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的生存和抵抗

【编者按】

12月4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以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金以林、汪朝光三位教授共同做客上海大学进行了一场座谈。四位教授分别从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共产党、国共关系以及国际关系四个方面与现场听众分享了他们的研究心得。澎湃新闻记者整理座谈录音，经发言人审阅、授权，与读者分享。

社科院近史所的黄道炫教授在座谈中谈了抗战时期的共产党，通过对苏区以及国共关系的研究，他揭示了中共在敌后独特的抗战方式和生存方式，以及中共发动组织群众力量的关键所在，颇具启发意义。

谈及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有种看法认为，共产党没有怎么抗战。这种认知是如何形成的？一个原因是大陆这些年关于抗战的研究，虽然出现了很多论著，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但严肃而实事求是的研究还是不够，一些研究刻意拔高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这样反倒把一些事实掩盖了，令读者对一些原本正确的基本事实产生怀疑。另一个原因是学术界需要反思的：我们有没有把中共独特的抗战方式、生存方式讲出来。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中共的抵抗是为了生存，而且它的生存其实就在抵抗，也是抵抗的一部分，生存和抵抗是紧密相关的。共产党在敌后生存，我（共产党）的生存就是给你（敌人）制造难度，这种生存可能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存续，客观上却造成了敌对状态下的抵抗。中日战争是一场国际战争，同时又有复杂的国内多方面冲突，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下，抵抗必然是多形式、复杂的，学界长期没有把这种复杂性呈现出来，无形中就部分地抹杀了共产党抗战的独特方式和意义。

为什么说生存就是抵抗？

中共的军事发展中，持久战和游击战是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应该是无与伦比的，现在来看，这是一个事实。当然，这中间有一个比较长久而艰难的发展过程。

从民族战争的角度说，红军将领最初是有配合国军正规军进行战争的想法，即使不打正规战，那也是运动战。而毛泽东从头到尾一直坚持游击战，这是他在中共的一个特殊表现。从结果看，如果中共跟国军打配合战，成为阵地抵抗的一部分，这对中共不是一个有利的选择，对整个抗战也很难说。因为两三万人放到正规战里消耗，一两个战役可能就没有了，当年的消耗超出我们的想象。而开展游击战，中共的政治优势、作战特长都能得到发挥，可以扬长避短，后来的结果，中共在敌后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选择是关键性的。

从这个角度说，我认同毛泽东的选择，他的选择造就了共产党的发展和成功，而共产党的发展和成功，因为是在直接面对日本人状况下造成的，当然也对中国的抵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也增进了整个中国抗战的力量。毛泽东的选择，事实上很快就获得了成效，这也是他在1938、1939年地位迅速上升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对持久战有其宏大的眼光，即使从现在来看，也让人印象深刻。比如，毛泽东讲游击战，说“根据地是可以流动的”，这要怎么理解？首先，毛泽东认为根据地不是以地盘为主，尽管地盘是基础，根据地更重要的是人。其次，根据地是一个网，而不是一个一个的点，各个根据地可以互相配合——日军力量是有限的，它扫荡过一个地方，别的地方可以为这个地方提供帮助——这是毛泽东的总体设计。

1930年代的想法，今天看来很多军事家们仍然是会比较信服的。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个理论要如何实现，如何让人民跟着你走，即组织、应援的问题，这在毛泽东都有总体的设计，而且中共的一整套系统可以保证其付诸实施，这是毛泽东提出方案并实践的基础。

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从哪来？

中共为什么能组织、动员群众？我很长时间都在想这个问题。考察共产党统治下的民众负担，感觉并不比其他地区少。共产党的征收能力很强，这种能力是国民政府和晚清政府做不到的。征收从哪儿来？当然是从民众来。问题是即使共产党有强悍的征收，民众对中共也没有强烈的反感情绪。中共和民众的关系比起国民政府和阎锡山，还是要更好一些。

那么，中共是如何做到的？我感觉有几点很重要。第一，虽然中共征收力度大，但公平，富的征得多一些，穷的少一些甚至可以豁免；第二，共产党的征收有一套程序，是有秩序的，而不是临时的、无规则地征收，无规则恰恰是民众最怕的，看不见底。此外，理解中共在1949年之前的成功路径，抗战时期中央行政权力的垂直下探很重要，这种下探一直到达了村。抗战时期的村公所、内战时期的村政府就是地方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尽管1954年的宪法取消了这层制度设计，但我们现在一直认为，中共的行政控制下降到村的层面。最近有研究对“皇权不下县”提出了质疑，这当然值得探讨，但宋朝以后直接的行政权力到县为止的状态应该还是大体成立。

中共的行政力量进入到村，也有个过程，这时期不是用苏维埃时期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的办法，而是用协商、妥协的方式达成——不搞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先建立村政权，人有可能还是原来的乡绅、土豪；先建立政权，树立合法性，把阻力降到最低；之后再通过民主选举，逐渐换上政权需要的人；到了1943、1944年进一步强化党的作用，使党的意志进入行政权力。这是个缓和的渐进的路径，在谈判基础上的温和革命。这样的路径本身是中共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妥协性选择，却意外地更加契合乡村社会实际状况，使权力的下探基础更为扎实，和民众的结合更加紧密。

中共行政权力的下探路径，和中共在抗战时期获得合法性、建立抗战统一战线密切相关。一般以为统一战线就是国共合作，其实抗战统一战线并不仅仅是两党合作这么简单，在地方上它的呈现常常十分复杂，中共获得合法性后，运作的空间巨大，除了面对国民党外，它还直接面对整个中国社会，面对各种政治力量，当时的中国、尤其在华北，还有很多超出两党之外的力量，有了合法性后，中共可以大展宏图。“合法”这两个字在民国政治里面非常关键，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路径，以进一步理解中共抗战时期的生存和抵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