荪曾回复汤权公一言，颇为持中：夫在学校内为师者不得与女性学生有恋爱，此固为天经地义。然出学校以外，若谓对于凡曾为其所教之女子皆不能结为婚姻，此真狗屁不通之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