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专栏：翻译家先生们

10月24日，草婴先生以93岁高龄过世了。加上秋天过世的徐和瑾先生，世上又少了一位“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翻译家。这些已逝的名字，包括但不限于傅雷先生、汝龙先生、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管震湖先生、李丹与方与伉俪……

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熟悉的诸位先生，也都老了。包括76岁的郑克鲁先生（我初读《基督山伯爵》是他的版本）、72岁的郭宏安先生（大家都爱他的加缪和司汤达）、85岁的李文俊先生（他那套不朽的福克纳）、73岁的周克希先生。

是的，他们都老了。

草婴先生的谈论里，有些细节很有趣。

比如：他老人家读原文，看十遍以上，吃透后才翻译。这个思路，马尔克斯在谈论他《百年孤独》英译本那位英国先生时，很是喜欢。

比如：他老人家会把译文从头到底朗读一遍，不顺口的地方再修改。这个思路，很像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的做法：每天朗读。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章是用来读、用来听的。

比如：为了保证质量，他老人家每天只翻译一千字。不难理解：要如此细致周到的翻译，确实每天也只有一千字。萝卜快了不洗泥啊。

所以，他老人家的四百万字译本，是一千、一千、一千，慢慢累积而成的。并且，“我所了解的翻译家每天的翻译量都差不多这个量。”

实际上，那一代人，许多都如此。

草婴先生开始翻托尔斯泰，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已在花甲前后了。李丹、方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最艰难时，依然在翻《悲惨世界》。王道乾先生翻杜拉斯《情人》时年过花甲了，所以王小波所谓“无限苍凉尽在其中”。

傅雷先生就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20世纪30年代动过手，十年后又磨过一遭，再过十年，又提炼修改了一遍，言谈之间，还有些惶然。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傅雷先生写信给人时，还自悔没有翻译得更好，归咎自己的问题：

“终究还是读书少。”

稍微了解过傅雷先生学养的人（除了他的译作，我也推荐读一下他的艺术论述、音乐论述，尤其是给《贝多芬传》配的私人贝多芬全作品赏析），都能明白：他觉得自己读书少这句话，多么振聋发聩。

而这是那一代翻译家的自觉。

那一代的大师们还有个特色，即，有一种责任感。半个世纪前，王小波最推崇的两位翻译家之一，查良铮（也就是穆旦）先生如是说：

“有时逐字‘准确’的翻译的结果并不准确。……译诗不仅要注意意思，而且要把旋律和风格表现出来……要紧的，是把原诗的主要实质传达出来。……为了保留主要的东西，在细节上就可以自由些。这里要求大胆。……译者不是八哥儿；好的译诗中，应该是既看得见原诗人的风格，也看得出译者的特点。”

傅雷先生抱持类似的意思：“理想的翻译，应当是想象作者用另一种语言，将此书再写一遍。”

所以翻译是无止境的活儿。众所周知，音韵与节奏是无法翻译的。比如爱伦坡的诗《致海伦》中，两句：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翻译出来：荣耀即希腊，宏大即罗马。

但懂得英文的自然明白，这句子里面glory与Greece、grandeur与Rome之间，有好听的音韵对仗，然而这是无法翻译的：懂英文的自然懂了，不懂的便是没法子。

与此同时，背景知识也无法翻译。博尔赫斯的名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里面的主角是个中国人，他的祖先写了一个迷宫般的，比《红楼梦》还庞大的小说。妙在那位中国主角的名字叫做Yu Tsun，读作雨村。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能敏锐感觉到，这里是在开《红楼梦》里贾雨村的玩笑，但跟没读过《红楼梦》的人，这个细节可怎么解释呢？

至于诗歌，更是要命了。许多时候，只好怪祖宗造字，没造好适配的词。与原诗珠联璧合、意韵皆衬的翻译，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了。翻译家们的痛苦在于：他们都学养丰厚，对原文语言和母语越是熟悉，对原作者越是崇敬，翻译时的惶惑感愈重。因为，语感敏锐，便自然清楚译文与原文恢恢乎其间的细微区别，而许多时候，这些缝隙不是单纯的炼字可以弥补。

王小波《我的师承》认为，了不起的译诗者们给出的，是最好的文体和语言。确切地说，是再造了文体和语言，确实如此。或者说，只要翻译，绝大多数时候，是没法完美的。所以翻译永远只是在“无限逼近完美”中行进。而越是钟爱原作者的译者，越会紧张，怕无法还原。

所以，伟大著作的翻译总是很慢、很细、很累人。因为上一代了不起的翻译家，更多本身是出色的文人学人，只是凑巧翻译了作品而已——例如萧乾先生、杨绛先生、傅雷先生，等等。

如是，了不起的译本既是如此艰难，就有个问题了：慢工出细活，可是怎么活呢？须知，草婴先生翻译他那数百万字托尔斯泰期间，是个自由职业者，没有单位，就靠稿费生活。一天一千字的进度？

三年前，《北京晨报》问过郑克鲁先生：当时翻译一本书大概能赚多少钱？郑克鲁的回答很洒脱，原话：

“当年比今天还是高多了，千字7元钱，一个中篇能赚420元，相当于半年多的工资，所以大家都爱干，相对价值比今天要高100多倍吧，其实这比当初还算低的，我听说，水夫先生当年翻译《青年近卫军》时，用稿费在北京买了一座四合院，放在现在，普通人恐怕几辈子也买不起。”

但那是过去的事了。您知道：到了21世纪，李文俊先生翻译的全本福克纳，千字60元。所以两年前，他得到千字百元的稿费时，还对媒体说这是“照顾我们这些老翻译者”。

这就是翻译家先生们的生活了。

他们中许多人做翻译这事，是秉持着爱与情怀（那时候，“情怀”这个词还没被糟践成现在这样），许多翻译家伉俪，比如李丹、方于二位，可以翻译一本书长达半个世纪。心血锤凝，而成杰构，中间还要经过许多莫名其妙的摧折（李丹先生故于1977年，身体是此前十年里弄坏的）。而到了这一代，他们的译本惠及天下，自己却并没得到太多相应的好处；到了2015年，翻译的价码，大致已经到了让译者无法维持尊严生活的境地。

所以早年，草婴先生听说上海要将“翻译家协会”改成“翻译工作者协会”时，甚为不满。听起来很有些书生气，但我确实理解，也衷心赞同这一点。对那些呕心沥血的先生们而言，他们付出太多而所得甚微，却怡然自得者，也就是这点尊严和情怀。老先生们要的，也许不过就是“别把我们当个普通工匠使唤”，而已。

谨此向翻译家，尤其是诸位在暗夜中传火，为世界照亮某些角落的老翻译家们，表达我的敬意。