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人化写法能使儿童产生跟动物们在一起的想象

“动物”是儿童文学中永恒且超越语言、文化和种族的题材。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天天出版社共同推出“中西动物小说大王金品共读系列”丛书，精选在动物小说创作方面杰出的中外作家——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和美国著名野生动物画家、作家欧内斯特·西顿——的动物小说精品结集出版。

11月14日，上海国际童书展期间，“‘中西动物小说大王金品共读系列’发布会暨国际视域中的动物小说研讨会”在沪召开。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殷健灵、沈石溪，儿童文学评论家汤锐、王泉根，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教授文克·奥门森和马尼拉国际学校教师米歇尔·门罗等20余位中外嘉宾出席，就沈石溪和西顿的小说特色、中国动物小说创作历史、动物小说现状和未来发展展开探讨。

儿童动物小说创作经历三阶段

评论家王泉根指出，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动物文学自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就已开始出现，鲁迅的《鸭的喜剧》《兔和猫》、周作人的《百廿虫吟》、沈从文的《牛》、丰子恺的《养鸭》、萧红的《小黑狗》、老舍的《小动物们》、巴金的《小狗包弟》等，成为中国现代动物文学初创阶段的重要收获。

这些动物文学形成自身的一些特征：一是以动物散文为主，较少动物小说；二是描写对象以家畜宠物为主，极少野生动物；三是以人的主体性为主，借动物寄寓思考、抒发情感，对动物习性的观察、描写细致准确。现代动物文学的这种“寓言式文体”模式承续了很长时期，直至20世纪80年代，这才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并迎来“风起云涌”的发展新阶段。

王泉根说，儿童文学领域范畴的动物小说创作，就勃兴于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轨迹与艺术策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动物小说重在人的主体性，以人的视角看动物，以人与动物的关系隐喻人间社会，动物形象通常具有象征性和寄寓性，更多地承载着现实人世与文明秩序的道德理想和世俗期待。如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一只猎雕的遭遇》、李传锋的《退役军犬黄狐》、朱新望的《小狐狸花背》等。

第二阶段的动物取得了艺术“主体”的地位，从动物的视角看动物、看世界；作品的场景完全是动物世界，只有动物与动物的生命较量、冲突与丛林法则，动物的生死离别、爱恨情仇、荣辱悲喜等错综复杂的“兽际”关系成为描写的重点。代表作如沈石溪的《狼王梦》《红奶羊》、金曾豪的《苍狼》、蔺瑾的《雪山王之死》《冰河上的激战》等。

第三阶段的动物小说延续至今，还在不断探索、实验之中，其特点是力图从动物行为学的“科学考察”角度，深入动物内部本身，还原动物生命的原生状态，如沈石溪的《鸟奴》、方敏的《熊猫史诗》等。

西顿侧重写实，沈石溪侧重讲故事

谈及沈石溪和西顿两位“故事小说大王”的小说，曹文轩认为，他们的作品都离不开“暴力美学”。“但我希望这个词不必当成贬义词来看，全当是一个中性词。他们写的是动物世界。这个原始的世界，是被我们观望的，我们并不身在其中，并且动物的本性就是暴力。”

评论家汤锐则认为，西顿写作风格的核心是写实，采用类似科考日志一般的叙述方式，突出客观性纪实性，作为一位博物学家，尽可能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示野生动物生存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展示了他非常丰富扎实的野外经验和知识积累。

而沈石溪写作风格的核心则是传奇性、故事性。他的动物小说受到大量少年儿童读者的喜爱，就是因为有极强的传奇性和故事性。这两位作家像是站在动物小说创作风格的两极，西顿的作品几乎让人想到“非虚构”这个词，而沈石溪则是营造戏剧性的高手，他的作品想象虚构的因素远远多于西顿的作品。

“西顿代表了世界动物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成就，从人类自我中心转向尊重和保护其他动物。”汤锐评价道，在西顿之前，也有过《黑美人》等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更多是让动物按照人类的思维、情感和经验去讲述人类社会的故事，做人类世界的旁观者和评判者。但是西顿采用写实手法，尽可能地呈现动物在大自然中的本来面目，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原生态的野生动物世界。这是西顿带给动物文学这一文体的重大突破。

