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二的高僧究竟叫什么名字？

大约两年前，哈佛大学Leonard van der Kuijp教授审阅我的一篇论文时指出：文中所用Kuiji（窥基）不妥，应改为Ji（基）。问其理由，答曰：日本学者都称“基”，不用“窥基”。当时觉得这位荷兰籍教授是亲日派，中国祖师的名字岂能由日本人说了算？！遂坚持把Kuiji发表在了洋刊中。

上个月，东京大学斎藤明教授听完我的一场学术报告后评论道：日本学界早已公认慈恩大师的名字是“基”，“窥基”是错误的，不宜用在日语论文中。我随即反驳：中国佛教传统和学界一直都称呼“窥基”，有时省略为尊称“基师”、“基公”，没有正误之别。然而，此时的反驳已远不如当年来得底气十足。

虽然研读佛学不过十几年，尚未通阅藏经，但若连窥基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第二伟大的本土佛学家（第一伟大是其师玄奘）的名讳都弄错的话，显然足以羞愧至无地自容。于是迅速请教了微信群里几位博学广识的高人，幸或不幸的是，大家与我一样，都认为“基”是“窥基”的略称，没有注意过所谓对错。然窃喜后，自觉有必要对这可大可小的名讳一事追查到底。

首先翻阅的是一般视为共识之反映或依据的权威辞典，结果颇为意外。日本近现代出版的佛教辞典，如塚本善隆补编《望月佛教大辞典》（1936 / 1957）、宇井伯寿监修《佛教词典》（1938 / 1974）、织田得能编《织田佛教大辞典》（1954 / 1977，丁福保《佛学大辞典》编译自此书），均列“窥基”，注：单称“基”，世称“慈恩大师”、“大乘基”、“灵基”。到了1989年出版的中村元等编《岩波佛教辞典》、斎藤昭俊等编《东洋佛教人名事典》，却出现了“基”而无“窥基”，注：尊称“慈恩大师”，又称“大乘基”，一般所谓“窥基”是错误的。遗憾的是，这些辞典都没有说明错误的原因。

另一方面，虽然有关法相唯识的研究成果在日本汗牛充栋，但祖师的名讳仅以常识之姿登于研究论著，至多如镰田茂雄《中国佛教史》（1978）谓：“基，通常称为慈恩大师，窥基是错误的。”后来的《中国佛教史·隋唐佛教》（1999）甚至没有出现“窥基”一名，只说“基，……慈恩大师、大乘基”。从出版的辞书、专著、论文等使用名字的频率来看，日本学界最晚在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就公认“基”为正名，且是无须解释的常识。

在中国，虽然《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佛教》等辞书专著中偶尔可见“原名基”的表述，但恐怕大家早已习惯了“窥基”的称呼，不会多想其中还可能有史传的正误之别。事实上，吕澂先生于1955年完稿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慈恩宗》罗列玄奘门下四哲之窥基时，在括号内注上了：“‘窥’字是宋人加上去的，原名‘基’上是何字，不详。”汤用彤先生《隋唐佛教史稿》（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初的授课讲义，七十年代经汤一介先生整理后，由中华书局于1982年首次出版）则说：“据其碑文、塔铭及其他较早记载，均言师讳基，而未言窥基，《开元录》始有窥基名（详见佐伯良谦《慈恩大师传》）。”看来吕先生没有读到汤先生文和他括号里注出的佐伯大作，而汤先生也只是取了佐伯结论并未予以说明，留给后学的问题一如吕先生所提：原名“基”上是何字，或者说“窥”字是怎么来的？

佐伯良谦（1880-1963）是日本法相宗高僧，京都法隆寺第一百零四代管主（日文称大寺院住持为“管主”或“贯首”），后创立圣德宗，代表作《慈恩大师传》由古书商山城屋文政堂于1925年出版。该书从慈恩大师与玄奘三藏的因缘谈起，历数了诞生、俗家尉迟氏、名讳、幼年、出家等生平事迹，辩妄了“三车说”，论述了唯识教学的流布以及与律家、净土的交涉等等，穷尽史料、考证细密。虽然目前所见日文论著并没有把“窥基”为误称这一定论归功于佐伯，但就出版年代论，《慈恩大师传》应是日美学界关于“基”之共识的出典。

慈恩大师的名讳自古以来就有多种说法。收于《卍续藏》的晚唐镜水寺沙门栖复撰《法华经玄赞要集》（通称《镜水抄》）即有整理：“言基撰者，基字是疏主名。当时唐初未讳，今时国讳字也。唐三藏弟子，多于大乘下着单名，大乘基法师、大乘光法师等。亦有云惠基，亦云窥基。三名之中，基与窥基最亲。唐三藏临巳谢寺表中有窥基名字。又于奏请御制经序表中云：大唐龙朔三秊，于玉华宫，译经六百余卷，至十一月二十三日，令弟子窥基奉表闻奏……”

基公碑文、塔铭均作“讳基”，沈玄明《成唯识论后序》、靖迈《唯识二十论后序》等时人文书，以及“百本”章疏撰号，都写“大乘基”或“沙门基”，未见“窥基”，更不用说“惠基”（一作“慧基”）、“灵基”。如栖复所言，玄奘门下不少弟子取单字名，如：光、巍、林、钦、晖、询、谌、云、诠，除了诠法师外，其他人都常带前缀“大乘”，这可能是玄奘于印度女曲城辩论得胜获“大乘天”的美称，归国后传给了弟子，以彰显本门学问的正统与荣耀。

