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易社强：中国当代学术成就本应比民国强千百倍

【编者按】

易社强（John Israel），生于1935年，西南联大荣誉校友。早年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现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研究，硕士论文研究“一二·九运动”，博士论文研究1927年到1937年的中国学生运动。代表作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初版于1998年，2013年在内地翻译出版后被誉为“研究西南联大最好的历史著作”。

澎湃新闻带来对易社强教授的最新专访，围绕大学与通识教育、“民国热”与知识分子以及海外汉学的发展历程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出于学者的严谨，易社强先生特附声明：“访谈中的部分问题涉及我对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片面的看法。坦白地说，关于当代中国大学，我了解的第一手信息并不多。因此，我的回答仅是基于我耳闻目染产生的印象。读者不必强求一致。”访谈文本已经被访者审定。

1978年的中国：“不是另一个时代，简直是另一个国家！”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您第一次来中国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之后为了做研究，多次来华。您最近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

易社强：从2015年4月末到8月中旬，我都在中国。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这些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易社强：这是一个宏观的问题，让我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来回答：我想谈谈在走访人们的家庭时，看到的变化中的中国的缩影。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受邀到人们家中做客，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下面我说几个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走访昆明的人家时留下的印象。

1、那时候，如果一个中国人想要邀请一个外国人到他或她家里，一般先要得到工作单位的批准（这个环节就算不是必需的，也至少是明智之举）。在昆明，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先前由于被打成“右派”，在农村待了二十年，刚刚回到城里。他足足等了一个多月，才获得批准，允许在他家里接待我。我在他家时，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是他骄傲地拿着他的“摘帽证”。第二天，他骑了十多公里的自行车来找我，请我把那张照片销毁，因为他怕那张照片可能给他带来麻烦。显然，在中美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年，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正常，而是深深地受到了“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恐惧的影响。

2、当时人们的住所通常都很狭小、单调，除了最基本的家具和生活用具之外什么也没有。我常常要坐在别人的床上吃晚饭——因为只有一间屋子，既是客厅，又是饭厅，还用作卧室。厨房和卫生设施一般来说是和邻居共用的。墙壁通常被刷成一种近似于鸭蛋青的颜色。这些情况都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尤其是对于消费经济而言），也展现出一种基于低价租赁的国有设施住房系统。

3、还有一些我不太熟的人，也会邀请我去他们家里，但通常另有所图。我一到他们家里，他们就领出个孩子，表达出想方设法要去国外读书的意思：“您这样一位颇有门路的美国教授，能不能够安排一下，让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得到奖学金，前往美国大学读书……”当时的现实就是，部分年轻人感到生活在中国没有什么希望了。在他们看来，通往更光明的未来的机会就是去国外。

4、这就引出了另一个现象，一种民族自卑情结。有时候，招待我的人会请我下次来中国时给他们带点东西——一个美国的音响或者录音机。当时，中国产品要么质量低劣，要么很难得到，或者两者兼有。（这样的遭遇让我想起，1959年至1962年，我在台北，到访我家的客人会指着美国电器，竖起大拇指，高呼“美国货！”）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并不只是在表达美国崇拜，而是表现出了中国人当时普遍的自卑感。

而现在的情况是多么不一样，我无需赘言！如今，消费品等式的两边对调了位置。我们在美国买的东西很多都是中国制造，以至于我在给中国朋友挑选礼物时，很难找到“美国制造”的标签。除了物质文化的突飞猛进之外，更显著的是中国民族心理的180度大转变，自卑变成了自豪。当然，积极的改变常常也伴随着负面的影响。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消费主义、物质主义、腐败以及环境破坏。盲目的自豪有时也转变为民族主义……

在我和中国将近四十年的接触中，我见证了量与质的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每当别人跟我说，“易教授，你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78年，那真是另外一个时代！”我的回答总是，“不是另外一个时代，是另外一个国家！”

通识教育是一种西方价值，也是一种中国价值

澎湃新闻：最近国内首次完整出版了《西南联大国文课》一书，是联大当年面向全校大一学生的必修课——国文课——的教材。这可能呼应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两种思潮。首先是对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的热衷。您既是西南联大最资深的研究者之一，自己也亲身接受过美国的通识教育。您怎么理解国文课与通识教育的关系？