汤锐说，西顿告诉读者，动物不是附属于我们人类的，它们和人类是平等的。他明确地否定人类因防卫过度和利欲熏心导致对动物滥杀无辜的行为。而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则深刻渗透着一种东方式的道德法则，比如他在作品中赞美人与豢养动物之间的知恩图报、忠诚、信任、责任感等等，并塑造了一系列机智勇敢、重情重义、甚至有高度自律性的猎狗、军犬形象，即使是丛林之中的野生动物，沈石溪也着重表现了它们在抚养后代和集体战斗中表现出的高度的合作与自我牺牲精神。

在评论家、文汇报“笔会”主编刘绪源看来，可以将西顿的动物小说归入“自然的母题”。“这些作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他们都是动物专家，有些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长期与动物打交道，对动物的习性非常熟悉。第二，他们大多有宗教情结，有的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教宣扬的平等，不仅是人与人的平等，人与动物，都是上帝所造，也应有平等意识。所以，他们描写动物，并不将动物依附于人，而是以与写人一样认真的态度来作文学描写的。第三，他们所写的动物小说，其实是一种‘纪实小说’，是严格写实的，是必须合乎动物生存规律的，是能够让人在这样的阅读中了解真实的自然界的。”

刘绪源说，而沈石溪的小说继承了很多中国传统，有些“继承”已趋淡化，但痕迹仍在。“主要有两个传统。一是革命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导致小说突出政治、道德、教化的作用。在他之前，就有不少以动物为题材的创作，多有童话化的倾向，其中的动物更接近于人，有人的道德的附会，动物间的冲突也是人的思想与道德的冲突的幻化。”

“二是通俗文学传统。中国是一个通俗文学大国，中国古代的话本小说、章回小说、评书、评话，就都讲究故事性，有口头文学的特点。它的极致，是武侠小说，尤以金庸为最。这一类作品可以不顾人的生理局限，甚至可让人飞墙走壁，千里外取人首级。所以，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大都有很强的故事性，这些故事多以动物的传奇遭遇，非凡的能力和毅力，在逆境中的英勇或感人行为而取胜。”刘绪源说，如以严格的动物科学来衡量，它们有时是不合动物行为规律的；但在文学中，这应该是允许的——文学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既然连武侠小说也有存在理由，为什么写动物的作品就不能让作家作自由的驰骋？

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作为现代儿童文学先驱之一的茅盾就曾提出：儿童文学“应当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天真纯洁，热爱动物，憎恨强暴与同情弱小，爱美爱真。”

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教授文克·奥门森表示，“儿童文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寓教于乐，大多数故事旨在实现这个目的。动物都是孩子，行为举止也像孩子，因为跟自己很相像，小读者们会很开心，尽管这些动物外表跟自己不一样。从早期的童话到现在，拟人化一直在儿童动物小说里占主导地位。”

然而近年来，尤其是随着动物研究在西方大学里越来越流行，对拟人化的批评声越来越多。甚至有人指出，阅读穿着衣服并使用人类语言进行交流的动物故事会让儿童误会并损害他们对动物世界的理解。

对此，奥门森并不认同，“为小孩子而写的故事可以让他们用联想的方法接触到动物世界，教会他们珍爱关心动物。还能让他们了解人类世界，这些故事里传达出的人类交流方面的经验教训通常更加管用，因为那些主角都是变得陌生化了，既陌生又熟悉。这样的故事会把小读者引入到一个幻想世界，产生跟动物们在一起的想象，既有去人类世界的欢欣，同时又和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在我看来，这种模式是利大于弊的——只要孩子们知道把一条真鳄鱼放到操场上算不得一个好主意就行了。”

马尼拉国际学校教师米歇尔·门罗则认为，拟人化是作者们经常使用的手段，以便将人类的特点赋予动物，使他们具备感知和交流的能力。这些小说将人类的心性赋予动物，鼓励人们关注动物，同情这些动物的遭遇。

“对自然界的动物来说，人类的涉足是一个危险的动力。不管是猎杀动物充饥，役使动物劳作，把害虫消灭殆尽，还是毁坏动物们的栖息地，并用我们自己的取而代之，人类总是在不停地破坏动物世界和环境。”因此门罗认为，让年轻人读动物小说就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可以让他们对那些动物主角产生怜悯之心，对他们的困境产生同情。这些早期打下的同情的根基会在年轻人心里产生一种持久的能力，让他们对痛苦更富有同情心，更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