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了，打破“胡焕庸线”的时候到了吗？

地理学家胡焕庸

1935年，民国“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在论文《中国人口之分布》中提出“瑷珲（今黑河）-腾冲一线”，发现此线以西人口约为中国总人口的6%，此线以东人口约为中国总人口的94%。

这条线后来被学界称为“胡焕庸线”。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与中国地理学会于2009年地理学界评选出的“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中，它仅次于“珠峰测量”。

为了纪念胡焕庸线发现80周年，审视中国地理新格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人口学会于11月7-8日在上海联合举办了“中国人口地理格局与城市化未来——纪念胡焕庸线发现80周年学术研讨会”。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胡焕庸弟子丁金宏感慨，近年来胡焕庸线的研究由冷转热，今年到9月就有研究性论文11篇。“胡焕庸线的转热，直接的原因是‘胡焕庸线能不能破’的‘李克强之问’，深层原因则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是否需要、如何实现地域均衡的严峻拷问。”

“胡焕庸线”何以稳定80年

据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城市发展动态》资料显示，历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均显示自1935年以来，中国人口分布格局基本不变。经历了80年时间，中国西北部人口比重虽有小幅增加，但人口比例整体变化不大。

丁金宏也认为“胡焕庸线”在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嬗变中表现出充分的稳定性。通过提取历年的人口密度分界线，研究人员发现随着总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分界线呈现由东南向西北平移的趋势，其中1935-1964年的5人/平方公里线、1953年后的50人/平方公里线和1990年后的100人/平方公里线与胡焕庸线的走势基本重合。

在丁金宏看来，“食物”和“就业”两个基本逻辑可以为“胡焕庸线”的稳定性提供一种解释。“食物是人口分布的面状逻辑。食物主要源于耕地，大规模、长距离的运输是不经济的，所以食物的生产能力对人口宏观分布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这种解释力并不因为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而出现弱化。”

而就业是人口分布的点状逻辑。人们虽然为了追求就业发展机会不断向区域中心点上汇集，但它并不破坏宏观的食物逻辑。“因为农耕条件好的地方往往也是城市发展青睐的区位。这可能是胡焕庸线在工业化过程中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原因。”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则从人口迁移顽健性的角度解读胡焕庸线的稳定性。“人是最活跃的，人口迁移对‘胡焕庸线是否稳定’而言是重要的直接影响因素。”

但从人口迁移规模、迁移强度、迁移流分布三个方面，王桂新却发现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分布模式具有相当的顽健性。为何如此？王桂新解读说，主要源于中国省际人口迁出规模明显依赖于人口规模，而人口迁出逆流的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弱化了人口迁出对人口规模的减少影响，有利于维持原有人口规模的相对稳定性。

此外，尽管人口迁移主要受第二自然要素的影响，但由于人类开发活动下第二自然要素的分布及其影响效果与第一自然要素相对一致，使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人口分布一样，主要受第一自然要素的作用。“人口迁移规模所依赖的人口分布，80％以上受自然环境（由地貌、气候要素构成）影响。而第一自然要素极为稳定，是现有科学技术条件难以改变的。”

所以，王桂新认为尽管1980年代中期以来受改革开放的推动人口迁移日趋活跃，但具有顽健性，并未改变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不易改变的人口分布又决定了胡焕庸线的高度稳定性。”

“从现在人们的科学技术水准、改造自然的力量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发展看，至少从现在起再经历一个或几个‘80年’，胡焕庸线仍然十分稳定，不会发生明显变化。”王桂新如是说。

李克强之问与胡焕庸线之变

2014年底，李克强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

那么问题来了，一方面说要打破（“胡焕庸线”）这个规律，一方面又说“胡焕庸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两者不矛盾吗？

“‘胡焕庸线’是人口分布线，更是一条人地关系线。”在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杨云彦看来，将总理之问简单解读为“突破中国人口分布的现状”可能是一种误读。

他认为，任何的人口分布状况都有其客观合理性，合理的人口分布并不等于绝对平均的分布，也不可能有绝对平均的人口分布。李克强所指的破解“胡焕庸线”应当指的是破解东西地区发展不均衡的“胡线”，而非人口意义的“胡线”。

“突破胡焕庸线，不是狭义的人口分布。”杨云彦表示，不必要也不可能人为地实现人口的机械式平均分布，但总理之问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角度，以人地关系为主线，实现发展的均衡。

“总理之问和‘胡焕庸线’问题的核心在于科学、可持续、均衡的发展，而不是人口绝对的平均化的分布。”杨云彦认为应该按照国土功能区的基本要求，在做好生态脆弱地区环境保护的同时加强对西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推进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基于此，杨云彦认为人口增长差异性、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与“一带一路”战略等可能会对胡焕庸线产生影响。

“这样的话，在人口分布意义的‘胡焕庸线’没有大的改变的同时，地区发展水平意义上的‘胡焕庸线’则有望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变。”他感叹，“不变，寓变之中。”

值得思考的是，胡焕庸本人曾在《中国人口之分布》发表近半个世纪后，于1984年在《怎样理解人口生态，怎样考虑移民西北》也谈及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均衡问题：“平衡应该是指人口与经济的平衡，人口与生态的平衡；合理也应该是指资源的合理开发，生态的合理安排，而不是说人口密度必须各地一样，才算平衡，才算合理。”

本文图片 华东师范大学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