易社强：首先，我理解的“国文课”指的不仅仅是中国文学，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课。因此，相比于美国文学或美国文化的课程在美国人文教育课程中的地位，国文课在中国人文教育中占据的位置更加全面、基本、不可或缺。对于联大的学生来说，国文课所传授的不仅仅是民族意识，更是自我意识。基于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和丰富文化，以及现代中国与过去之间密不可分的渊源，中国的人文教育若是缺少了某种形式的国文课，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当然，问题是，哪种形式呢？如果一门国文课只强调文化自豪感，而不允许学生进行文化批评，那么，这样的国文课与人文教育的目标是不相匹配的。如果一门国文课只向学生展示中国丰富思想光谱中有限的一部分（例如，权力的成分），而不介绍其中个人主义、自我解放、批判的元素——比方说，只讲儒家治国的等级思想，不讲道家的自我解放精神——这样的国文课就更加适得其反了。而联大的国文课从不同时代、文体和观点中汲取材料，不仅鼓励批判性思维（这正是现代中国缺乏的），也为学生提供了个人身份与人格形成的种种严肃选择。

澎湃新闻：您会如何评价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一种西方价值吗？

易社强：是的，通识教育是一种西方价值。但是，通识教育也是一种中国价值。否则，为何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还会如此广泛地赞誉西南联大这样一所强调通识教育的中国大学呢？但是，联大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强调通识教育的大学。在19世纪末，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此类中国大学的先例，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既有非教会的、也有宗教的。另外，在中国古代，一个受过教育的文人也需要掌握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法、艺术、公共管理以及个人伦理道德。在此之上，只要加入现代科学和一种全球的视野，我们就能得到现代人文教育的基础了。

澎湃新闻：现在全球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一种重经济效益、轻人文诉求的风气。过去十年来，欧美国家裁撤公立大学人文学科、减少人文学科科研经费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欧盟的博洛尼亚高校改革计划（The Bologna Process）更是整体上将就业和应用作为高等教育的导向，放弃了洪堡所推崇的以自由研究为追求的欧洲大学理念。日本文部科学省通知国立大学自2016年起调整和废除不符合社会需求的文科专业，只是最新的一例。

反观联大，身居战争与革命之乱世，面临救亡图存之压力，却将这样一门“大一国文”设为全校各系共同必修。您如何理解这样一种课程设置？

易社强：的确，关于本科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争论非常普遍。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我相信人文教育的价值，这种信念很坚定，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享受到了这种教育的益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研究了西南联大。人文教育的核心是humanities。“Humanities”这个词（不同于它那个不恰当的中文译法“人文科学”）唤起的是这样一种思考：生而为人（human being）究竟意味着什么？关于如何教给学生怎样为人的丰富内涵，教育者可能有着分歧，但是，这一尝试就其本身而言是非常崇高的。

讨论至此，我觉得我们应该严肃地考虑一下人文教育现在面临的挑战。我将谈一谈我自己国家的情况，因为对此我最为熟悉。直到不久以前，美国的大学文凭都是少数精英享有的奢饰品。即使到了20世纪中期，人文教育也近乎被上层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垄断，他们拥有种种社会关系的网络，因此无论他们在学校里学了什么都能保证就业。然而现在，超过30%的美国人是大学毕业生，超过半数的美国年轻人受过某种程度的大学教育。这就意味着，当下追求大学教育的人中包括了来自工薪阶层家庭的年轻人，而这些家庭以前从来没有孩子上过大学。同时，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为了四年大学，需要投入一笔可观的资金。因此，不难理解，他们会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待大学学位，并且期待他们的投入能够得到成比例的财富回报。2008年经济衰退带来的就业危机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扰。雪上加霜的是，州政府也不愿继续以现有的水平为公共教育机构提供财政支持。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人们质疑人文学科——尤其是humanities——的价值。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情况并不会否定人文教育的价值。人文教育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让我们做出明智的教育与职业选择，拥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在公共话语中多方论证、积极参与——简而言之，它能让我们过上最充实的生活——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只适用于少数特权精英，而不适用于普通公民的话，显然是很愚蠢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强调人文教育的实用因素：事实上，人文教育的确能让我们在市场的“现实”世界做好准备。首先，它帮助学生发掘自己的长处、弱项、兴趣和潜能，因此有助于职业选择和目标设定。其次，我们知道，很多企业会招聘人文学科毕业生来填补职位空缺。另外，职位的内容和要求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准备好接受新的挑战，而不是仅仅掌握某一些适用于今天的市场的技能。