根据上述史料，很容易得出慈恩大师本名单字“基”的结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解释“窥”字？

佐伯转述了《掌中枢要记》的一段话：为避讳开元神武皇帝（712-756在位）的本名“隆基”，把“基法师”追改成了“本法师”！以慈恩当时的盛名或已成为习俗，称其“本法师”并不会产生误解。联想到日本称呼“お大師”专指真言宗祖师空海（774-835），而不是泛泛的佛教“大师”。此外，这部《掌中枢要记》不是慈恩的再传弟子智周（668-723）的同名注记，佐伯谓“作者不详”，现代日韩学者多认为是新罗僧人义宾（一作“义演”）的撰述。

佐伯提出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八月十七日在奥”（意为：后跋记于984年8月17日）的《清算记》：“疏主大师，姓尉迟，讳窥，字洪道。”但此文在收于佐伯良谦之师佐伯定胤（1867-1951，法隆寺第一百零三代管主）和中野达慧共编的《玄奘三藏师资传丛书》（出版年不详）时校印为“讳基”。佐伯良谦指出，“窥”一字名不见于其他任何文献，因为“音误”或“音通”写错了，或更有可能的是，记者扶桑沙门清算沿袭了宋人避讳唐玄宗本名之风，用发音相近的“窥”替换了“基”——按“王力系统”拟音，“窥”中古音khǐwe，“基”中古音kǐə。日语读“窥基”为ki ki亦可佐证两字的中古发音相近。

此外，《慈恩传》的多种传世本中，校勘《大正藏》所用的宋、元、明、宫等普通本有“令弟子乘基奉表闻奏”，这在佐伯手中的古写本《慈恩传》以及通行本《开元录》《镜水抄》中作“窥基”。佐伯认为：约成书于688年的《慈恩传》原文应是“大乘基”，抄写时脱落了“大”字而作“乘基”，如赞宁《宋高僧传》所述“或言乘基，非也，彼曰大乘基，盖慧立彦悰不全斥故”，后人再用避讳来的“窥”字校合造出了“窥基”，并由此衍生出“惠基”、“灵基”。

最后，佐伯总结道：慈恩大师本名单字“基”，始见于《开元录》《镜水抄》的“窥基”是错误的，《宋高僧传》以二字名的先入为主观念称“基”为省略也不当，《佛祖统记》《佛祖通载》《神僧传》等后代文献以讹传讹，终使“窥基”取代了“基”、“大乘基”成为主流，广传于学界、坊间。

佐伯考释的最大特点是：所用文献几乎全都是日本奈良至镰仓时期的古写经——身为法隆寺管主，坐拥世界上最豪华的佛教图书馆，即著名的“法隆寺一切经”（战争时期流出一些被私人购藏，现亦作为珍贵文物散展于各大博物馆）——尤其“本法师”与“讳窥”两处异读实为孤本。然而，如果进一步考虑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字之差”，以及不同朝代的避讳背景的话，那么，汤先生转引自佐伯的“《开元录》始有窥基名”这一结论就不准确了。

自唐太宗李世民起，整个唐朝的避讳规制并不严格，至多依《礼记》“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行事。也就是说，慈恩大师圆寂三十年后，“唐明皇”上位，但单称“隆基”中的一个字并不犯上，如元稹（779-831）《连昌宫词》“舞榭欹倾基尚在”言及先帝名讳并未受到查处。所以，慈恩大师的单名“基”即便在开元、天宝年间都无须避当朝国讳，故因成书于开元年间而得名的《开元释教录》可用“基”，晚唐栖复亦可照写不误。另外，就避讳礼法来说，在与“基”并用的情况下，“窥”字的避讳功能是不成立的，即“窥基”一名毫无避讳之用。由此推测，因为没有实际的避讳需要，所以唐人用“窥”代替国讳字“基”的可能性不大，更不会写作乌有的“窥基”！否则，就应出现“大乘窥”、“沙门窥”的记录了。

那么，如何解释唐人撰述中出现的“窥基”？一个无奈却可能的理由是：近现代所见文献基本都是宋明时期的校刻本或更晚的清人校编本，严格来说所录文字不全是唐时的写法，如《慈恩传》“令弟子窥基奉表闻奏”存在异写“乘基”，这句话在通行本《开元录》中虽也作“窥基”，但《开元录》另有六处均为“大乘基”。所以，流传下来的《慈恩传》《开元录》《镜水抄》等“唐书”中的“窥基”极可能是后人校勘改定的。

根据佐伯介绍的资料，最早且唯一的“窥”单字名，出现在984年抄于东京的《清算记》中。日僧清算在北宋初年巡礼了五台山，其书写很可能遵守了宋太祖、太宗时期严格的避讳规制，或承袭了宋人的做法，主动规避了本来无须避讳的前朝皇帝，用“窥”字改写慈恩本名。后在传抄过程中，与“基”、“乘基”混校产生了“窥基”——这也符合汉语“双音化”的发展趋势，易于流传。至于“惠基”、“灵基”，如《宋高僧传》所述，可能是当时人对“基”的美誉尊称，并不一定衍自“窥基”。

也许正因为犹豫于佐伯的考辨并非严密无漏，尤其是“本法师”与“讳窥”两条关键性证据均非中国撰述，而且所用日本古写经虽贵其珍但缺旁证，所以，汤用彤先生才仅仅介绍了佐伯结论的一部分，未传名字正误之说。由此看来，倒是吕澂先生看似没有文献依据的论断“‘窥’字是宋人加上去的”较为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