我有一个朋友，他应试一所一流的医学院，面试时，教授说道：“我们并没有兴趣听你上过多少课程，学过多少技能。我们想知道的是，你是不是我愿意请来做我的家庭医生的那种人。”越来越多的机构需要全能型人才，而非预先编程好的机器人，医学院只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的结论是：人文教育既要吸引社会和文化精英，也要普及大众——无论他们想要追求什么样的职业。

西南联大的师生关系：战争和贫穷让生活十分艰难，但也将人们凝聚了起来

1946年5月，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澎湃新闻：在您之前采访的联大文学院人物里，对谁的印象最深？

易社强：听起来可能难以置信，虽然我采访过冯友兰、金岳霖等知名学者，但是，在联大文学院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许芥昱（Kai-yu Hsu）。他1940年进入联大工学院的本科，1944年从外语系毕业。

在我的联大朋友中，他是我最亲密的伙伴。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热情，富于同情心，聪明，敏锐。他博学多才，天赋异禀，称得上是一个modern literatus（20世纪的全才）。他爱好文学，不仅是个传记作家（撰写过闻一多、周恩来），也自己搞创作，他还是个翻译家、诗人、艺术家、书法家。他一直鼓励我、鞭策我做联大的研究，对我的影响无人能及。1982年，芥昱在一次山体滑坡中不幸罹难，他的离去在我心中造成了一个空缺，至今无人能够填补。

澎湃新闻：西南联大老师的授课方式和今日有何不同？这对学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易社强：我对联大老师的印象是，他们通常以讲座的方式授课。同时，他们的教学得益于学术自由，教授可以按照自己的学识、道德观点、个性来讲学，而不用为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影响担惊受怕。

学生得到的鼓励是独立思考、商讨、辩论的自由发挥，培养了各种方面的、与众不同的知识精英。

澎湃新闻：西南联大的师生关系和今日大学的师生关系有何不同？

易社强：我听说，现在的本科生很少和教授关系亲近，师生关系常常受到名利和腐败的影响。在联大，这些问题很少出现。教授和本科生之间的关系可以非常亲近。我的岳父，李希侃先生，在中法大学时是闻一多的学生，他珍藏了一张闻一多教授留给他的题字，闻一多将时为学生的他称呼为“希侃兄”。

大家知道，西南联大是一所很小的学校，因此它便利于更亲近的师生关系，这在大的学术机构很难实现。另外，当下这个时代经济繁荣，一些学术成就很高的学者也会被物质财富吸引，相比之下，联大的学生和老师分享着一种“贫穷”的文化，被带到了一起。而且，联大的师生也共同面对着一个残暴的侵略者，他们要在这场抗战中存活下来，因此被团结在一起。战争和贫穷让生活十分艰难，但是，它们将人们凝聚了起来。

澎湃新闻：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同样关注西南联大的研究。他认为与今日中国大学拼命发展研究院不同，西南联大真正得意之处在本科教学。“因为，本科教学乃大学之本，除了具体的专业传授，还有精神气度的熏陶，影响更为深远。这些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日后因缘际会，或出国深造，或在实践中自己探索，逐渐成为一代名家——这或许是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教诲。”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易社强：从一方面来说，当时昆明的图书馆和实验室有着很多局限，想要读到国际上最新的学术出版物也很困难，研究经费短缺，因此，联大的教授更倾向于将精力投注在课堂上，而非研究或实验中。如今，老师们可以得到丰厚的研究经费，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而且每多带一个研究生就可以多得一些回报，所以，他们不再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本科教学之上，这一点也不奇怪。

此外，现在的学生和联大的学生在进入大学时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在联大时代，学生们求知若渴，他们期望人文教育能开拓、引导对真理的追求，哪怕这个目标本身并没有定论。战争的暴力带来的牺牲、物质的匮乏带来的艰辛、恶性的通货膨胀，这些因素激发学生从教育中尽可能多地汲取能量。头两年的课程设置非常宽泛（工学院的学生也要修习国文课），学生要是想换专业也很容易（像许芥昱就从工学院转到了外语系），这些都鼓励学生追求自己的激情所在。

我感觉，如今，根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对于联大的学生来说，进入这所有名望的大学，只是为未来丰富的大学经历做准备。而现在，从五岁（甚至更小的时候）开始，孩子们就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要跨过教育系统中的一道又一道栏杆，只有一个目的——考上一所像样的大学。一旦他们考上了，他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接下来四年发生什么，纯粹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们毕业时能拿到学位就行。而且，他们的学习不再是源于学术激情，而是源于家长的压力、市场的价值，或是入学考试的机遇。他们对于专业的选择也是基于家长的压力，他们精明地算计哪个专业更有可能让他们进入自己想去的机构，而不是出于个人对某一门学问的兴趣。一旦考上了某个专业，他们也很难转系。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在很多领域，大学培养的毕业生已经超出了经济吸纳新雇员的能力，很多学生毕业就是失业。这一系列情况导致学生走上了职业生涯的死胡同，抹杀了职业的前途。我无意给中国的高等教育抹黑，也不是要把它和美国的高等教育作比较。以上仅仅是我的直观感受。

西南联大不可复现，但能成为当下教育改革的典范和灵感之源

澎湃新闻：《西南联大国文课》的出版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国内“联大热”的延续。您可能也知道，近些年大陆尤其是知识分子界有一阵“民国热”，对西南联大的关注也是表现之一。有人认为“发思古之幽情”是出于对现状，比如消费主义盛行而精神信仰缺失、高等教育之糟糕等现象的不满。也有人认为，其中存在对民国的浪漫化想象和过分拔高，比如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就认为民国学术被高估了，“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民国时期”。您如何看待“民国热”这一文化现象？

易社强：我对中国学界的了解尚不充分，因此很难说赞同谁的观点。但是，要想比较民国学术和当今中国的学术，我们显然得考虑到这两个时期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民国是一个贫困的、基本上是前工业的社会，国家内乱外患。现在的中国已经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考虑到在历史背景和可用资源上的巨大差别，我们本来应该看到现在的学术水平和成就会比民国时期高出一百、甚至一千倍。但是，现在的情况显然并不是这样。

无论如何，我有几点见解。第一，怀念过去总是意味着对现在的不满意。第二，如果想要从民国发掘出什么当下可以借鉴的地方，我建议我们看一看公民社会这个领域，包括高等教育。在这个方面，即使是在战乱时期，也有着令人瞩目的发展。

颇有启发性的一点是，中国的高等教育首先在蔡元培的北大、其次在联大达到了巅峰，而这两所卓越的大学都得益于它们的学术自由和多元主义。无论军阀政权和后来的国民党如何绞尽脑汁想把蔡元培的北大和梅贻琦的联大纳入管控之下，他们都没有办法做到。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渴望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要记得，中国古代哲学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并不是秦朝，而是春秋。知识分子要是同时追求学术自由和强大的中央政府的话，可能会发现，并不容易。

澎湃新闻：这些年中国的大学高歌猛进。尤其是在国家富裕起来之后，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以期打造尽可能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相比之下，西南联大身处的环境极为恶劣，物资匮乏，战火纷飞。但师资群星璀璨，学生后来也是大师辈出。西南联大的复现可能吗？联大留给今人最珍贵的遗产或启示是什么？

易社强：我们要知道，联大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先前中国高等教育至少四十年发展的产物。联大的老师在过去几十年间陆续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学成归国。随后，由于战争的紧张局势，三所中国最好的大学合并起来，这些自20世纪早期开始培养、累积的人才精英也汇集于一处。联大的学术自由也受到云南军阀龙云的保护，他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充当了联大的保护人。

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都是无法复制的，因此，联大也不可能复现。不过，这并不妨碍历史上的联大成为当下教育改革的典范和灵感之源。

联大的知识分子，为何有种？

澎湃新闻：人们如今对西南联大最津津乐道的，还有那些性情古怪、桀骜不驯的教授们与政府官员冲突与斗争的故事。如您曾言，重庆与昆明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最后十有八九都是知识分子胜利。您认为这在知识分子史上是特例还是主流？您对此现象如何解读？

易社强：中国历史上是否还有其他时期知识分子的勇气与理想战胜了政府官员对他们的管控，这个问题要交给我在中国的历史学家同行们。但是，显然，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联大的知识分子反抗国民党政府将大学作为政治宣传和思想灌输的工具，他们有着几点优势：

1、他们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2、他们不畏惧迫害。（闻一多的牺牲就是这种勇气最好的证明。）用俗话来讲就是，他们有种。

3、 他们有龙云这个可靠的“后台”。

4、 政府的高压力量较弱，鞭长莫及，管控不到他们。

5、执政党内部也有一些学者和联大关系密切，比如蒋梦麟、张伯苓。

6、 他们不可能被收买。像这样的学者本来就是无法被收买的。

澎湃新闻：您在之前的访谈中曾提过，费正清先生称清华北大的知识分子为“sino-liberals”，可译为“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派”。具体内涵是什么呢？中国特色体现在何处？

易社强：我认为，“Sino-Liberals”最好被译为“有自由主义特色的中国人”或“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中国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些人都是中国公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毕生的追求就是国家的进步和国民生活的改善。虽然他们接受了某些西方自由主义的元素和价值，或是相信这些价值可以用在中国身上，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丢失一点点中国人的气质。

我知道，我的话或许有些人不能接受，因为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普世价值”，并且，就其定义而言，与中国价值相反，因此与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并不相干。然而，尽管自由主义源于“权利”这一西方概念，然而联大环境中的学术自由和某些中国观念也是完全匹配的，比如“君子不器”这一格言，这一原则的根基就在于知识分子道德上的正直与清廉的理念。我想，联大的知识分子也不会觉得这两个概念是矛盾的。相反，他们也许会认为这两个概念相互增进了彼此的内涵。闻一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他从芝加哥和科罗拉多学成归国后，却对美国直言批评不断。可是，他从来没有否定过学术自由的价值。在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中，他是在继承自然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在继承屈原身为士大夫义不容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传统——还是二者兼有？

“与其说是冷战利用了费正清，不如说是费正清更好地利用了冷战”

澎湃新闻：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中国学界以此为主题召开了各种学术研讨会。您的研究也和这一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您看来，今日中国纪念新文化运动，最需要纪念的是什么？

易社强：值得纪念的是赛先生和德先生——（大写的）科学和民主，二者都是普遍的。

澎湃新闻：美国的中国学诞生与冷战背景密切相关。您的老师费正清先生对这一学科的建设可谓居功至伟，您自己从事这一专业研究至今也有半个多世纪了。您认为海外中国学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易社强：请允许我详细说一说美国的中国学与冷战之间的关系。首先，冷战给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潜在的原则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虽然我们的说法可能有些不同）。美国急需发展一批新的中国专家，因为老一代的中国专家——例如谢伟思（John Service）、戴维斯（John Davis）、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以及从某种程度来说费正清本人——遭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排斥。（同样，当时的中国也没有遵循自己“知己知彼”的原则，而是弱化了英语学习的重要性，排斥美国专家。）

冷战对中国学的推动确有成效，因为我就是受益者之一。1954年，我即将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想要继续历史学领域的研究，也在寻找必要的奖学金的机会。我听说如果将中国学作为研究方向，就有可能获得免费的研究生教育，于是，我立刻找到我的亚洲史教授，咨询应该申请哪所学校。他回答道，“哈佛大学。”“为什么是哈佛？”我问道。“因为”，他回答，“费正清在那里。”我问，“费正清是谁？”幸运的是，不久我就知道了答案。

我承认，冷战时期的政府和基金的经费前所未有地拓展了中国学研究。但是，我也必须指出，这些资助并没有受到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给我的银行账户打奖学金之前，从来没有问过我的政治观点。费正清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的看法相去甚远，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他成为美国最成功的中国学推动者。与其说是冷战利用了费正清，不如说是费正清更好地利用了冷战。

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学者，现在可以自由地互访对方的国家，使用对方的学术资源，在专业上或私下都能深交。因此，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不再只是为美国读者而写作，我们的学术成果会得到中国同行的批评指正，同样，我们也能阅读、评判他们的学术作品。现在，如果我被邀请到上海开会，或是我们在美国的国家档案馆看到一个中国人在做研究，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了。

尽管如此，在这场持续的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讨论中，被邀请来提出我的看法，我还是感到非常荣幸。

澎湃新闻：您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知识分子五六十年，也接触到了成长、活跃、成名于民国时期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从胡适到殷海光、金岳霖，以及费正清先生。您的经历就是一段活历史，您会写回忆录吗？您近期的学术关心是什么？

易社强：我很乐意写一本自己的回忆录，可我已经八十岁了，不知有生之年能否得以完成。我得先完成一个持续了多年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是关于“文革”时期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的是一群率先从北京前往西双版纳的青年，“五十五知青”。

等我完成这项研究之后，可以说我的学术生涯让我有幸研究三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第一代，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的学生民族主义者；第二代，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还有现在，第三代，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知青。虽然这三项研究大相径庭，但使我得以探寻中国近代最关键时期的知识分子们的命运，我感到无限欣慰。

（感谢译者刘静。易社强夫人李晓亮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